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元杂剧中的商人形象看元代的士商关系

【摘 要】不同于前代文学作品，元杂剧中的商人形象不仅丰满生动，还被赋予新的时代特征，这种时代性集中表现在士商关系中。元代科举制度几经废举下士子的落魄，商业经济推动下市民阶层的崛起，都使得士与商的地位因社会环境的影响发生着相对的改变。同时，作为文人笔下的商人形象，又多有学儒经历或对士阶层亲睐有加，是文人借以慰藉自身落寞心理的一种文学表现。

【关键词】商人形象；士商关系；士商通婚

中图分类号：I05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5）04-0020-02

作为元杂剧中众多人物形象的一种，商人形象无疑是一类特殊的群体。“在元杂剧之前，独立而完整的商人形象群体是不存在的。”[1]（p75）而士与商的关系，又成为刻画这类“独立而完整的商人形象群体”的一个重要话题。在传统的儒家价值观中，商人因其重利的特点，与儒家的舍生取义之说相悖而受到士大夫阶层的贬斥和排挤。《后汉书・桓谭传》中载有：“是以先帝禁入二利，锢商贾，不得宦为吏。”[2]（p958）商人因为社会等级低下而无法晋级成为官宦阶层，从统治阶级的立场对商人阶层向士阶层的角色转换进行了彻底的断绝。反映在文学作品中，即是多将悭吝、狡诈的贬商形象与安贫乐道的士子形象进行对比，士与商的关系因其品格的优劣之分存在着难以跨越的隔阂。但在元杂剧中涉及商人形象的作品里，士商的樊篱却被逐渐打破，呈现出一种新的社会思潮。

一、“弃儒从商”的人生选择

商为四民之末流，素来不为士阶层所认同，文学作品中更是不乏表现这种士与商的隔阂。但元杂剧中的一些富商形象却有着“弃儒从商”的经历：早年皆是儒士出身，因生活穷困所迫转而从商并富甲一方后，在地方还颇具声望。《来生债》中，李孝先因“自幼父母双亡，习儒不遂，去而为贾。”《冻苏秦》中，王长者更是“幼习儒业，颇识诗书，后从商贾，专趋什一。”由此可见，士与商的严格界限及道德评价已不再明显。对于落魄的儒士们而言，考取功名已不再是人生唯一的追求目标，“箪食瓢饮”的儒家品格也不再成为他们的理想信念，而是以一种务实的心态去解决当下的生活困境。习儒不遂，便“弃儒从商”。《裴度还带》里，裴度的姨娘就劝诫他：“你那读书的穷酸饿醋，有什么好处，几时能够发迹也。”对于衣食保暖都没能获得基本保障的读书人而言，寒窗苦读远不及从商所带来的丰厚效益实在。在这些作品中，士与商的社会地位不仅被重新定位，甚至商人还屡屡成为这些落魄士子的雪中送炭者，如《冻苏秦》中的王长者。这些文学现象的背后，都真实反映了元代儒士的现实生存状况。在几经废举的元朝科举制度和严密的社会等级制度的冲击之下，许多社会中下层的读书人失去了改变命运的重要机会。对于这样的不幸遭遇，同为士阶层的杂剧作家马致远在他的小令[南吕][四块玉]中便自嘲有：

