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什么影响着思想家分析问题的深刻性

[摘要]在复杂的社会历史领域，经常看到一种状况，问题非常明显地摆在论者面前。但不同的人时其的理解和分析却很不一样，往往会显现出准确与差池、全面与片面、到位与离谱、深刻与肤浅等方面的差异和分野。更不用说对这些问题的处理和解决了。是什么影响着思考者分析问题的深刻性?为什么研讨触及到了社会问题却不能达致问题的本质?我们以《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二卷第四章为例。这一部分叙述被设置为一个“思想讨论会”的形式。主题是社会主义者该如何理解资本扩张以来出现的社会现象及其解决之途，傅立叶系统地阐述了他的看法，格律恩对其观点进行了概括、转述和评论；马克思、恩格斯先是认为格律恩对傅立叶学说的理解存在偏差。接着一一检视了他转述的客观、全面性问题。最后通过分析和批判，“对当代的斗争和愿望作出了当代的自我阐明”。通过辨析和比较。“空想社会主义者”、“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与“历史唯物主义者”之间，面对同样的时代问题所采取的思路和所进行的分析的差别和高下，就看得很清楚了，

[关键词]社会问题　分析思路　空想社会主义者　真正的社会主义者　历史唯物主义者

[中图分类号] A81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L-7326(2011)02―0017-06

我们耳熟能详的一句话，“提出问题比解决问题更重要”，很多人都在讲，但可能多数人并不知道这是爱因斯坦在《物理学的进化》一书中提出来的，他指的只是“数学上或实验上”的问题。而在远要复杂得多的社会历史领域，我们常见的事实是，问题非常明显地摆在论者面前，但不同的人对其的理解和分析却很不一样。我们以《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二卷第四章关于“真正的社会主义”历史编纂学的批判为例，来看马克思、恩格斯如何处理这一类问题以及对于我们的启示。篇幅所限，我这里只分析其中关于傅立叶主义的部分。我们不妨把这一部分论述设置成一个“思想讨论会”的形式。讨论的主题：社会主义者该如何理解资本扩张以来出现的社会现象及其解决之途?参加人：“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格律恩和“历史唯物主义者”马克思、恩格斯。具体议题：(1)对“人的本质”能否给予一种“心理学上的解释”?(2)量化和计算是否可以成为一种社会研究方法?(3)什么是现代社会的“表现”和“基础”?(4)如何理解生产与消费的一致性问题?会议程序：傅立叶较为系统地阐述了他的看法，格律恩对其观点进行了概括、转述和评论；马克思、恩格斯先是认为格律恩对傅立叶学说理解上存在偏差，接着一一检视了他转述的客观、全面性问题，最后通过分析和批判，“对当代的斗争和愿望作出当代的自我阐明”。

一、改弦易辙未能保证格律恩分析的准确和到位

《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二卷第四章评论的是格律恩的一本书《法兰西和比利时的社会运动》：尽管这只是格律恩计划写作的多卷本社会主义史的序篇，但他对法国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论从圣两门、傅立叶及其学生直到蒲鲁东的历史发展还是进行了比较粗略的勾勒、描述和评论。马克思、恩格斯感兴趣的是他描述的细节是否真实和确切，因为在他们看来，这是他们进行再分析和再评论最重要的依据

与研究圣西门的学说却没有参阅圣西门本人著述不同，格律恩对傅立叶主义的批判倒是从傅立叶的著述出发的，然而，这也没有保证他的批判的准确和到位。他搞不清楚在傅立叶众多的著述中什么才是其最重要的作品及其思想，反倒是施泰因第二手的叙述仍然影响甚至左右着他的判断和思路，我们在其阐释中所看到的也大都是施泰因早已较详细地叙述过的东西，而不是傅立叶本人独特的思想，

