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没地”的回响

村民与摄影家，吃住在一起，一起拍照，一起交流，不规定不设计，会得到怎样的影像？29位村民，80多位摄影家和艺术家，在西北山村上圈组为期数月的影像实验，形成了在北京今日美术馆举行的大型展览和一本厚达700页的图书《隐没地》。仿佛石子投入水中，在这个活动以及展览的前前后后，网络上传来各路声音，有褒有贬有主观有客观，更引发多方面的思考：剥离内容，进入影像本体的相关讨论；或是从展览和图书所呈现的文本延展出去，关涉到更广阔的社会学或美学话题，作为一个影像实验，这样的效果应该正是目的所在。这层层讨论之声，又在主创者心中引发了何种回响？

照片选自图书《隐没地》中“我喜欢……”村民个人选择影像单元。

Q：也许不能用简单的标签去形容这个项目，但姑且说来，所谓“跨界”的方式，近年来在各种领域都有，上圈组项目，现在你看来其着实的落脚点在哪里？

A：就像你说的，我们的确不应该用简单的标签来定义上圈组这样相对复杂的实验项目。我想，这也许是人们为了寻求某种新的可能性而作的努力，或在不同艺术门类的相互交叉部分中发现什么，或是通过不同艺术形态对同一事物的不同表达，使我们对该事物的认知与理解更加丰富。上圈所在的宁夏西吉县，是中国作协命名的全国首个文学之乡，这里有许多农民作家、诗人，西吉一开始就有把文学与摄影结合在起来做活动的诉求。我们也在想，当今的新媒介时代，跨界往往是正常的，固守以往传统的疆界却显得不正常。

我们试图改变一下以往文字作为图说的补充阐释，或者图片作为文字的某种补充佐证，在文字与图片之间建立互文关系，而不是相互解释的从属关系。影像只完成对空间关系的表达；有关上圈的历史和生存状态，交给口述文字和村民问答；关于上圈体验的心情和感悟，交给文学最恰当。《隐没地》这本厚达700页的书，文体结构显得相对复杂，也是基于跨界或越界的考虑。从影像本身说，这样做是给摄影减负解压，不让它承载那么多不属于它的功能，离开传统社会学意义的直接对应性，进入参与者精神面关于视觉呈现的范畴，其实也是对社会学的另一种丰富和拓展。但是做到没做到？做得怎么样？这是需要进一步外分析与批评的。

Q：摄影人与摄影有多种不同关系，你期待上圈组项目给哪些摄影人带来怎样的启示？

A：从越界到实验、从活动到展览、从行为到文本等诸多方面，都可以去讨论研究，其中最重要的部分应该还是村民影像。最初我们并没想过那么多前置性意义，所谓启示，也只是在活动过程中得到了一些收获。这个项目源于中国摄影家协会展览中心“寻找农民的视角”活动。我们把卡片机发给村民，两天过后，村民影像里那种鲜活与自由的视觉呈现，令我们意外和感叹，所以我们也就很自然地从村民的视角分析，落到了他们的影像考察上。

中国摄影家协会副主席李树峰先生对上圈的艺术家影像和村民影像，提出了一个很有见地的观点，他的大意是说这是“受规训与未被规训”之间的一种影像关系。“规训”这个词具有纪律、教育、训练、校正、惩戒多种意蕴，摄影的经验积累常常给我们带来了许多自我约束，而“未被规训”是指那些没有经过训练的视觉天性反应。上圈的村民影像里所呈现出来的松弛、鲜活、自由、无拘无束，对自己生活场域里各种细节的直接反应能力，对我们触动很大，或许我们摄影人应该想想长期被“规训”的过程，我们失去了什么？我们也可以看出，专业训练中的许多图式方式，我们曾经以为是后天训练的结果，但许多东西早就包含在人们视觉天性之中。由此我们可以想到许多，比如，摄影到底是向内求还是向外求的过程？现在摄影人大多都是向外求的，求器材，求旅行，求技术，求方法……但上圈的影像实验告诉我们，影像的真谛恰恰是发自内心的。外求的过程只是为了发掘、引导和强大内在的视觉天性，而不是远离。

