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纪录延伸到音乐[下]

时间:2022-05-08 05:58:02

从纪录延伸到音乐[下]

闫;我发现民族音乐是您现在关注最多的东西。您很喜欢民族音乐吗?

刘:我是从着迷于纪录片.结果又变成了一个民间音乐乐迷的。

这事说起来是一个意想不到真实的经历。这个经历对于我,那是一种缘分,是我的福气,是我要为之心怀感激的一种东西。实际上,在此之前我根本没有注意到什么民歌.更没有关注到少数民族的民歌。

传统文化在消失,少数民族文化也在消失,但和汉文化相比,少数民族的声音很弱小,只要我们不去理他们,少数民族文化在5到10年时间里就有可能完全消失。我们谁都没法阻挡时代前进的脚步,但我们要尽力,也有责任保持文化的多元化。

关于“云南民族文化传习馆”

馆长:田丰.中央乐团一级作曲家,以前一直从事交响乐创作。

1993年11月,田丰带着水利工程兵某部捐赠的十万元人民币,在距昆明30公里地的安宁市境内开办了“云南民族文化传习馆”。传习馆的师生是田丰从云南边远村落招集来的农民。教员都是当地有威望的少数民族民间艺人,他们大多不会说汉话或写汉字。学员是和教员同族同村的年龄在16―20岁的年青人。传习馆的教学方式,是通过教员向学员口传身授,把云南各个民族有悠久历史的音乐歌舞继承保存下来。凡是来到这里的师生.都不交学费,由传习馆提供他们的吃、住、并发给一些零花钱。传习馆的经济来源则完全靠田丰个人向社会集资。传习馆的开办引起了社会的关注,有人把它称为“中国第一馆”。2000年6月.云南民族文化传习馆因陷入经济纠纷而被迫解散。

云南民族文化传习馆从1993年筹建到2000年3月解散.历时7年。是我国第一个以保护保存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为主旨、完全由个人操办并完全依靠民间力量生存.主办人和民族学员长期都生活在农村的学校。

闫;当时是什么因素使您开始关注这样一件事的?

刘:1994年我为中央台拍片时无意中走进田丰传习馆。当时传习馆已经开办了半年.在云南安宁县境内已遭废弃的原西南林学院内。第一次是我和其它十几个记者一起去的.看到一群地道的农民在那儿又唱又跳的.把我们全看傻了。我的第一反应是,这些人在做什么?他们的歌和舞是我们这些跑过云南很多地方.并且自以为很了解云南的人,从来没有见过.从来没有听过的。他们的歌舞给人强烈的震撼!他们在做什么,他们能做什么,其实当时很多人都在质疑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不是能长期坚持?甚至连田丰自己也说不清他要做什么。所以,我的进入也是从一片空白开始的,但直觉告诉我.这很有意思。我想要通过摄影机来观察记录田丰这个带有乌托邦色彩的和具有实验性意味的学校,在一个经济转型、加速改革步伐的社会中,它会怎么样.会走出什么样的路?它的成功与失败,对于我们来说都是值得关注的。

纪录片《田丰和传习馆》

94分钟/DV、BETA

作品介组详细记录了传习馆师生在馆长田丰的带领下所进行的艰苦奋斗,记录了传习馆最后四年的兴衰;展示了个人、群体与社会、理想与现实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和巨大的矛盾。

闫:您对云南民族文化传习馆的影像记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进行的?

刘:1994年8月。

闫;当时拍摄进行的顺利吗?

刘:拍摄《田丰和传习馆》的时候,我好像知道自己该怎么拍片了,这是因为拍前两个片子有了一些底气。但真正在拍的时候还是有很多苦恼和很多问题,因为那时面对着比拍摄其它的片子更为复杂的情况。毕竟传习馆是一个社会小单位。田丰就和当时中国的社会有着解不开的疙瘩,经济.政治、情感上,各种不同的文化观念。结果我们的介入,也致使我们随之陷入在一个大疙瘩中。其中每一个关系。只要你处理的不好,你的片子就会受到阻碍,你就拍不下去,你需要非常巧妙地妥善地处理好这些复杂的关系.我觉得在拍这个片子时,对如何把握和处理社会关系的体会是比较深的。一路跌跌撞撞,勉强支撑下来了。

