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永恒的斗争:市场与国家,自由与干预

中图分类号：F123 文献标识：A 文章编号：1009-4202(2011)06-000-02

摘 要 纵观西方各国的经济以及经济理论的发展史，我们可以看到，关于自由主义和国家干预主义的争论从来都没有停止过，只不过在某些阶段，自由主义占主导，另一些时期则是国家干预主义执牛耳。西方经济以及经济理论的发展经历了从“市场到政府再到市场再到政府……”的演化路径。这两种思潮或政策的消长、演变及发展不管是对于当今的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 国家干预主义 经济自由主义 市场经济 凯恩斯主义

自经济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以来，在200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其理论主线一直没有离开过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在古典经济学时期，就有了经济自由主义和国家干预的两种理论分歧及其不同的政策主张，整个20世纪西方经济学理论演进的重大事件就是30年代凯恩斯革命和60年代以后新自由主义的兴起。

21世纪经济社会的新变化和当前金融危机在世界各国的蔓延，使亚当∙斯密和凯恩斯的纷争又起，不论是经济自由主义还是国家干预，在关于这场金融危机的深层原因的讨论上都受到人们的极大关注。从经济思想史来回顾经济自由主义和国家干预理论的渊源及其发展，对于我们重新审视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之路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从重商主义到古典经济学

重商主义产生于15世纪，全盛于16、17世纪，衰落于18世纪下半叶。重商主义后期正是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的兴起时期。从货币即财富、财富即货币的货币财富观（亦即金属主义的货币本质观）出发，重商主义者提出了一套以论证借助国家干预经济、开展以邻为壑的国际贸易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为宗旨的理论和相应的改革主张。

古典自由放任的经济思潮产生于“重商主义”中，随着原始资本的膨胀及大机器生产带来了空前的利润，古典自由放任的经济思潮逐步兴起，“看不见的手”成为市场主宰。古典经济学研究的出发点是利己主义，主张经济自由，以证明资本主义制度完美无缺。其主要观点是市场经济通过价格机制这一“看不见的手”而有效发挥作用，因此，国家不应干预经济活动；国家的主要职责是维护社会安全，以及提供维护贸易自由和私人财产自由的法律体系，即国家应充当“守夜人”角色。

二、从新古典经济学到凯恩斯主义

应该说，新古典经济学和古典经济学在经济自由主义思想上是一脉相承的，它们的区别在于，新古典经济学用边际分析方法把市场经济变成了可以达到一般均衡的市场模型，只要有自由选择的竞争，价格作为手段就可以保证充分使用经济中的所有资源，这样是不需要政府作用的，因此，新古典的价格理论（微观经济学）仍然支持着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

20世纪30~60年代凯恩斯经济学和政府干预理论成为西方经济学的主流，在于当时的时代背景。1929~1933年那一场由经济危机带来的全球性灾难引发了人们对自由放任经济和自由主义哲学观的重新审视，在资本主义市场体制上，自由主义与国家干预似乎在这里也成为一个分水岭。毫无疑问，20世纪30年代空前的经济萧条为凯恩斯经济学登上历史舞台提供了机遇，凯恩斯以就业不足均衡来反对传统的经济自由主义者奉为圭臬的完全竞争条件下充分就业均衡的理论，提出国家干预主义学说以及与此相匹配的一整套财政和货币政策，长期以来成为欧美国家政府制定经济政策的重要参照，并在事实上使得欧美国家走出经济衰退的阴影并带来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第二个黄金时代。

三、从新自由主义到新凯恩斯主义

20世纪70年代之后，凯恩斯的需求管理和宏观总量经济学不能解释西方发达国家中“滞涨”现象而遭到越来越激烈的攻击，代表新自由主义的各种学派应运而生，如以哈耶克为代表的新奥地利学派、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主义学派、以卢卡斯为代表的理性预期学派和以拉弗为代表的供给学派等，它们都力图恢复经济自由主义在经济学理论中的正统和主流地位，从学术思想渊源来看，它们都来自古典主义的自由主义及其哲学观。以理性预期学派为例，这一学派在力主经济自由主义、反对凯恩斯主义国家干预理论和政策的同时，还提出了政府政策无效论。他们笃信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认为政府的过多干预是引起预期误差的外部干扰之一，它扰乱市场信息，破坏市场机制，强化公众的防范心理，导致经济混乱。预期通货膨胀的出现就是明证。

20世纪80年代，为回应所谓“凯恩斯主义理论危机”，克鲁格曼和斯蒂格利茨等一些经济学家基于新古典主流经济学的理论模式，强调市场的不完全性，强调政府对市场的适度干预，同时在一些基本理念上赞同凯恩斯学说，因而学界把他们称为“新凯恩斯主义”。以斯蒂格利茨为例，他从新的视角来认识所谓的市场不完备性和市场失灵问题，他将与公共物品、外部效应等因素相联系的市场失灵称为“传统的市场失灵”，而将以信息不对称、道德风险、成本、不完备市场等因素为基础的市场失灵称为“新的市场失灵”，进而对政府干预经济的思想进行了较为系统的阐释，提出了市场失灵的普遍性、提高政府效率的途径和政府与市场相比较的相对优势。

四、金融危机的反思

在20世纪结束前的二十年间，新凯恩斯主义挑战主流经济学和经济自由主义并没有产生多大的影响，真正让斯蒂格利茨和克鲁格曼成为名人的背景是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以及20世纪末IMF等国际机构给拉美、东南亚等发展中国家开错药方（“华盛顿共识”）。这些事件使人们不得不反思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模式，不得不反思在转轨和改革过程中全面推行自由化、市场化和私有化的经济政策在这些国家的有效性。

当前源于美国而蔓延世界的金融危机，不论从经济运行层面还是从经济制度层面来看，都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基石――经济自由（即理性人自由选择）和市场均衡提出了挑战。不论是以经济人为假设的亚当斯密的古典经济学，还是以一般均衡为基础的新古典微观经济学，以及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理性预期学派，他们的理论都认为以经济自由和以私有制为基础的个人选择的市场制度是最有效率的，由于理性选择和利益主体之间的博弈使得市场最后会自动收敛到最佳的制度安排。但是，市场经济真的那么完美吗？

五、政策建议

基于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世界金融危机，兼及西方历史上市场自由与政府调控此消彼长的关系，表明市场自由与政府调控并不是矛盾对立的，应当采取辩证统一的态度。我国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同样面临如何正确处理两者关系的问题。因此，国家干预主义与经济自由主义及其相互关系的一些有益理论和政策主张，对我国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首先，加快培育和发展市场体系，使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能够发挥基础作用。我们还可以借鉴西方国家关于公平、公正、公开和诚信的市场规则，以便形成我国具有整体功能、规划健全、统一开放、运行有序的市场体系。

其次，进一步健全和完善政府宏观调控体系，提高宏观调控的水平和质量。市场不是万能的，当市场调节无法实现社会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平衡问题时，就需要通过国家的必要干预来补充、协调和引导市场机制，做到国家干预的合理、适度和有效，既要避免干预的不足，又要防止干预的过度。

最后，国家应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制度因素中协同决策，尤其要给对外经济的顺利发展创造条件，以保障市场经济和宏观调控的同时实现。

国家干预与自由主义经过几百年的争辩，虽此起彼伏，却相辅相成。国家干预与自由主义的盛行都离不开特定的坏境，在不同的环境中它们按照历史的规律发展着。但是，要想使经济、社会更好地发展，我们就不能把两者对立起来。只有让其相互交融、互惠互利地存在，让“看不见的手”与“看得见的手”完美地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结合，才能更有利于经济的平稳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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