简论唐三彩及其辨伪方法

[摘要]唐三彩是以黄、绿、蓝、白等多种釉色烧制而成的质地坚硬、色彩缤纷的釉陶器。作为一种成熟的陶塑艺术,唐三彩不仅反映了唐代陶瓷工艺的成就,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文化面貌。作为文物,唐三彩的辨伪问题已成为当前陶瓷研究的热点。

[关键词]唐三彩;釉陶器; 辨伪方法

[中图分类号]K87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0)14-0038-03

唐三彩是以黄、绿、蓝、白等多种釉色烧制而成的质地坚硬、色彩缤纷的釉陶器,是唐代陶器生产中异军突起、一枝独秀的釉陶艺术品,也是中国陶瓷艺术史上的一朵奇葩。唐三彩主要出土于西安、洛阳唐墓,在北方的山西、甘肃,南方的江苏等地也有一定数量的发现。

唐三彩是釉陶,其胎体以粘土制成,胎质坚实致密,硬度高,釉色以铅和石英配料为溶剂,数种金属氧化物釉料为着色剂,其中主要是以氧化铜、氧化铁、氧化钴等呈色为绿、黄褐、蓝色的金属氧化物为着色剂烧制而成。三彩呈色是利用溶剂在器物烧制过程中的流动性使着色剂在溶剂中流动、交融、浸润,使之自然形成黄、赭黄、翠绿、深绿、天蓝、褐红、茄紫等二色、三色及变幻多彩的色调,使釉面出现绚丽斑斓、光泽夺目的色彩。

唐三彩为两次烧制的成型器物,先需在1100℃的高温下烧出素坯,然后在已成形的胎体上施釉,再经900℃的低温烧成。三彩釉的主要成分是硅酸铅玻璃,在烧制过程中熔融向下流淌,使各种色素由此产生由浓到淡的层次变化。烧成后的三彩胎釉结合度好,釉面光彩夺目。唐三彩的动人之处就在于陶塑与釉面完美结合而产生的一种皇华贵的艺术气氛。

唐三彩的制作及艺术表现手法有捏塑、模塑、雕刻和贴塑等方式。捏塑多用于不同神态的人物塑造;模塑多用于有鲜明比例特征和一律性的马、骆驼等动物的塑造;雕刻是成型艺术中不可缺少的一环,常用于捏塑、模塑品制成后形象轮廓及细部结构的精心雕琢;贴塑是将模印的花卉及其他形象饰件贴于器物表面,以装饰器物。贴塑以花卉图案为多,特别是莲花纹图案。莲花纹图案的通常做法为:在花卉中心塑一带中心瓣的花蕊,然后围绕花蕊整齐匀称地排列花瓣,花瓣层层相叠,栩栩如生,饱满生动。以河南洛阳市博物馆馆藏洛阳金家沟出土的三彩莲花纹罐为例,此罐圆鼓腹上的莲花纹花瓣依圆心花蕊呈放射状,花瓣六出,每瓣内、外各三层,层次变化丰富,刻画细腻,纹饰精巧,生动活泼,表现了极高的艺术水平。三彩生活器装饰性雕塑以常见的凤头壶最为典型。凤头壶的造型为直口,口下塑一凤头,凤嘴为壶流,其下为束颈椭圆腹和喇叭形撇足,凤头后部至腹上部连一弧形柄,壶腹上贴塑武士、乐师及异兽形象。凤头壶的造型风格源自西域,它不仅表现出高超的艺术水平,也反映了唐朝与西域等外界文化交流的面貌。

唐三彩是唐代厚葬之风的产物。唐代曾在门下省设置甄官署,专门负责宗室陵墓所需明器。唐代厚葬之风兴盛,“王公百官竞为厚葬,偶人、像马雕饰如生,徒以炫耀路人。本因心致礼,更相扇慕,破产倾资,风俗流行,遂下兼士庶”。①《唐六典》记载有当时殡葬用明器的数目,三品以上可多至90件,九品以上可多至40件。“其余音声队与童仆之属,威仪服玩,各视生之品秩。”唐朝一度规定:“文武官及庶人丧葬,三品以上明器九十事,四神十二时在内……五品以上明器六十事,四神十二时在内。……九品以上明器四十事,四神十二时在内……庶人明器一十五事。”②而实际上随葬品无论数量还是其他方面往往都超过了这一规定。从考古发现的纪年唐墓来看,作为一种随葬品,唐三彩盛行于唐高宗至唐玄宗时期(650～756),唐开元、天宝年间(713～756)是烧制三彩陶器的高峰时期,这一时期的三彩器不仅产量大、质量高,而且造型多样、色彩绚丽。

