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娜与卓文君

郭沫若是新文学史上进步文化的旗手,一位巨人,一座丰碑，一位狂飙突进的浪漫主义诗人和历史剧作家。他激情四溢、妙笔生花,成功地塑造了一个个风姿各异、栩栩如生、光彩夺目的女性形象。作为“五四”时期的文化巨人,郭沫若是一个复杂的存在,是一个颇具争议的人物,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个离奇现象。本文旨在通过安娜的爱情婚姻生活,探索郭沫若的爱情婚姻观及成因及其在他的历史剧《卓文君》中的表现。

一、安娜的爱情婚姻生活和郭沫若的爱情婚姻观

1.安娜的爱情婚姻生活。安娜原名佐藤富子 ,1894年出生于仙台地区有名的大家族,一个武士家庭。明治维新以后,其父亲在西方思想影响之下当了牧师,家庭背景比较奇特。安娜二十一岁时因为不满母亲没跟自己商量便给她订了亲而离家出走,来到东京圣路加病院做了一名护士。1916年与郭沫若浪漫邂逅相恋。后来不顾来自家庭的压力,毅然与郭沫若结合,因此受到家庭“破门”的处分,生活十分窘迫。但安娜总是精心照料郭沫若和孩子,陪伴郭沫若走过艰难而辉煌的历程。在这期间,郭沫若迎来了他文学创作的第一个高峰期,奠定了他成为诗人、文学家、历史学家、文字学家和考古学家的坚实地位。在这期间,他经常为安娜写诗歌,这些诗歌后来都收集在他的诗集里。当郭沫若投笔从戎,投身北伐战场,投身抗日战争时,安娜身背着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强加给她的“叛国”罪名,多次遭到日本军警的关押和毒打,仅靠山芋果腹,衣服破烂不堪, 在政府和生活双重重压下,不间断地做着“下人”的活,苦苦支撑着整个家庭,养育四男一女,直至他们成材。

2.安娜:温柔而坚强。安娜身材高挑,体态丰满。出身贵族家庭,性格温柔,富有同情心。初次认识郭沫若就对他的遭遇深表同情,主动为他排忧解难。她的性格也是坚强的。当郭沫若直白大胆地表白打动了安娜少女的芳心,为了爱情她不顾家庭的反对和外界的干扰,“破门”而出,与郭沫若一起过着艰难困苦的生活。她从来没有犹豫、退缩过,更没有想过放弃,心中始终牵挂着郭沫若,心中始终洋溢着温暖的爱情。安娜的一生不仅是忠贞不渝的一生,更是对聪慧能干、贤良淑德的注释。她是“出得厅堂,入得厨房”的知识女性和贤妻良母的完美结合。

3.郭沫若的爱情婚姻观。安娜美丽高雅,温柔又勇敢,是个爱情至上主义者;为了爱可以放弃一切:包括亲情、富裕的生活、名誉地位等;对爱人却又柔情似水,贤良淑德,“出得厅堂,入得厨房”;虽然坎坷一生却执着追求美好的爱情,忠贞不渝。可见,郭沫若在爱情婚姻上是个完美主义者。在他的心目中,女性既要为“天赋人权”而叛逆和抗争,又是传统婚姻理想中匹配“才子”的“佳人”。

二、影响郭沫若爱情婚姻理想的因素

1.早年生活环境与商贾文化的影响。1892年(清光绪十八年)11月16日,郭沫若诞生在四川省乐山县(今乐山市)观峨乡沙湾镇。他的父亲精明能干,善于经营,很快把家业购置了起来,包括田产、房屋和盐井。郭沫若出生时,郭家已是殷实之户了。郭沫若的早期生活是“无忧无虑、悠然自得的生活,使他不会去理解痛苦的人生,他的幼年充满着自由而浪漫的幻想。‘二十岁以后,他走出夔门,几乎成为无羁绊的自由知识分子了’。单纯、浪漫的青年,一旦脱离宗法社会那田园牧歌式的天地,就更容易接受时代的感召。”“商贾文化构成了郭沫若家族的文化背景和他早年生活文化氛围的重要内涵。虽然这种文化氛围仍属东方典型的农业文化总体格局中,但商贾文化开放,进取,在竞争冒险以至投机中寻求新的商品价值和市场效应,表现出常动不息的性格无不给他以很大的影响。”

2.传统楚文化的内涵因子的承继。传统楚文化与儒家文化有很大的区别。“南方巫鬼文化……以道学著称,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由于崇山峻岭造成的自然隔离因素,使四川、湖南、贵州相对偏远的地区较多地保存了楚文化的遗孑和活力……当然,在郭沫若诞生的年代,这里也一定程度的儒学化了,但是在山清水秀的乐山― 沙湾,更多地保存了蜀地传统习俗,道文化仍很有活力……郭沫若后来的变化显然有着他自幼形成的个性气质、文化因缘的扭曲和变异的原因……郭沫若在家乡也受过儒学教育,但他的兴趣和爱好却在道文化。

3.个性主义的影响。“五四”狂飙突进的时代精神,使郭沫若积极追求个性解放、追求自由幸福。不过,他的个性主义带有更多个人主义的特征。个人主义又称利己主义。以个人私利为根本出发点和归宿的思想体系和道德原则。它的特征是:把个人价值看得高于一切,把个人的特殊利益凌驾于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利益之上,为达到个人目的,甚至不惜损害和牺牲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利益。