我们举格律恩对傅立叶的《关于四种运动和普遍命运理论》一书思想的阐释为例。他除了从这部书中翻译过来几处谈爱的片断、重复在傅立叶很久以前就已经不知有多少著作家谈论过的关了道德的期盼。外，根本没有关注过作为傅立叶思想中最核心的对现代农业和实业的批判。至于傅立叶对商业的评论，他也只满足于从该书《政治经济学的发生和关于商业的争论》一章的“序言”中翻译了几个一般性的原理。对法国革命的叙述是傅立叶此书的重点，最需要认真阐释和分析，但很遗憾，格律恩仅仅从这部书和另外一部名为《论家务农业协作》中摘录了几段，并引用了施泰因的著名的文明表，此外，没有任何自己的评判。这样，作为傅立叶思想中最重要的部分“就被非常仓促地、极为肤浅地用二十八贞逐字逐句的翻译叙述出来，而且这些翻译，除少数例外，都只是一些最一般和最抽象的东西”最后，格律恩把施泰因在某种程度上强调过的一些重要思想，诸如travail r6pugnant(讨厌的劳动)和travailattrayant(诱人的劳动)之间的对立，完全放到最次要的地位，对此，马克思、恩格斯一针见血地指出他是“把重要的和不重要的东西混杂起来”了。

更进一步是关于傅立叶总体思想的概括。格律恩也非常明白，傅立叶不同著述中的思想构成一・个“体系”。‘因此。把贯穿在各处的深刻见解叙述出来当然是“绝对必要的”。应该说，这是一个更为烦难的T作。而格律恩在这方面所做的工作同样使我们感到失望：他仍然是从傅立叶的原著中逐字地翻译了一些引文，然后又杜撰了一些“美文学式”的词句来进行描述和评价；他根本没有或者说不想证明，傅立叶是怎样写出这些书的、他和他的学生又如何把它们编成丛书、这些丛书的内部结构该如何理解和把握，而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这些结构，也像黑格尔的方法一样，要想加以批评，首先就必须指明它们如何构成，从而证明你掌握了它们。”

二、对“人的本质”的一种“心理学上的解释”

格律恩看到，社会主义并不是资本主义兴起之后的产物，相反，“在人类历史上，社会主义者辈出”。但是，很明显，现代社会主义者较之先贤义是有相当大的差别的，那么怎样将他们区别开来呢?“对于鉴别他们之中的每个人来说，重要的只是他对人的本质的理解。”为什么呢?　“因为人的本质就是一切中的一切。”而“人的内在本质在现实中、在实践中体现出来。内部的东西也一定会在外部表现出来，因此，内部的和外部的之间的差别一般应被消除。”格律恩的这种做法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惯常的路数，实质上“只是把关于人的本质的思想悄悄塞给每个人，并且把社会主义的各种阶段变为人的本质的各种哲学概念”，把社会主义史解释成一种“非历史主义的抽象”。马克思、恩格斯说：“德国人如此令人难以置信地夸耀自己关于人的本质的智慧”，殊不知，对于“人的本质”　“三个普遍特性――悟性、心灵和意志――的承认从亚里士多德和斯多葛派时起就已是尽人皆知的了。”

但是，这里问题的关键，或许并不在于“人的本质”这个概念，而在于不同时代的人所理解的这一概念的具体内涵。在现代人心日中，“亚里士多德和斯多葛派”时代所流行的关于“悟性、心灵和意志”等观念已经是一种非常遥远而陌生的东西了：即如傅立叶，他“也诉诸这个人的本质”，但他是“按照自己的方式”用“十二个欲望表”来向我们揭露了人的本质的。所以，这里就需要认真分析一下，把人“分为”十二种欲望的做法与当代的社会变迁和时代境遇相比是否是准确、到位的。

格律恩强烈质疑“这个表的完备性”，“认为它是有缺陷的”。他反问道：“这一打欲望是否能向我们解释清楚什么是人?”答案是：“根本不能”。但在这里傅立叶指的不是数量，不是说十二种欲望还不够，而是说它们并没有表征出对人的本质的当解；他甚至说“完全可以只指出五种感觉来”，但问题是“在这些感觉中包含着整个的人，只要能说明它们，只要能够解释它们的人的内容就行了”；再极端点说，“人甚至完全包含在一种感觉中，包含在感性中，他的感觉不同于动物的感觉”；就是说，重要的是必须看到，人的感受性具有人的而不是动物的性质!