采药童，乘鸾客，怨感刘郎下天台。春风再到人何处？桃花又不见开，命薄的穷秀才，谁教你回去来。[3]（p91）

借东汉末年郯县人刘晨在上山采药途中偶遇两仙女并与之结为夫妇，半年后归乡，感慨现实生活之不如意的故事，借以抒发诸如自己般“命薄的穷秀才”的落魄命运。这些平民阶层的儒生们为生计所迫，放弃了寒窗苦读考取功名的理想追求，转而投向其他的谋生行当――从商。《录鬼簿》中所载的那些“门第卑微，职位不振，高才博识”[4]（p101）的剧作家们，即是身为儒士却多有从商经历的典型代表。如王廷秀为“淘金千户”[4]（p112），施惠“以坐贾为业”[4]（p123），萧德祥“以医为业”[4]（p134）。他们或行商，或坐贾，在无法凭借“高才博识”获取功名，得到统治阶级的赏识情况下，将其付诸瓦肆勾栏的戏曲创作中。从商，成为这些仕途之路被隔断的儒士们改变困顿现状的一种有力途径。而士向商的转变趋势便由此而生。其次，不同于前代统治阶级所奉行的“重农抑商”政策，元朝政府推行的是“以功利诱天下”的重商政策，大力扶持商业发展，即便是统治阶层的王公、大臣、僧侣们，也多热衷于经商逐利，谋取钱财。这种重商政策不仅刺激了元代城市经济的高度繁荣，更促成了市民阶层的壮大和社会地位的提升，商人即是市民阶层中的重要代表之一。而剧作家们的从商经历，又使得他们能以平视商人的角度和慰藉自身的笔调，重新刻画出一种自信状态下的商人形象。这种士向商的转变趋势，真实揭露了元代儒士们“尽是不如人”的落魄状况。同时，元代商业经济下市民阶层的崛起，为弃儒从商提供了物质可能性，反映在文学作品中，即是士向商的转变趋势。而在继后的明代小说中，这类弃儒从商的形象继续得以呈现。如《乐小舍拼生觅偶》中的乐家（出自《警世通言》）、《十五贯戏言成巧祸》中的刘贵（出自《醒世恒言》）等，更是对元杂剧中士商关系表现为逐渐融合状态下的一种延续。

二、“士商通婚”的肯定色彩

在元代以前的史料和文学作品中，极少有反映士商通婚的作品。在唐人李复言的《续玄怪录》中，青年士子韦固便有“似乎宁可不娶，也不愿与市井商贩之女结合”[5]（p187）之志。宋代时虽然开始出现一些商人结亲的文学作品，却并未明确表现出对士商通婚的态度。而在元杂剧中，士商通婚的故事题材又呈现出新的时代色彩。如在《东堂老》中，李翠哥作为李节使的女儿，嫁与商家之子扬州奴；在《窦娥冤》中，窦娥作为窦秀才之女，是商户蔡婆婆的儿媳；《留鞋记》中，王月英为胭脂铺主的女儿，与“祖上以来，皆习儒业”的士子郭华相恋；《剪发待宾》中，韩夫人“是个巨富的财主”，对穷书生陶侃亲睐有加，欲招为婿。士商通婚被剧作家们赋予了肯定的态度。同时，这些剧作家们还浓墨重彩地描写士与商之间的美好爱情及婚姻。《留鞋记》中的士子郭华和商户之女王月英，便是在一番波折考验中喜结良缘；《剪发待宾》中，陶侃更是在实现“金榜题名时”，与商人韩夫人之女完成婚配。为了增加故事的可信度，还改编了被奉为美谈的历史故事。如被改编为杂剧《剪发待宾》史料故事“陶侃传”中并无富商韩夫人的形象。《晋书》卷六十六的“陶侃传”里只是对陶侃之母剪发待宾一事有所述录：“侃早孤贫，为县吏。鄱阳孝廉范逵尝过侃，时仓卒无以待宾，其母乃截发得双，以易酒肴，乐饮极欢。虽仆从亦过所望。”[6]（p1768）对此，《孤本元明杂剧》的“提要”中有提及：“此本所记各节，固有所本。惟史称侃妻氏龚，此所云韩夫人强侃饮及以女许之，殆虚构耳。”[7]（p11）剧本在宣扬陶母高风亮节的本事基础上，又杜撰出富商韩夫人对陶侃“青眼有加”，以及陶韩两家终得秦晋之好的情节。母题故事的衍生和丰富，往往与文学作品的时代意义息息相关。在元杂剧士商通婚的故事题材中，富裕的商人总对出身贫寒的士子们怀着一种特殊的青睐之情。如韩夫人便认定穷书生陶侃“久后必然发迹”，要将独女许配与他；刘员外更是慧眼识珠，施计激励穷困潦倒的吕蒙发愤图强，并暗中资助他进京赶考的费用。这种慕士心理，颇具宋代“榜下择婿”之风气。据宋人朱的《萍州可谈》所载：“近岁，富商庸俗与厚藏者嫁女，亦于榜下捉婿。”[8]（p2307）在宋代的士商通婚中，士子们作为富商攀亲的重要对象，是因为他们身上所潜在的“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人生巨变，能够为富商们带来尊崇的社会地位。而在元杂剧的士商通婚故事中，虽然士子们依然受富商青睐，并因他们的接济实现了位列朝堂的人生理想，但更为侧重表现的是这些士子们的穷困潦倒之态：他们身无一技之长，甚至因贫穷无力抚养子女，将其卖与商人家庭换取盘缠，才得以顺利进京赶考并获取功名。窦秀才（选自《窦娥冤》）的人生遭遇即是例证。据元代的相关史料记载：“元朝时期，官员之间或官商、官员与富户大家之间的通婚，以及富豪大户人家之间的通婚，在汉族上层是相当普遍的现象。”[9]（p61）在《元典章》中还记有一份奏折：“随路迁转到任官员，多与部内权豪富强之家交结婚姻，继拜亲戚，通家往来，因此挟势欺压贫弱。”[10]（p685）可见士商通婚在元代社会虽己成风气，但又明显不同于宋代的“榜下抓婿”。元代中下层的士子们不仅出身贫寒，还因元代科举制度的几经废举，闭塞了他们入朝为官的重要机会，从而导致生活潦倒不堪。因而在真实的元代社会中，士商通婚多发生在高层官员和富豪大户阶层，他们的婚姻结合是为实现“强强联合”。而不是如元杂剧中所描述的故事情节：士子多为贫寒出身，因其才学显著而受到富商的帮助或商户之女的青睐，最终又以功名、良缘皆圆满的故事收场。

