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石兽和追亡羊中的哲理

编者的话：聪明这个字眼，令人神往。年轻人，谁不希望自己聪明起来？有人认为，聪明就是天资聪颖，或者熟谙雕虫小技的小聪明。其实，聪明有着更加丰富深刻的含义。比如，分析问题透彻明晰，遇事善出良策；有较强的预见能力；坚定、乐观，对新事物敏感；学习和工作的方法得当；善于与同志相处共事……这些不都是探索真理、追求上进的青年所渴望的聪明吗？

怎样才能使自己更聪明呢？通向聪明的途径是多方面的。我们愿从学习理论和聪明的关系这方面，同青年朋友一起讨论。从本期起，我们开辟《愿你更聪明》这个栏目。

清代著名学者纪昀在他的《阅微草堂笔记》中，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河北沧州有一座临河的寺庙，山门倒塌了，门前的一对石兽也掉入河中。十几年后，寺僧重修山门，去打捞这对石兽。先在石兽沉没的河底捞，没有捞到，又顺着河边往下游捞，直到十几里的地方，还是不见下落。

这时，有个住在庙里的讲学家说，沉重的石兽是不会象轻浮的木头那样随波逐流的，它掉到河底松软的沙土上，就会陷落下去，而且会越陷越深。在河底的表层找不到石兽，是因为它陷得太深了。但是，人们按他的指点往深处挖，仍无踪迹。

后来，一位老河工提出应该到河的上游去找那两头石兽。人们照他的意思去找，果然把石兽捞了上来。众人对此感到十分诧异，纷纷向他求教，老人说道：石兽落到河底，流水冲不动它，而那股冲击石兽的水流，回转来会冲走一些泥沙，日积月累，在石兽迎着水流的那一面的河底，就会被冲出一个坎洞来，越冲越大，石兽失去平衡，就会一个筋斗翻进坎洞。接着，水流又在上面冲出一个新的坎洞，石兽也就再翻转一次。久而久之，石兽就一步一步地被水“冲”到上游去了。听了他的分析，人们禁不住频频点首赞叹。

这是一个富于哲理的故事。石兽坠落河底，河深水浑，眼不能见，况且时隔十余年，要找到它们，仅靠直觉是做不到的，需要人们用脑子去想，去琢磨、思考，依据看得见的、已知的东西，推及到看不见的、未知的东西。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分析。寺僧、讲学家和老河工，虽然都对这个问题作了分析，但是由于他们观察和分析问题的方法不同，结果也就大不一样。

在坠河点打捞，无非是想到石兽沉重，无人搬移的话自然还在原地了。这是一种对待事物孤立的、静止的看法。世上万事万物都在运动、发展、变化着，水流波涌，不舍昼夜，十几个寒暑过去了，事情当然已经起了极大的变化。而在下游寻找，虽然考虑到了水的流动可能对石兽发生作用，但究竟是怎样一种作用；除石兽本身的重量、形状及流动着的河水之外，还有哪些因素可能产生影响？诸如此类的问题被忽略了。这是以片面的眼光看待相互联系着的事物，当然看不出事物的本来面目，结果是劳而无功。

讲学家分析了石、水、沙三者的特点，从而提出了自己的见解。然而，他的这种分析却是笼统的而不是具体的，是表面的而不是深入的。石、水、沙各有其一般的特点是事实，但这些特点表现在石兽落水这一特定事例上，会呈现出什么状况？他没有作深一层的研究，结果同寺僧一样仍无所获。

老河工的分析才是有根有据、令人信服的。石兽、沙底、流水、时间，诸因素结合到一块儿，出现了既不顺流而下，又不原地下陷，反倒逆流而上的奇异现象。没有全面而深入的分析，只靠一套想当然的所谓“常理”，是绝然不敢下这个断语的。

故事源于生活。我们每一个人，在日常生活、工作、学习中，会经常遇到各种问题。比如，党的方针政策怎么理解，疑难的习题怎么解答，同志、同学之间的关系怎么处理，家庭里发生了矛盾怎么解决，等等，大到天下兴亡，小到待人接物。面对这些问题，如果我们象寺僧或讲学家那样，分析的方法不对头，就不能正确地认识和处理。为什么有的青年碰到一些难题就苦恼、迷惘、pang徨，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用以想事情的方法不对头，或者把复杂问题看得太

