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张季鸾抗日社评的国家主义立场

摘 要：社评是一份报纸的脊梁，也是整份报纸的精神焦点。“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张季鸾在《大公报》发表的社评始终站在国家主义立场上，激励民众坚持抗战，反对投降议和，提出“国家中心论”主张，将国家民族利益置于最高位置，并为平型关战役、台儿庄战役等重大战役的胜利欢呼呐喊，鼓舞士气，在抗战舆论的引领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

关键词：张季鸾 社评 国家主义 舆论

张季鸾（1888—1941年）名炽章，祖籍陕西榆林，是我国近代继王韬、梁启超之后最负盛名的报刊评论家和爱国人士。1926年，张季鸾与胡政之、吴鼎昌三人接手《大公报》，担任《大公报》总编辑并主持其社评，成为《大公报》的灵魂人物。在主持《大公报》笔政的15年间，张季鸾经历了“九·一八”事变和“七·七”卢沟桥事变，直至去世之时，抗日战争仍处于僵持阶段。因此，在张季鸾大量的时事社评中，抗日社评占有相当大的比重。这些社评始终站在国家主义立场上，围绕国家利益宣传抗日救亡，对推动全国抗战的胜利影响至大。张季鸾在抗战时期的社评成为《大公报》的亮点，也成为了全国人民的精神支柱。

一、以国家利益为核心，高举“全面持久抗战”的旗帜

张季鸾年轻时在日本留学，就读于帝国大学学习政治和历史，对日本明治维新之后的政治和社会思潮做过详细的调查和研究。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张季鸾凭其对日本问题的关注与了解，便已经察觉到日本对中国的野心。1931 年 7 月 12 日，他发表《读日俄工业参观记感言》，文中写道：“日本一切能自造，而中国一切赖舶来；日本且叹‘不景气’，中日前途更是何等结果？此吾人所大感危惧者一也！”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张季鸾一直关注着中日关系的动向，他认为中日问题并非一朝一夕所致，双方力量悬殊，不应该操纵开启战端，应该隐忍持重的态度，以国内发展为重。这个态度刚好与不谋而合，所以导致很多人以为张季鸾听命于。实际上，张季鸾不是听命于，而是基于《大公报》同仁对当时国家状况的判断以及中日力量的对比。他的主张是“缓抗日”，不是“不抗日”。在此期间，他发表很多社评，宣传两种声音：一是正告日本不要过度逼迫中国，否则对日本不利。二是提醒国人不要埋头个人利益之争，要注意国家民族的大义。

“七·七”事变爆发后，《大公报》的言论方针，由不轻于主战的“缓抗”，进而主张坚决抗战，反对投降妥协。卢沟桥事件爆发到日军占领上海，再到南京、杭州、济南相继沦陷，张季鸾发表社评《注意人的问题》，其中写到：“这次抗战，是一个全面的持久战，绝非短时所能结束。在这全面的持久战中，最应注意的是人的问题，最要紧的也是人的问题。”以这篇社评为标志，《大公报》高举起了“全面持久抗战”的旗帜，为此竭力宣传，尽声呐喊。

战乱中颠沛流离的生活，加上高负荷的工作与精神压力，长期身患肺病的张季鸾刚过50岁便已十分羸弱。1941年8月18日，接替他主持《大公报》笔政的王芸生看望他。当日，正值日寇飞机对重庆日夜进行“疲劳轰炸”，张季鸾对王芸生说：“我们应该想个说法打击敌人。” 王芸生说：“敌机来了毫无抵抗，我们怎么可以用空言慰国人打击敌人呢？”张季鸾说：“今天就写文章，题目叫《我们在割稻子》。抗战到今天，割稻子是我们的第一等大事。有了粮食，就能战斗。”由张季鸾构思策划，王芸生执笔，“让无聊的敌机来肆扰吧！我们还是在割稻子，因为这是我们的第一等大事。食足了，兵也足；有了粮食，就能战斗，就能战斗到敌寇彻底失败的那一天！”（原载1941年8月19日重庆《大公报》）？这篇评论是张季鸾人生的绝唱，他用生命的最后一刻和敌人对抗，用自己犀利的语言文字对抗侵略者，也让侵略者看到我们国家和人民与其对抗的决心，同时让人民更有信心抗战到底。他这一时期的评论有着强大的号召力，号召国民团结一致，起了很大的作用。

二、提出“国家中心论”，将国家民族利益置于最高位置

暴日侵华的时代背景和中国社会的现实状况，使《大公报》提出了“国家中心论”主张，提议全国各种政治力量以政府为唯一合法政府，同心同德，共同抗战。可以说，《大公报》的“国家中心论”是和抗战联系在一起的，是张季鸾民族至上思想的体现。

1931年1月1日《大公报》发表《民国二十年元旦祝辞》的社评，指出：“现在负责之政府当局，既表示戡乱之能力，且现露求治之热心，过去无论矣，今后已有努力进步之希望。当民国扰攘十九年之后，全国国民无论何人，应不放过此机会，应决心自此树立通常之政轨，应拥护现在已成立之政治中心，而监督责备之。”

1935年12月3日，张季鸾发表社评《勿自促国家之分裂》向平津卫戍司令宋哲元提出意见，当时日寇侵入关内，“自治”之声甚是嚣尘上，宋能留驻实乃与日办交涉之结果。“无论如何让，要之不能自促国家之分裂。……既当局者须以自身之名义，公开负责，万勿托词于民意是也。”

