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察选拔与心理训练研究述评

摘要：本文回顾与反思近四十年来西方警察心理学在心理选拔、心理训练及心理干预领域研究的历史与成果，得出清晰的启示：警察任务与角色的特殊性使得警察选拔、训练面临着挑战，以心理测量、心理训练为代表的警察心理学知识与技术的介入是一种有效的帮助；警察应激严重影响警察的工作效能与心理健康，以危机事件倾诉、心理咨询为中心的心理干预是警察积极应对应激的有效策略；以“强烈的男子气概的精神”为中心特征的警察文化在警察品质形成与应激对策选择中具有积极与消极的双面性，需要理性地探索与利用其意识与无意识的作用机制。

关键词：警官选拔；心理训练；警察文化；应激管理；综述

警察在职业生涯中要从事多种不同的任务，从管理公共交通、履行行政义务，到记录受害者与目击证人的口供、访谈嫌犯，甚至于一些隐蔽的任务。如果警察从事调查与侦查工作，他们会涉及到多种类型的违法犯罪现象，如青少年的违法犯罪、财产犯罪、家庭暴力、、谋杀，甚至有组织犯罪、恐怖主义。在现代社会中，这些任务需要不同的能力与技能，而仅仅靠强有力的身体素质与一般能力是无法完成的。近四十年来，西方的警察心理学领域开始运用心理学的理论与方法探讨警察适应新任务的核心技能，这集中体现于警察心理选拔、心理训练与应激对策、警察文化运用等方面。

一、警察选拔

建立强有力的警察队伍，警察的选拔是关键的第一步骤。西方警察的选拔已经从19世纪的注重身体素质向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身体素质与心理素质并重，再向近三十年来开始的特别强调心理能力的方面转变。在此选拔过程中，职业心理学家与警察心理学家的参加是一个重要的标志。20世纪中叶，美国心理学家首先系统地加入到警察的招募、选拔活动中，从智力测试到特定人格品质及行为模式的考查，以及之后的心理训练。由于其效果显著，其后不久，西欧国家也纷纷效仿这种心理选拔与训练的做法。至20世纪90年代初，西方警察心理学家的工作中有三分之一以上属于警察心理选拔与心理训练领域。

心理测试是心理选拔中的具体技术。心理测试就是用标准化的心理量表或其他心理技术探查特定个体的心理品质。什么类型的个体适合警察工作？优秀的警察有什么特定的心理品质？这些是在警察选拔中通过心理测试而探查的问题。虽然没有专门为警察心理选拔而设计的心理量表，但在实际工作与研究中，西方常用来进行警察心理选拔的心理测试方法有艾森克人格问卷（EPQ）、明尼苏达多相人格调查表（MMPI）、英华德人格调查表（IPI）等，它们各具有特定品质或特征的针对性。

艾森克人格问卷（EPQ）是测试心理品质的经典问卷，包括内―外向、神经质（稳定性）、精神质（社会性）与测谎四个分量表，也是最早运用于警察心理选拔测试的量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选拔别强调外向性、坚强性与低神经质（或高稳定性）作为优秀的警察心理品质的重要性[1]。后续的一些研究也证明了由于EPQ操作的简洁性、可靠性与稳定性及标准化分数而作为警察心理选拔测试工具的重要价值（Burbeck and Furnham， 1984）。

明尼苏达多相人格调查表（MMPI）于20世纪40年代编制，用于筛查心理障碍（包括10个临床量表与3个效度量表）。MMPI 在警察心理选拔中的作用是筛选出心理障碍或潜在心理障碍的个体（即临床诊断的价值，筛选出不适合做警察的个体），同时也可用于警察成员工作业绩预测（好业绩与坏业绩的预测因子）与业绩考核参照[2]。

英华德人格调查表（IPI）是专门为法律机构编制的用以鉴别人格与行为品质的量表（包括310个“对―错”项目、25个临床量表）。研究表明，由于其特定的法律领域设计，IPI对于警察选拔与业绩预测具有更好的可靠性与准确性（Detrick and Chibnull， 2002； Cochrance，2003）。

经过近半个世纪的探索，西方警察选拔的心理测试方面渐渐地更为成熟与标准化（虽然还没有达到完全的标准化水平）。其中具有典型代表意义的成果是英国国家警察计划（National Policing Plan，2005～2008）的实行。它规定了英国所有警察力量机构在招募警察时所必须执行的操作性评价内容：包括以能力为基础的结构性访谈，数字与文字的逻辑推理测试，写作项目与人际互动项目。其中涉及到以下七项核心能力：解决问题能力、有效交流能力、团队合作能力、社区与当事人的指向、尊重多样性、个体责任心、冷静性。