拍纪录片,有一个道德选择的问题,就是你职业道德的问题。

闫:我也是纪录影像作者,我很想知道.除了影片中所呈现的,在拍摄过程中还有什么是让您难忘的,

刘:拍到后来,我感到那就像是在打战。在和平的年代,能体会到事情紧张的程度到像是打仗的感觉不容易.很庆幸我能有这样的体验。拍到最后的时候,今天出不出去拍.该怎么拍,都要经过一番讨论,都要非常谨慎地抉择。当时和我一起讨论的人主要是郭净,摄影万雪明以及我的丈夫毛旭辉,直到今天我都很感谢他们的参与。传习馆办到了后期的时候内部问题成堆:经济问题.恋爱问题,族群间的问题,田丰和学员之间的争吵;当时田丰给我们摄制组规定了一条;当他不在传习馆的时候,未经他的许可我们不能随意到馆里拍摄(传习馆当时的校址是在安宁郊区农村,离昆明30里地)。我那时强烈地意识到只要一步走不好,我们就要前功尽弃。当时只要田丰老师说一句:“不要拍了”的话,那我真是要崩溃了。

第二,我发现拍纪录片,有一个道德选择的问题.就是你职业道德的问题。因为传习馆办到后期的时候,很多的矛盾,很多的流言蜚语,考验着我们怎么面对,怎么保持一种客观.保持与被拍摄者的距离。随着拍摄的深入.你和你的被拍摄对象有了感情.要保持好这个距离是困难的。如果你的距离太远的话,你就拍不到,太近的话.又怕陷进去了,影响了事情本身的进程。所以我觉得那时道德的选择是非常地重要的。比如,当传习馆在办不下去的时候,墙倒众人推的时候,别人落井下石的时候,当众说纷纭的时候,我们纪录片人该怎么面对?而且所有的人都在关注你,因为知道你拍摄的素材最多,每个人都想趁火打劫。

那时回到家里,晚上各种人给我打电话.说各种谣言的时候,该怎么办?通过拍传习馆这个片子,我在这方面真是有了不少这样的经历。有一段时间我也对田丰不让我们拍摄有意见,后来我最终想明白;传习馆的后期就像一个正在闹离婚的大家庭,我们想要深入,想要无所顾忌的进行拍摄当然是不可能的,我们必须尊重当事人的意见。

波兰导演基思洛大斯基(代表作《红》《白》《蓝》)曾经就说过这样的话:”我们不应该利用纪录片来影响片中人物的生活,无论是好是坏;另一句是(大概意思):拍纪录片,当你面对被拍摄者因痛苦而流泪的脸,你不得不问自己:你有什么权利拍摄别人痛苦的泪水? (引自:《基思洛夫斯基论基思洛夫斯基》)

那时.我反复在心里咀嚼这些话,有了不少体验。是的,在我们的拍摄涉及片中人物隐私的时候,在我们的拍摄可能会影响事件进程甚至影响片中人物命运的时候,我们是需要更多的想一想,我们是为什么要拍摄。

回想起来.我现在还庆幸那时自己的谨慎,没有做出对不起谁的举动,更没有为了个人的拍摄.要去制造冲突.去搅和一下。因为我知道田丰老师办传习馆比我的纪录片拍摄更重要,传习馆是他十几年的心血,也是跟随他奋斗了六。七年的60多号人的希望,在他和师生们关注自己命运的时候.我们应该给他们一点时间,让他们处理自己内部的事情,我们不要随便去捣乱,不要妄发议论. 不要去点评它。

从最早自费投资买的Hi8开始,到最近刚买的HDV。

闫:在影片结尾,我看到了摄影一栏就有好几个人的名字.这些人一直在跟拍吗?