对上圈村民影像的认识，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这是一个编辑选择的结果，体现的是一种二度创作式的重新选择，村民只是一次直接的照相体验，不是艺术范畴的自觉创作，我们没有必要拿它与艺术家影像做谁优谁劣的价值判断，也没有必要给予这些影像所不能承受的过度评价，这是编辑与策展人的一种结构方式。从后现代解构理论的角度来看，在打破了艺术与非艺术的界限后，还可以获得另外的认知与思考。

Q：图书中和展览上，很多村民的照片是黑白照片，村民拍摄的彩色影像是怎样的？

A：其实，在展馆中许多村民影像的旁边都挂着块小屏幕，里面把这位村民拍摄的全部彩色影像从头到尾不停地播放。在讨论村民影像呈现方式的时候，策展人陈小波非常强调对部分村民的影像全部呈现和彩色还原，让观众看到一个彩色的上圈，也可以看到村民拿起相机的拍摄过程和拍摄视角。比如，李文忠老汉拿到相机，先去拍了村里的学校，然后拍清真寺，接着拍自己的家人、物件、房子，最后是田地风景，等拍了一大圈，又去关注一些他感兴趣的其他东西。在那些不同的屏幕里，我们看到了不同关注点和许多近似有共同性的视角，挺丰富的，也值得深入研究。我们也曾考虑过选几位村民，把他们的照片全部打成小片展出，但是受场地限制和从展示效果的因素考虑，特别是感觉这样大量的文献可能只有很少的专业研究者感兴趣，也就放弃了这样的想法。至于展览的大照片和书中，采用黑白方式呈现，平行并置村民与艺术家的影像，是试图体现某种相对中性的表达关系。上圈村民影像还会编辑到其他的书里，办不同的展览，那时候大家也会看到村民影像的彩色呈现。

Q：这个项目让参与的摄影家体会到“回归本心本性”，那么为什么实际情况中，很多创作者在自己的生活中却往往失去了“本心本性”？

A：我们对参与项目的摄影家不作任何内容和主题的规定，也不作数量和时间上的要求，完全根据摄影家的内心发现和需要进行独立表达。这种无限制的前提，比较容易使大家进入相对自由的拍摄状态，也就相对容易回到“回归本心本性”的个性释放与内心表现。实际上人都存在某种“代言心理”，也就是替别人说话时更能豁得出去，特别是这个“别人”具有“多数认同”或者“民众代言”性质的时候，大家更是具有道德优势，更容易理直气壮地进入“公理”的代言表达。而往往对自我主张的发现和自我内心的需求，常常被认为是各种不好意思的“私意”和危险，在表达的时候进行粉饰，时常扭曲真正的诉求。这是为什么？因为这样安全，这样可以在“众多”里不被伤害。我们想想上苍赋予每个人不一样的头颅，我们却重复着大多数人的一样“公共经验”或是“公知诉求”，作为处世哲学我们无可厚非，但进入艺术创作显然就限制了回归本心本性的发现与表达。

我们摄影界一个长期存在的误区，是相对注重那些 “公共经验”，注重条条框框的技术技巧，反而让自己的本心本性被“公共愿望”和技术技巧所湮没了，没有了童心未泯的鲜活与个性。还有就是功利心作怪，摄影的目的不是拍出好照片，过于片面的追求参赛获奖。长此以往肯定会失去本心本性，对于普通影友这个层面来说，最主要的影响是对“美”的认知单一化。上圈组的实验也好，藏策提出的“元影像理论”也好，项目的执行团队也罢，就是希望能够多少改变一点这种局面。

Q：作为项目的发起人，展览过去，你心中有怎样的回响？

A：前两天在新浪微博上看到网友发了这么一个帖子：“当下中国的摄影批评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文化批评，试图从外部和它者界定摄影的价值和意义；二，道德批评，试图用道德通识审判摄影行为；三，玄学，用生造的名词或生拌其他学科的专业术语故作高深。这三者的共通点是，都能博取廉价的欢呼与膜拜，却阻碍了我们对摄影自身的认识与发现的判断”。这个帖子说得非常好，针砭的不仅是中国摄影批评的问题，也是我们考察集体性摄影行为的一把尺子，我们的确应该回到对摄影自身的认识与发现的判断中，去研究摄影、摄影理论、摄影行为，回到摄影本体和本心本性的发现里去思考。作为项目的发起人，展览过去，我心中有的回响恰恰是对上圈项目的反思与继续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