就实质看，傅立叶的“欲望论”不过是对人的本质的一种“心理学上的解释”，而格律恩的上述批判使我们看到他“如何第一次试图从费尔巴哈的观点”，即从现实的感性世界处罚出发触及到傅立叶思想的症结，这不仅使傅立叶式的解释显得多余，同时也是对那些试图从心理学角度理解社会复杂问题的思路的一种颠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格律恩对人的本质的理解业已达到了现代水准。格律恩所强调的那个“包含”在真实的个体唯一的特性中、并且被哲学家根据这一特性来加以解释的“整个的人”，同样是一种幻想；他不是从其现实的历史活动和存在来加以观察，而是从其某种不同于动物的另一特征中引申出来的“人”，只是“人的一般”或“一般的人”；他所看重的所谓“人的内容”也完全不依赖于现代的生产阶段和现实的人们的交往。格律恩可以毫不费力地批评傅立叶对爱的解释，因为他在判断其对现代的爱的关系时，也是以傅立叶用来为自己创立关于自由恋爱的观念的那些幻想为根据的。

还必须指出的是，仅仅就上述一个方面来概述傅立叶对人的理解，既不全面，也谈不上深刻、比如，格律恩没有研究过傅立叶的教育观点，而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那里才是傅立叶体系的精华，“井且包含着最天才的观测”；他也看不清楚制约现代婚姻制度的关键因素，认为“从消灭婚姻出发还是从消灭私有制出发，都无关紧要”，甚至希望不要“从资产阶级社会中目前实际存在着的婚姻瓦解的形式出发，而从另一种婚姻瓦解的形式出发”过渡到新型的“爱的社会”，然而在傅立叶那里这一切却“只是从生产的改造出发的，”两相比较，孰重孰轻、孰深刻孰肤浅，不是显现出来了吗?

三、“数学的社会主义者”问题

阅读傅立刻＝叶的著述，往往会发现一个现象，即他在研究问题包括社会现象时经常会“做各种‘数学’尝试”，即进行量化或计算处理。以上所论述的“十二个欲望表”就是很好的例子。此外，他在论述资本主义是一种“每个人对全体和全体对每个人的战争”的制度、幻想通过宣传和教育来建立一种以“法郎吉”为其基层组织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时候，都运用了很多数据来说明和推断。比如，他设想“法朗吉”通常由大约1600人组成，人们每天吃5顿饭，最穷的人每天也可以吃40样菜，而人的寿命延长到144岁。对傅立叶的上述思路，格律恩感到非常奇怪，所以特将其称为“数学的礼会主义者”。与其相反，对社会问题，格律恩是擅长“用美文学式的、掺合着黑格尔传统的”思辨来反对“数字化”的、在他看来，数恰恰是某种不确定的东西：“什么是一?一不会静止不动，它将成为二、三、四”；“数杀害了一切本质的和现实的东西”，谁能说清楚“什么是一半的理智、三分之一的真理?”他还认为“在有机发展的情况下，数失去了理智”，傅立叶是“在计算你的不正常的味觉的分子”，而“被如此残酷迫害的文明是以无情的几九表为基础的”。最后，他极端地说：“谁把数当作物的尺度，他将成为利已主义者，――不，他已经是利己主义者。”　“傅立叶的整个组织计划只是以利己主义为基础的……傅立叶正是文明利己主义的最坏的表现。”

即便高度关注现代社会中的主体性因素和非线性状态，但马克思、恩格斯始终是把对社会现象的定性分析与量化统计结合起来的。他们特别重视傅立叶对生活环境的描摹及其提出的“吸引力”概念，同时提醒格律恩：没有量化、没有计算“就不可能更准确地确定”自然关系和社会关系。如果说傅立叶的分析中确实不免有其主观的臆造和幻想的话，那么马克思、恩格斯更愿意把这些论述看作是“傅立叶天真幽默地用人的生活的宏伟想像来和复辟时期人们的庸碌无为的习气相对抗”可惜格律恩只从这一切当中抓住那些最天真的方面，再加上道德的庸俗的注释，他并不理解傅立叶的用意和用心。

四、现代社会的“表现”和“基础”

傅立叶抨击资本主义制度，但并不主张革命。他曾对法国大革命提出责难，说：“如果四十年前人们就知道协作，那么就可能避免革命。”对法国人向来不屑一顾的格律恩对此反问道：“为什么杜尔哥番、大臣知道劳动权利，而路易十六的头仍然从断头台滚下来?要知道，利用劳动权利来偿还国债，要比利用鸡蛋来偿还容易。”这是不是表明，看到革命必然发生的格律恩的思考就比否定革命的傅立叶深刻呢?不是的。格律恩这里忽略了一个问题，“即杜尔哥所说的劳动权利是自由竞争，而要确立这种自由竞争，就必须实行革命。”