刘:不是.这是一个跨时较长的片子,除了我本人以外,其它的都是先后或中途加入进来。但其中干得时间最长的摄影是万雪明,他为拍这个片子吃了很多苦.也拍到不少精彩的片段.后来因为我这里没钱,因为生活所迫,在拍了将近两年时他就离开了。但他后来一直都很关注这件事的进展,参与我和郭净的讨论。

拍这个片子用过的摄影机,有Hi8机,云南台的初级BATE机.租来的松下EZl.Sony VXl000.最后是自己买了DV机后又用自己的机子拍。就是这样,机子不断地调整,摄影人员也因为不同的原因在更换,最后就是我一个人拍,成了剧组里的光杆司令。

这个片子一做就是十年,云南台在当时的情况下能支持我这样长时间的拍片,已经是很大地破例了.所以我很感激云南台,感激我的制片人马晓东,而家里人的全力支持,更是让我至今都没有合适地言语表达我的感激。仅是家人给我买摄影机,就先后买了Sony的㈠旧.DCR-TRVgOOE和最新的HDV

用“猎奇”来形容我们的纪录片,形容云南的纪录片人所做的工作,分量太轻了。

闫:您当时拍这样一个选题,有没有一种猎奇的心理,

刘:我觉得对于我来说,如果用“猎奇”来概括我的拍摄动机的话,有点让人接受不了,也许有点让人生气。不过冷静地分析这里的“猎奇”.是不是也有一些道理?我认为这个说法不是很好听,但硬要说猎奇的话,那就是有一个好事的音乐人从北京来到云南农村,他找了一些农民,每天在那唱歌跳舞.他们的生活就像是在仙境。那些农民本身都不是有钱人.但是他们丝毫不必为自己的衣食担忧,因为有一个人在四处找钱.为他们的衣食奔波。这样一个奇迹般的故事没有发生在别的地方.它只发生在云南,而这事正好让我这个好奇心重的人碰上了

初见他们时.感觉就像个乌托邦,天天音乐歌舞不断。第一次见到时的那种新鲜感,简直让人难以相信:怎么会有这样的地方?后来因为拍片.我生活到了这个集体中,也还觉得不可思议。当时田丰是在云南安宁县一个叫楸木园的地方创办了这所学校.他把只有在神话传说里才会有的事,活生生的摆在了人们面前;而事情的进展和结果出人意料:最后传习馆倒闭了,主办人田丰也死了。一个艰苦奋斗了七年的农民音乐学校.一个人人见了都说好的事情,说没有就没有了;而我恰好把镜头对准了他们并把这一切拍了下来,这似乎像是在猎奇。

我理解的猎奇是见到一个新奇事物只把它尽快抓住并很表面地层现出来,没有深入的追究和揭示事件发展的内在原因。我不喜欢别人把我的片子形容为“猎奇“,因为单是“猎奇”一词根本无法概括它。我不是一个快速消费的尝鲜者.不是抓住一点可以炫耀的事情就在卖弄的人。我始终坚持做了十年。我在关注;一群具有理想和热情的人在寻找和实现自己理想的过程中.他们遭遇了什么:如果他们失败了,那他们是因为什么和被什么所挫败的?这是一个关于理想的故事。我们用影像手段追究和揭示了理想破灭的深层原因;我们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完成了当今中国有关民族传统文化自我抢救和保护的一个最重要个案的影像纪录,这个纪录相对于其它人的拍摄,它是最完整的和最深入的;这个故事的含义是丰富、复杂和含蓄的。这能被称作猎奇吗?十年的坚持足以让这种说法不攻自破;前期拍摄用了七年.后期制作用了三年。现在我用了三年去咀嚼也还不是完全满意,要是有条件的话我还想继续做下去,因为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再拍,也有很多素材可以重新编辑。

七年的拍摄结束后,当时的很多人都已经不再关注这件事,而我却还在坚持不懈,一直到了第十一年,我还在咀嚼这个东西.还在整理当中,这是猎奇吗?刚开始说猎奇还可以,而十一年后还能这样说吗?猎奇根本不足以概括我的工作,所以我不在乎这种说法.这只能说明他对我所做的事,我所耗用在这上面的精力和时间不了解l现在.田丰已经去世四年了,可我仍然在继续做着这件事。我认为,既然我关注了这件事,我就有责任把它记录下来,让我们的后人能够有足够的数据去借鉴和研究,而我就是把第一手资料贡献给社会的人。