唐三彩造型各异、形式多样,总括可分为日常生活器皿、像生俑和居室用具三大类。日常生活用具有瓶、壶、罐、钵、杯、盘等十多种,其中每一种又有多种样式,如瓶就有双龙耳瓶、双系扁瓶、花口瓶、洗口瓶、细颈瓜腹瓶等式样。像生俑中人物有文官、武将、贵妇、男女侍俑、胡俑、天王俑等,动物有马、驴、骆驼、猪、牛、羊及鸡、鸭等。居室及各种用具模型有亭台楼阁及各种房屋、车、柜等。所有器物都依照现实生活塑造,是现实实物的写照。器物所施釉彩有黄、绿、蓝单色,白底蓝彩,绞胎装饰和施三彩等。施釉时,用不同釉浆在胎面上按图案设计的要求巧妙搭配,其中动物俑均施三彩,生活用器既有单彩又有三彩,碗、洗常见施黄绿单彩,单色蓝彩以小碗为多,绞胎器仅见于长方形枕。唐三彩以塑造人物和马、骆驼等动物见长,这些像生俑三彩器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盛唐社会的精神风貌。唐三彩人物俑不仅塑造了文臣、武将、贵族等上层人物的形象,也塑造了仆夫、武士、商队、乐队、侍女等中下阶层人物的形象;与此同时,还塑造了当时在中国生活的亚、欧、非洲等许多国家和地区人物的形象,其中有肩背货袋、手执水壶的波斯商贩,高鼻深目、蓄络腮胡须的西域马夫,有金发碧眼、身穿丽服的白人少女,也有表现黑人形象的昆仑奴。

出土有三彩器的著名唐墓有“昭陵陪葬郑仁泰麟德元年墓,献陵陪葬虢王李凤上元二年墓……西安东郊红庆村独孤君妻元氏长庆三年墓,乾陵陪葬永泰公主神龙二年墓,乾陵陪葬懿德太子神龙二年墓,乾陵陪葬章怀太子神龙二年墓……以及西安西郊鲜于庭诲开元十一年墓等等”。③这些墓葬中出土了一大批具有代表性的唐三彩作品。

唐代三彩器中具有代表性的三彩像生俑在题材组合上基本继承了隋代奠定的风俗。隋代墓葬陶俑在题材组合上分两部分:一部分为起镇墓作用的镇墓兽、武士俑和十二生肖俑,即文献记载的“四神十二时”;另一部分是以牛车为中心的墓主人出行场面,包括男女侍俑、仪仗俑等。这种组合基本奠定了唐代陶俑的设置格局。唐高宗、武则天时期,题材组合略有变化,起镇墓作用的镇墓兽、镇墓武士俑没有多少变化,以牛车为中心的出行图则逐渐消失,代之而起的是用于标志身份、等级的鼓吹仪仗俑。鼓吹仪仗俑包括步行俑和骑马俑两类,以男立俑为主,永泰公主墓等个别墓葬出土有女立俑。各种俑均担负不同的职责,武士俑负责警示和保卫,鼓吹俑演奏乐器以烘托出行气氛,男、女立俑照顾主人生活。盛唐时期继续保持以马、骆驼为中心的出行仪仗,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变化之一是侧重世间享乐生活的歌颂,出现房屋、亭台模型及反映社会生活的组合俑,如鲜于庭诲墓出土的流动乐队――驼载歌乐三彩俑等;④变化之二是墓中出现了反映墓主人肖像的内容,其墓主人多为女性,西安王家坟村第90号唐墓出土的三彩女作俑,发髻高耸,面庞圆润,略带微笑,雍容华贵,其姿态与侍俑相距甚远,表现的即为墓主人肖像。⑤