三、婚姻爱情生活及观念在《卓文君》中的表现

《卓文君》是郭沫若于1923年根据《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写的第一部历史剧。这时,他与安娜已经结婚七年了。郭沫若之所以选择卓文君作为写作的对象,一是时代的需要,二是安娜的爱情婚姻生活以及郭沫若的爱情婚姻观在卓文君身上的投射。“对于主观、冲动型的郭沫若来说,爱情和婚姻成了他创作的素材和动力。郭沫若的浪漫主义激情与他的婚恋是分不开的。”

1.卓文君的故事。卓文君是西汉才女,是临邛大富商卓王孙的女儿。按照父亲的安排,她二十二岁时就嫁给了目不识丁的丈夫。出嫁前一晚她在漾虚楼的木棉花香中哭晕了过去,但无法改变自己的命运。婚后不久丈夫去世,她变成了伤痕累累的小寡妇,命运再一次打击了她柔弱的心灵。而心怀不轨、如狼似虎的公公程郑对她虎视眈眈,让她深感人世的卑鄙;回到父亲的深宅大院,却又像坐在水晶石的囚牢里。司马相如独特的琴声唤醒了卓文君心灵深处沉睡的爱情;《子虚赋》中蕴藏的才华,点燃了她心中的倾慕。卓文君认为司马相如“将来是要同屈灵均、贾太傅们在文学史上争光的。他的成就是不可限量的”。于是,卓文君夜夜在漾虚楼痴痴地等待着听司马相如抚琴;司马相如的一首《凤求凰》成为这个痴情女子深夜私奔的强大动力:她毅然决然违抗父命,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庄严宣告自己“新生了”。逃到成都后,相如“家徒四壁”无以为生。两人再次回到临邛设酒肆,文君以弱质女流千金之身,当垆卖酒,维持生计,一时传为佳话。

2.安娜与卓文君。安娜和卓文君都是出身豪门的大家闺秀,家庭富有,知书达礼。安娜是基督徒,富有强烈的同情心;卓文君性格温柔,美丽高雅,精诗文善弹琴,才华横溢。安娜和卓文君屡遭不幸命运坎坷,心中充满惆怅和痛苦。但她们的内心深处仍然向往浪漫、美丽、理想的爱情。安娜与郭沫若的异国情缘是由于郭沫若大胆而热烈的追求。“……窗外的青青海水/不住声地向我叫号/她向我叫道/沫若,你别用心焦/你快来入我的怀儿/我好替你除却许多烦恼。”“我把你这张爱嘴／比成一个酒杯／喝不尽的葡萄美酒／会使我时常沉醉”。这样滚烫的诗句终于使安娜情不自禁,接受了郭沫若的爱情。卓文君则是被司马相如的《凤求凰》所打动:“凤兮凤兮归故乡,遨游四海求其凰。室迩人遐毒我肠,何由交接为鸳鸯? 凤兮凤兮从凰栖,愿托子尾永为妃。交情通体必和谐,中夜相从别有谁?”

3.“一见钟情”的浪漫主义爱情模式。浪漫主义的爱情模式应该大异于传统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最浪漫的爱情模式就是“一见钟情”。安娜与郭沫若是因为一次偶然的相逢，一封英文长信成就了一段“一见钟情”的异国情缘，走上了一条坎坷的爱情之路，开放了一朵生命中最美丽的花。卓文君与司马相如则是“一”听钟情,一首《凤求凰》立即缘定终身,“中夜相从”,成就了一段深夜私奔的浪漫主义佳话。

4.不同的结局。两个聪慧能干贤良淑德的女性都拥有了自己美丽的爱情,可他们的丈夫却并不是那么忠贞不渝。卓文君后来靠自己的聪明才智赢回了司马相如的心,使婚姻和谐、美满、稳定,成就了一段流传千古的风流佳话。可惜安那就没有那么幸运,她的忠贞不渝天长地久也只换来与郭沫若之间爱情的曾经拥有。

四、郭沫若是一个复杂的存在

“五・四”时期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的时代。青春激情的郭沫若“是继鲁迅之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思想指引下,我国文化战线上又一面光辉的旗帜。”郭沫若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历史地位毋庸置疑。郭沫若又是悲哀的,他的一生也是被人指责的一生。“他既是精英和旗帜,他又是各种文化冲突最深重的负载者和表现者。”他敢于冲破封建包办婚姻的樊篱,追求自由和幸福;他敢于冲破后世封建礼教对卓文君“淫奔”的指责,为妇女解放而摇旗呐喊;他自己对待爱情却是曾经拥有,不在乎天长地久。在为妇女呐喊的同时,又去伤害她们;他思想里面过于张扬人的本性的东西,缺少必要的道德规范;艺术上借古人的骸骨吹嘘新的生命进去,却仍然无法摆脱传统的男性中心意识:安娜和卓文君都是“男人们所能够理解和接受的女性”,他们都是以男性为中心,把男人作为“她们灵魂的归宿。”总之,郭沫若是博大精深的存在,郭沫若也是复杂、矛盾的存在。

参考文献:

[1]王骏骥:《“五・四”时期两个特色鲜明的伟大爱国主义者――鲁迅与郭沫若》,《湖北大学学报》,1985.2。

[2]张万仪:《故乡与童年的烙印― 论童年经历对鲁迅郭沫若创作个性的影响》,《贵州文史丛刊》,1999.5。

陈善珍:内江职业技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