一些朋友之所以会用“猎奇”来形容我们云南纪录片人,是因为他们不了解我们。比如说:谭乐水在拍《巴卡老寨》也用了十年,这难道是猎奇吗,这是长久持续的关注.这样的片子一旦完成的话.它就是非常重要的史实。我拍摄传习馆也是十年,还有周岳军所做的关于哈尼山寨的片子也拍了十年,我们中间谁能算是猎奇,他们觉得我们在“猎奇”,是因为云南有太多奇迹般的另人感叹的事情在发生!因为地域和文化的不同.才会让传习馆这样的事发生在云南;因为有丰富的民族以及不同的社会生活形态,才造就了哈尼山寨的“厨师和他的情人”.才会在巴卡老寨里看到打猪、打麂子、烧荒之类的事。在这块精彩的热土地上,孕育着五彩斑斓的民族文化,这是其它地域所不能及的。从我们三人所拍的片子。所关注的内容来看就有这么大的差异.而我们所纪录的还只是云南多元文化的微小的一部分在我们社会经济转型期.还有许许多多不同的民族村落发生着许多精彩的惊奇的另人感叹的事情,难道我们不该去观察和纪录吗?

由此可见说我们“猎奇”的那些朋友对云南的了解太少,没有真正仔细地看过我们的片子。前两年蒋越在认真看过我们的片子以后.来到云南就要请我们吃饭,说是来“拜码头”。像蒋越这样优秀的纪录片人对我们这么尊重,为什么,是因为我们对纪录片的热诚,对民族文化的专注和坚持不懈的工作精神;是因为我们身上有一种“傻劲”。他说:我看你们的片子,我很感动.想流泪,因为在北京我们很多时间所做的事只能是为了生存,把纪录片暂时放一边,去拍一些不想拍的商业片。没想到云南还有这么多人在自身生存也很困难的时候.还是一心坚持在拍纪录片。

对于很多朋友说我们“猎奇”,我们也没多心,也不在乎说。因为他们不够了解我们.不了解云南这么丰富多元的文化。就像我们这样坚持了十多年还继续创作的,还有拍动物的祁云,拍《学生村》的魏星以及云南社会科学院的郭净这十几年也一直在太子雪山下的山村里拍摄了很多片子。他们的工作环境之恶劣,甚至都有丧命的危险,但都抱着永不放弃的信念努力着。所以用一个“猎奇”来形容我们云南的纪录片.形容我们云南的纪录片人,分量真是太轻了。

他们都曾经是田丰先生创办的“云南民族文化传习馆”的成员。

云南源生民族乐坊一个成立于2004年的一个新兴民间文化社团组织,现在隶属于云南社科院“白玛山地文化研究中心”;其主要成员为云南不同民族的民间艺人30余人,他们是来自于云南边远山区的脚踩泥土,手握锄把的地道的农民。他们的一个共同经历是在1993―2000年期间, 他们都曾经是田丰先生创办的“云南民族文化传习馆”的成员。

闫:您办云南源生民族乐坊的动机是什么,

刘:自从我第一次到传习馆就完全被他们的歌舞震撼了,其实那时不只我一个人.当时一块去传习馆的十几个记者全都被这歌舞的魅力给吸引住了。田丰收集到这么珍贵的云南民间歌舞.让我们这些云南人都感到惭愧。

在我拍摄传习馆之前.我真不知道云南有这么好的民族歌舞,我被他们歌舞的艺术魅力所打动,就像一颗种子,种在了心里,只要有一点风吹雨露就会发芽。我现在做这些事就是觉得这颗种子在我心里发芽了。我真是觉得云南民族歌舞的那种魅力太奇妙太强大了。

当那些民间艺人开始歌舞的时候.你会觉得自愧不如。与之相比,你已经是一个不会唱.不会跳,没有自己歌舞的汉人,太可怜了。你说在我们现在的日常生活中,汉人哪里还有自己的歌舞能够表达自己的情感?现在听到的都是港台歌曲、摇滚、交际舞,都是一些外来的东西,一些受西方文化影响的东西。我们还有真正能表达日常生活情感的传统歌舞吗,我想在我们现在的日常生活里真是没有了。而在我们的民族兄弟姐妹那里.这些歌舞还有.现在因为气势强大的全球化的冲击,它们濒于灭绝。在力所能及之时,就让我们做一点什么吧。让更多的人能听到和看到这些动人的歌舞,如果可以有一点奢望的话.就是创造一些空间,搭建一些平台,让这些美丽的东西有可能流传给后人。我期待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做。

闫:纪录片还会拍吗,

刘:会,但不会太多,而要拍的片子会更多的和这件事结合在一起.然后更多的事就是做好源生民族乐坊一谁让你是一个社会工作者呢!(本文图片资料均由刘晓津女士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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