还有一个事例可以佐证，看到傅立叶的症结的格律恩并不比傅立叶更超越和高明。在对傅立叶的工作做总结时，他说，傅立叶根本没有对“文明”作“彻底的批评”，因这些“批评只涉及到文明的各种表现，而没有涉及到它的基础；作为某种现存的东西，文明被形容得可厌又可笑，但没有对它的根源进行研究。不论是政治还是宗教都没有受到批判，因此人的本质仍然是未经考察的。”从巾我们可以看出，格律恩是把现实的生活关系说成是现代社会的“表现”，而把宗教和政治说成是这些表现的“基础和根源”。这就是说，较之于“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对现实的捕绘，格律恩所代表的“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是“把德国哲学家的思辨词句作为最高真理提出来，而且竭力把自己的对象，即人的本质，同法国人对社会的批评的结果联系起来”相对抗的。而在已经实现了向历史唯物主义转化的马克思、恩格斯看来，格律恩表述的纯粹是一个“陈旧的命题”：如果宗教和政治被当作物质生活关系的基础，那么在最终意义上一切都会归结为对“人的本质”的研究，即归结为人关于自身的意识。而这是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发轫时期的思考，现在他们已经大大超越了这种认识。

五、生产与消费复杂关系再辨正

马克思、恩格斯把格律恩关于生产和消费的观点及其论证放到这一部分的最后来评论，并且说“这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给格律恩先生的遗训”。

格律恩在这一问题上的看法是：“在理论上和在外部现实中，生产和消费可以在空间和时间中彼此分开，但是按其本质来说，它们是没有区别的”；就是说生产就是消费，反之亦然。更值得注意的足他对这一观点的论证。他特地举了烤面包、做衣服和读书等几个例子来讨论。按照通常的理解，烤面包这种“最普通的手工工作”。对于烤面包者本人来说当然是生产，对于其他吃面包的人来说就是消费，而格律恩认为，对于烤面包者本人来说它也是消费，因为他也需要面粉、水、牛奶、鸡蛋等等；而吃面包也是在生产，即它会逼迫社会提供“磨粉机、酸面槽、炉子乃至犁、耙、链子、磨粉机的齿轮、细木 工制品、石匠的制品”等等。同样的推论原则，穿鞋和穿衣服当然是消费了，但对于鞋匠和裁缝来说不是生产吗?当然也可以说，他们生产的时候也是在消费；书是“造纸厂、印刷厂和装订工人生产的东西”，花费了他们的劳动，读书就是读者在消费他们多年劳动的产品。但这时候读者什么也没有生产吗?比如，他也许会产生新的思想乃至写作和出版新的书，进而带动新的纸张、活字、印刷油墨、装订工具等的生产；如果不只一个人读书，还有另外一千个人也在读，那么由于众多人的消费就会生产更多新的版本，也引发发行新版本所必需的一切材料的生产。这些思考促使格律恩更加坚定了自己的看法：“总而言之，工作和使用是没有区别的。只有我们的颠倒的世界把它们彼此割裂开来，在它们之间放上价值和价格的概念，并用这种概念把人和社会分为两半。”

生产和消费确实是现代社会最复杂的问题之一，注意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这是格律恩思想跟上时展的体现；但他在这一问题上的观点既不客观，更不深刻，在逻辑上是混乱的，其现实动机和影响是负面的。在现实生活中，生产和消费并不是“没有区别的”，相反往往处于互相矛盾之中：这显现出他的“理论”与“外部现实”的错位。他还试图说明二者的因果关系是其统一的条件，比如，如果没有大礼服和面包的生产，就不可能有大礼服或者面包的消费，这个观点当然是新的、准确的；但问题的关键是，在现代社会中生产大礼服、鞋子、面包的人却缺衣少粮、食不果腹，而这些物品的消费者中却有相当一部分人不从事生产!再如，格律恩曾“用一种经典式的、美文学式的、意识形态的语言”问道：“有人认为，享用咖啡、糖等纯粹是消费；然而，难道这种享用在殖民地那里不是生产吗?”如果这就是消费和生产统一的依据和例证，那么在这里同样可以发问的是：在殖民地那里，对于从事“生产”的黑奴来说，他们究竟能“享用”(“享受”③)到什么?显然不是咖啡、糖等的滋味而是鞭子的滋味!在这种“享用”中他们究竟“生产”了什么?别人的“消费品”和施于己身的“毒打”!这里不难看出，格律恩对于生产和消费二者关系的这种“浮夸”的解释很可能成为对现存社会的辩护。