三、结语

由此可知，元杂剧中士商关系所呈现的新格局不仅仅是时代使然，更是剧作家们有意而为之的结果。首先，元代城市经济的繁荣相对提升了商人的社会地位，引起剧作家们对这类阶层的关注。反映在元杂剧中，即是通过商人对士的仰慕、援助和与士结亲来间接陪衬和突显出士阶层地位的尊贵，并安排下“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的大团圆结局。其次，通过一些以贬低商人来反衬书生高贵品德的故事，突出剧中女主人公对穷酸书生的一往情深，弥补中下层的士子们在现实生活中的种种失落情绪。前者写实意义深远，后者理想色彩浓厚。因此，无论是对士商通婚的认可还是对商人结亲的否定，始终都与元代文人自身落魄与不平交织的复杂心态有关。所以，透过元杂剧中的商人形象来看元代社会的士商关系，不仅真实反映了元代社会商人阶层的生活状况，更是文人在这样一种社会境遇中所抒发的文学写照。

参考文献：

[1]陈建平.元杂剧商人形象浅论[J].戏曲研究，2004，（02）：75.

[2][宋]范晔.后汉书（第四册）[M].[唐]李贤等注.北京：中华书局，1965.958.

[3]上海辞书出版社文学鉴赏辞典编纂中心.元曲三百首鉴赏辞典[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91.

[4]中国戏曲研究所.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二）[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

[5]李复言.续玄怪录・订婚店（卷四）[A].古体小说丛刊[C].北京：中华书局，2006.187.

[6]房玄龄.晋书（第六册）[M].北京：中华书局，1974.1768.

[7]涵芬楼.孤本元明杂剧[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57.11.

[8]朱.萍州可谈（卷一）[A].宋元笔记小说大观（第三册）[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2307.

[9]史卫民.元代社会生活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61.

[10]大元圣政国朝典章（影印元刊本）[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8.685.

作者简介：

陈小珏（1985-），女，湖北阳新人，文学硕士，韶关学院文学院辅导员，主要从事元明清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