在“西安事变”发生之后的14日、16日、18日，张季鸾连续发表社评提出建议要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并释放。12月14日社评《西安事变之善后》，开宗明义地指出：“解决时局，避免分崩，恢复蒋委员长自由为第一义”。12月16日社评《再论西安事变》，详细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劝张学良和杨虎城早回头，特别提出和平解决事变，避免战事发生，这也是对内的主战派的劝告。和平解决，就是让平安归来，重新领导国家。12月18日的社评《给西安军界的公开信》，同情并劝慰东北军将士，要他们精诚团结、一致地拥护中国。南京政府将18日的《大公报》翻印40万份，空投散发于西安城内。这一行为不是因为张季鸾与的关系有多好，而是他看到了，当时的是中国所有政权中最有实力的一个，他希望的是有这个政党来带给人民幸福生活，所以他这么做了。这成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催化剂。

为国家，张季鸾对于国民政府压制禁锢新闻言论自由进行过多次抵制和斗争，直言不讳地提出过严厉批评。在1929年的社评《国府当局开放言论之表示》中写道：“是此种制度下之报纸，其职责乃完全为当局作政策之宣传，不复含自由宣达民隐之意也。”张季鸾更多地寄希望于一种“开明专制”，他呼吁改善新闻检查制度，保障言论自由，希望以为首的国民政府实行一些开明的、带有资本主义民主色彩的统治政策。

三、以爱国之心鼓舞士气，激励全国人民的抗战决心

张季鸾如实地记录和报道着战争的进展，让人民知道自己支持的军队是处于怎样的状况之下。越需要人民的支持，就越应该让人民知道实情。真实永远是让人民安心最重要的东西。正是因为他笔下的真实，在稳定大后方的同时，也激励着大后方支持前方将士。不论我方是否处于优势的战争地位，张季鸾都用其手中的笔鼓励着全国人民和全军将士。他单独写到妇女、农民、士兵等，真正体现了全民抗战的思想，调动了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张季鸾虽然不属于某一个政党，但他用一颗中国人的爱国之心鼓舞着士气。

1933年4月8日，张季鸾《台儿庄胜利以后》中写道：“我们胜了，固然庆幸，但不荣自满，更不可自骄。接着还要打，还要求生，一直胜到恢复一切失土，终算是最后之胜。”这样的评论，让敌人看到的是我们胜利后的不骄傲自满，看到了我们还要继续胜利的信心，给刚刚在战争中失败的敌人又是用力一击，同时起到瓦解地方士气，扰乱敌方决心的作用。

战俘是战争的一部分，对战俘的态度决定着自己的形象设置和对方对我们的态度变化。他在台儿庄大捷之后专门写了《论保护敌俘》，其中写道：“我最高统帅部有鉴及此，所以三令五申，谆谆训示，并且为保护俘虏，特别选上。此次台儿庄敌人清退后，我军队敌人遗弃的伤病迅速派医救治，其有数日不得食者赶紧叫他们吃饭。现在又于运输繁忙中，迅速将俘虏用专车运送后方安置。”文章体现敌军对我们侵略的狠毒与我方对其俘虏仁厚的对比，文章最后写到：“全世界请看：我敌仁暴之间，何以相去如是之远呢？”张季鸾十分巧妙地运用了对战俘的宣传，让战俘和敌人都因此有一番思考。

1938 年 3 月 21 日张季鸾为《大公报》写的题为《临沂之战》社评中写道：“大家已不谈守而谈战，不求撑持而求胜利。浙东浙西，淮南淮北，鲁东鲁西，河南河北，晋东晋西，这蜿蜒万里的战线上，我们军队都活跃着，人民都（下转77页）协助着，各部队联合动作，也敏捷了，游击组织，也确实了。敌军残虐越暴露，我们军民决心越坚强。” 临沂之战打乱了日本侵略军的战略布置，日军板垣师团在临沂战场损兵折将，被阻不能西进，津浦北段日军，左臂被砍断，其原两路会攻台儿庄的计划也随之破产。张季鸾的评论打造战斗精神，激励士气，从而促成了3月23日正式打响的台儿庄会战李宗仁围歼孤军深入台儿庄的矶谷师团的契机。

张季鸾的新闻思想中“言论报国”和“新闻救国”特别突出，作为一个思想受中西方文化共同影响的知识分子，他将国家的安危看为己任，他认为，宣传战是战争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作为报人，必须宣传战争的情况。正如他在社评中所写：“我们誓本国家至上民族至上之旨，为国效忠，为族行孝，在暴敌凭凌之际，绝对效忠于抗战。我们对国家的敌人必诛伐，对民族的败类必摘击，伐敌谋，揭奸计，是我们不敢后人的任务。”（1935年4月15日《大公报》社评《报人宣誓》）。张季鸾在抗战时期的社评成为抗战不可缺少的重要一笔。他让自己参与到抗战中，他真正做到了抗战爆发以来挣扎奋斗，尽言论界一兵一卒之任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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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张季鸾.季鸾文存[M].重庆：大公报社，1944

4.高林.张季鸾与西安事变[N].东方早报，2010 年9 月12 日第 B06 版

5.佟彤.浅析抗战时期张季鸾办报思想[J].新闻传播，2010（9）

作者简介：路璐，内蒙古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2012级新闻与传播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