至于墓葬中俑像的布置,隋代将“四神十二时”多摆设在墓道或墓室前面,迎门而立,镇墓兽在前,武士俑在后,十二生肖俑分布墓室四周,并按子鼠、丑牛的干支顺序排列。墓主人出行场面包括男女侍俑、仪仗俑等多分布在墓室中心或稍后。这种排列组合的格局奠定了唐代墓葬俑像排列组合的格局。唐代出现的鼓吹俑,多出自墓室前面的小龛内。以甘肃秦安县杨家沟唐墓为例,其时代与章怀太子墓属同一时代,三彩俑类的造型手法与艺术形象具有明显的盛唐作风,其俑像排列组合为“武士俑、事吏俑、侍俑和镇墓兽均放在墓室内,而骑马俑、牵马俑、牵驼俑以及马、牛、羊、骆驼、猪、狗、鸡等则放置于耳室内”。⑥

唐三彩以像生俑的塑造最具代表性,唐代艺人写实技艺高超,塑造的三彩人物俑不仅能使人体结构、体质、服饰等外在形式刻画得恰到好处,而且还善于细致入微地描写人物性格和人物的内心世界。

唐三彩女俑有贵妇、侍女、老妪、少女等,刻画的人物性格有的开朗,有的若有所思,沉浸于思念之中;刻画的人物容貌有的朱唇红颊、丰艳娇美,有的曲眉夹颊、体态轻盈。如鲜于庭诲墓出土的女俑,面颊浑圆,下腮重叠,嘴角处有两酒窝,流露出庄重的微笑,刻画出一个悠闲自得的贵妇形象。史思礼墓出土的抱鸭壶少女俑,脸庞丰满,头梳边髻,眉眼修长,身着窄袖长衣,袒胸屈右足,抱一鸭或长颈壶,放置于右膝上,刻画出一个对未来怀着无限憧憬的纯真少女的形象。

唐三彩文官俑在相同的装束下刻画出不同的内心世界,如鲜于庭诲墓出土的三彩文官为一年轻文官,双手执壶拱立,长袍博袖,面貌端秀,风度儒雅。咸阳豆卢建墓出土的文官俑年龄较大,其表情外貌恭敬、内心叵测。

唐三彩武士俑不从正面表现马战搏斗的力敌万夫的武士形象,而是着力渲染其静立凝思的一刹那静态形象,如豆卢建墓出土的武士俑不着裹甲戎装,而是高冠阔袖,以其高挺的胸脯,粗壮的腰围,圆睁的双目表现出赳赳雄姿和虎虎生气。郑仁泰墓出土的狩猎俑,⑦狩猎武士所骑骏马作奔跑暂停时的静立状,武士紧踏马镫,沉着机智地利用这一刹那的时间,作侧转仰视空中飞翔猎物张弓射箭状,于静态中展示动感。

唐三彩动物俑的塑造在其准确造型和表现神骏矫健的性格方面同样达到了精美绝伦的程度。如鲜于庭诲等墓出土的三彩马,造型昂威健壮,四蹄轻捷,或昂首向前,或低首返顾,或悠然静立,胸前和腹上都有华丽的金铃和精致的垂饰装饰。刻画善于负载、能行千里的驼俑,无论立跪还是载人载物,都轩昂生动、气魄雄伟。郑仁泰墓出土的驮俑,造型为缓缓前行状,驼背双峰间架有鞍架,架上置椭圆形花袋,袋上横置丝绸两卷,还有一只狮子蹲于袋上。独孤夫人元氏墓出土的驼俑,两前腿跪地,翘尾张嘴嘶鸣,形态逼真传神。

唐三彩像生俑具有以下特点:人物俑人体结构匀称协调,体质、服饰刻画恰到好处,表现人物性格和内心情感细致入微;马俑造型准确,神情矫健,于丰满的形体中透出柔美的气韵;骆驼俑无论立、跪,或载人、载物,都刻画得稳健舒展,轩昂生动,与穷理尽性中尽现沙漠之舟的雄伟气魄。除此,唐三彩最大的特点在于,在物象的相对静态中着力刻画物象的内在情感,使物象呈现出一种鲜明独特的个性和韵味深长的艺术风采。