简单了，或者把表面现象看作事物的本质了，或者钻到牛角尖里出不来了。反过来，如果我们善于用科学的观点和方法去认识问题，那么即使遇到复杂的情况，也能保持清醒的头脑，得出比较圆满的结论。

这里所说的科学的观点和方法，不是别的，正是唯物辩证法。读到这儿，有的青年也许会说：那位老河工，没学过什么辩证法，不是也蛮聪明吗？是的，老河工并没有学过辩证法。但是，由于他对打捞工作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又肯动脑筋去想问题，因而在打捞石兽这一个问题上得出了符合事物运动规律的结论。就这一点来说，他的头脑里确实有朴素的辩证法。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他之所以能在打捞石兽这件事情上获得成功，很大程度上是凭经验办事，还没有从经验上升到规律性的认识，这种不自觉的状态便不能保证常能按照唯物辩证法办事，在观察和处理别的问题时，就容易掉进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陷阱，把事情办糟。这就是朴素的辩证法的局限性。再说，寻石兽虽不易，但可能作出的答案也无非这么几个——原地不动、顺流而下、逆流而上。相对来说，这还是个较为简单的问题，碰到一些复杂的事物，就更难认识了。这从另一则寓言故事“歧路亡羊”当中可以看得很清楚：

哲学家杨子的邻居丢失了一只羊，请许多人帮他去追寻。杨子问：“只跑丢了一只羊，为什么要这么多人去追呀？”邻居回答说：“歧路（岔道）太多了。”追羊的人们回来之后，杨子问：“找到了吗？”大家摇摇头：“找不到。”“为什么会找不到呢？”回答说：“歧路之中又有歧路，不知它到底跑到哪儿去了。没办法，我们只好回来了。”为此，杨子几天都闷闷不乐。他的一个学生觉得很奇怪，便问他：“一只羊值不了几个钱，而且又不是老师的，您为什么如此烦闷呢？”杨子一句话也不回答。倒是另一个学生懂得了他的心思，说：“老师心里不快活，是因为想到了另外一件事：在追求真理的大道上也有许多歧路，很多学者误入歧途，便耽误了一生，所以觉得可悲。”

同是找寻，这个歧路亡羊的问题就比坠河石兽复杂。因为羊是活的，它的去向有了更多的可能性，仅凭经验和朴素的辩证法思想就不够了。在我们现实社会生活中，人们碰到的问题比追寻亡羊不知还要复杂多少倍；在自然界和社会的各个领域中，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歧路要多得多。就算人人都有老河工那样的聪明，也是远远不够用的了。尤其是研究社会现象，由于社会生活本身的纷繁复杂，由于受到各种不同的阶级和集团的影响，因而更具有特殊的困难。历史上不少杰出人物在自然科学领域里能够坚持唯物论的观点，而在社会科学领域，却终于滑向了唯心主义的泥潭。不难明白，杨子的苦苦思虑决非偶然。这表明我国的古人很早就懂得选择正道、排除歧路的重要性，就在寻找认识事物的正确的思维方法了。然而，人类为了获得一个正确的世界观，使自己聪明起来，曾经走过了多么迂回漫长的道路呵！

自从唯物辩证法诞生之后，人类认识世界的方法才第一次成为科学。如同在交错离乱的迷宫中得到了罗盘。从此，人们开始能够自觉地堵塞歧路、走上正道了。虽然干什么有什么样的具体方法，辩证唯物主义代替不了这些具体方法问题。但是，无论干什么都必须解决根本态度和根本方法问题才能成功。正如恩格斯所说：蔑视辩证法是不能不受惩罚的。要得到这套方法，除了不倦的学习并在实践中努力加以运用之外，别无他途。我们常听到一些老前辈讲起他们投身革命的时候，有两个东西对他们思想影响很大，一个是革命的文艺作品，如高尔基的《母亲》等；一个就是革命的理论著作，如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前者以生动感人的形象，后者以深刻而又通俗的哲理，帮助当时的青年人成熟起来，看清了社会发展的前途和自己应走的道路，终于使他们成了当时的一代最有远见卓识、最聪明的青年。今天的情况有了很大的不同，但有一点没有变，那就是只有用唯物辩证法武装起来，方能看清五洲风云，辨别是非曲直，得个大彻大悟；方能使胸中的聪明才智和锦绣文章如喷泉涌流，用在人类最可宝贵的事业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