还可以做进一步的辨析。如前所述，格律恩已经认识到，为了消费就应当生产，在生产的时候要消费原料。这多少触及到现代经济运行中需求与供给之间的关系，就是说，他意识到，人的消费即需求会产生新的供给。但很显然，第一，他忘记了，这样的需求应当是有效的需求，人应当为其所需要的产品提供等价物。以便由此引起新的生产。第二，他忘记了，现在生产面包是用蒸汽磨，而从前是用风力磨和水力磨，更早的时候是用手推磨，生产面包的这些不同的方式完全不取决于吃面包这一简单的行为，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生产的历史发展!第三他没有想到，随着这些不同的生产阶段产生的还有生产和消费之间的各种关系，以及二者之间的各种矛盾。如果不研究这些生产方式中的每一种方式和以此为基础的整个社会制度，就不可能了解这些矛盾，而这些矛盾只有通过这种生产方式和这种制度的实际改变，才能得到解决。仔细地考察会发现，生产和消费的一致性是很多“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一点在淡论的议题。起初的意思是：活动本身应当提供享受(当然，在他们那里这纯粹是一种幻想的观念)。而在这里这种一致性被格律恩解释为：“消费和生产从经济学上来说应当彼此抵销”，不应当有超过直接消费需要的剩余产品，如有这种情况，显然一切运动都会停止。所以他傲慢地责难傅立叶，说他想以生产过剩来破坏这种一致性。但格律恩忘记了，生产过剩只是由于它影响产品的交换价值才引起危机，然而不仅在傅立叶那里。就是在格律恩所建立的那个十全十美的世界中也看不见这种交换价值

这样，我们就可明白，格律恩在“真正的社会主义”思想发展中所做的工作及其意义：为了重复和证明关于生产和消费一致性的原理，格律恩是采纳了政治经济学关于需求和供给的最庸俗的原理；而为了利用需求和供给这两个概念来达到自己的日的，他删去了其中必要的中间环节，从而把它们变为最纯粹的幻想，例如，他在谈到蒲鲁东的时候写道：“如果你宣传消费者的社会自由，你就会得到生产的真正平等，”在人们真正团结一致的情况下，甚至每个人的消费都以一切人的消费为前提这个原理也会成为真理对此，马克思、恩格斯评价道：“没有比这种宣传更容易的了!”更准确地说，是没有比这种宣传更空洞、更幻想同时更无聊的了!

那么，究竟该怎么看待生产和消费的一致性呢?不同观点争论的实质何在呢?我们知道，在竞争的范围内，每个人的消费或多或少地(Plus ou moins)是以一切人的不断的消费为前提的，正如每个人的生产以一切人的生产为前提一样。但问题只在于，这种情况是如何发生的，怎样发展的、由于格律恩对于生产和消费的真实关系一无所知，所以他只好躲到“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最后避难所――人的本质――中去，仅仅用关于人的消费、关于对“消费的真正本质”的认识的道德公设来同答这个问题这样，他必然不以生产为出发点，而以消费为出发点。如果从生产出发，那么就应当考虑生产的实际条件和人们的生产活动；如果从消费出发，那么可以满足于宣称现在人们不“像人一样地”消费，满足于关于“人的消费”，满足于用真正消费的精神进行教育的公设以及诸如此类的空洞词句。而丝毫不去考虑人们的现实的生活关系和他们的活动。在这里，马克思、恩格斯甚至不无激愤地把“那些以消费为出发点的经济学家”称为“反动分子”，因为“他们忽视了竞争和大工业的革命方面”；而格律恩与他们是一样的，他触及到了现代社会的问题，但根本没有与这些问题的重要性相匹配的宽广视野、分析深度和解决之道，反而在某种程度上起着混淆、误导乃至阻碍的作用。

通过以上诸方面的辨析和比较，“空想社会主义者”、“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与“历史唯物主义者”之问，面对同样的时代问题所采取的思路和所进行的分析的差别和高下，看得不是很清楚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