概括而言,唐三彩具有如下特点:一是陶塑艺术既不像汉代宫廷艺术那样偏重于事物的形貌,也不像魏晋六朝军阀贵族艺术那样专注于内在心灵的思辨,而是注重对有血有肉的人间现实的再现,颇具生命活力和沸腾情感。二是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唐代中外文化交流的面貌,即与以物质交流为主的汉代文化交流不同,唐代更侧重于精神文化方面的交流。通过丝绸之路进入中国的音乐、舞蹈、服饰,在三彩陶俑上突出表现出“胡化”的特点,陶俑的小袖窄衣,女子着男装骑马出行,男装着翻领皮衣,戴蕃帽及域外风格的驼、马、胡人俑,甚至来自非洲等地的黑人俑更是司空见惯。三是唐三彩陶塑艺术的成熟,与唐代经济文化的繁荣息息相关。唐代各种艺术门类人才辈出,对整个艺坛影响深远,唐三彩陶塑在这种文化艺术环境熏陶下臻于成熟,已是顺理成章之事。在技术上,唐三彩表现出的特点在于唐三彩艺术的成熟,与唐代铅釉制作工艺的发展密切相关。以多色釉为特征的唐三彩在同一器物上施绿、黄、白、蓝等色釉与不同图案的器物巧妙搭配,经过烧制使之呈现出五彩缤纷、光彩夺目的美感和皇典重、极态尽妍的风韵。

唐三彩的辨伪除要掌握三彩器整体风格和以上所述的特征外,还要看器物胎质和釉面状况。唐三彩胎质坚实,由于烧制的泥质不同有白、土红、肉红等不同的颜色,釉彩淋漓活泼,光泽温润柔和,釉面布满细密自然的开片,开片反翘,局部有镉黧光反射斑。以上面提到的洛阳金家沟出土的三彩莲花纹罐为例,可以领略生活器具类唐三彩的风貌。该器通体施釉,雕饰及盖上点黄绿彩,釉色相互晕化,垂滴错落,彩釉装饰富丽堂皇,反映了唐三彩的典型风貌。

唐三彩的作伪有近100年的历史,其数量在古陶瓷中较多,伪器的制作,起于20世纪早期的传统做法是器物“烧成之后再做旧,一般是用墓土包裹摩擦,力图使泥汁浸入釉表和胎泥中,由要用龙须菜熬汁刷洗,反复多次”,使器物有“土咬水浸”的痕迹。⑧目前,唐三彩的伪器从器物类型上看,各种器物都会出现。从胎质上看,有的质地坚实,有的质地疏松,器物分量轻重不一;从整体造型和装饰图案看,有的精,有的粗,但总难逃模仿痕迹;从釉面看,都作出开片,但是有的较大、较粗,很不自然,有的则细密。与自然开片极其相似。这其中还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为器物经化学物质处理,使之除去新釉面的强光,但这一处理的结果是器物釉色灰暗,光泽尽失;另一种为在开片上下功夫,使之与经历漫长岁月的古器物釉面的自然开片接近,但仔细观察这种开片缺乏唐三彩釉面开片那种均匀自然的反翘。此外,有些伪器虽然在器物表面的局部作出银灰或暗灰色仿镉黧光斑痕,但此种斑痕僵硬,与古器物上的镉黧光反射斑在质感上有一定差距。贴花装饰上,由于一些作品工艺较为低下,花瓣层次感差,所施彩釉往往缺乏唐三彩釉色的浸润晕化现象,从而使花卉雕饰担负不起主体装饰的任务。

唐三彩的作伪随着收藏者和作伪者认识水平的提高,作伪者工艺技术水平的改进,器物作旧手段的多元化发展,伪器的形态与真器物将会日益接近,作为一个常变常新的课题,它将一如既往地要求文物研究者和文物收藏爱好者以全新的眼光审视文物市场上新出现的各种三彩器物。

[注释]

①《唐书》卷45。

②《唐会要》卷38。

③冯先铭主编:《中国陶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348页。

④马德志、张正岭:《西安郊区三个唐墓的发掘简报》,《考古通讯》,1958年第1期。

⑤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西安西郊中堡村唐墓清理简报》,《考古》,1960年第3期。

⑥李怀顺、黄兆宏著:《甘肃考古概论》,甘肃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05页。

⑦陕西省博物馆等:《唐郑仁泰墓发掘简报》,《文物》,1972年第1期。

⑧王健华:《唐三彩作伪的历史》,《文物天地》,199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