目前，心理测试在警察选拔中的运用存在着一些不足。其中最突出的是心理测试理论上的统一性问题。个体的心理品质是素质性的还是环境训练的结果，是稳定的还是塑造的，对于这些疑惑，可以用人格素质论、社会化理论及训练适应论的观点来解释。这些观点的差异导致了人们对警察选拔中心理素质的测试稳定性与准确性的怀疑。与之相联系的另一问题是，在警察选拔中，作为警察及优秀警察必须具备的核心心理品质及其标准并不是非常明确，也没有完全得到警察选拔程序上的认可。也即，当前西方警察选拔中的核心心理品质的认定对于警察选拔并不是绝对意义上的结论性标准[3]。这种不甚完善的状况还需要警察心理学家与警务工作者在研究与实务中经过更多的纵向研究与回顾性考查加以确信而建立统一、明确的标准。

二、警察心理训练

警察选拔只是成为合格警察的基础；科学的训练是造就合格与优秀警察的必要条件。所经历训练的角色与类型对于警察有效与高效地完成警务工作意义重大。

西方警察训练中，美国心理学家的加入较早，甚至在20世纪50年代就有介入，但系统地参加训练工作是在20世纪的六七十年代（有的学者认为此与行为主义心理学在美国的盛行及当时的美国犯罪形势紧张有密切的联系）。英国及其他欧洲国家的心理学家在警察训练中担任指导角色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如英国伦敦的皇家警察训练计划（1982年）中心理学家为新招募警察设计的“个体意识训练”（HAT：human awareness training， 后改进为警察技能训练PST：police skills training）就是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研究与实践代表项目（Hollin，1989）。

西方各国警察训练中的心理训练并没有统一的标准，但基本包括三大领域：人际间技能、自我意识（职业唤醒水平）与处理社区关系的能力。与之相配套的是训练中与训练后的评价（问卷与实务活动评价）。训练的时间包括集中训练期与见习期，大约15个月的时间。其中有两次前后对照比较的问卷式自我报告评价与阶段性的实务活动评价。英国个体意识训练（HAT）的研究表明，警察心理训练的现有成效主要体现于社交性焦虑水平的下降与人际交往技能的提高；同时提示，警察心理训练应该着力加强在促进警察对于受害人的移情能力（同情心）、自我评价以及自我唤醒水平等方面的成分训练（Horncastle， Bull， 1989，1994）。

当今西方在警察心理训练中的最新研究与实务成果是模拟训练与浸入式学习。模拟训练是在行为主义心理学操作性条件反射原理的基础上，旨在加强警察的心理素质与灵活有效的警务能力，通过模拟情境的反复练习、强化与修正而实现警务技能高效化的训练模式。在训练中不仅特别强调有效行为模式的练习、强化，而且注重有效行为与适当职业意识、合理认识决策与行为模式之间的有机联系，促使警察在复杂化的实战情景中能够灵活运用。如今，模拟训练可以在信息技术的支持下模拟多种警务情景，直观地实现逼真的训练。如此，一方面，可以大大地提高警察角色的塑造与侦查技能的形成；另一方面，可以迅速地训练团队合作与决策训练能力。由于采用了训练信息的及时记录与互动技术，使得模拟方案要素的更新、及时准确地反馈与重新修正成为可能。如对谋杀、、抢劫、纵火、劫持、危机谈判等不同犯罪类型案件的侦查技能的训练（模拟案件加上真实案件的模拟重现），能够较高效地实现特定警务人员相应技能的提升。而针对警察抗压力的坚强性与冷静性等核心心理品质的浸入式训练方案（immersive police training）则可以设计出高复杂性、高危机性与重复失败的训练方案（挫折方案），以造就警察在面对失败时的经验、体验（行为习惯化技术），掌握自我调节的心理策略、方法。另外，浸入式训练中的角色互换（甚至于警察角色与犯罪者、受害者角色的互换）与事后团体讨论中对具体情景技能的广泛质疑、交流探讨也能较好弥补模拟训练中的相对简单性困境。

三、警察应激与管理

应激的概念自20世纪50年代由加拿大生理心理学家塞耶尔（H. Selye，1956）从生理学角度引入健康领后便一直受到健康心理学家的广泛关注。许多心理学家都从环境刺激与个体反应两个方面来理解、应用应激的概念。应激反应通常区分为生理反应、心理反应与行为反应三个维度。警察作为特殊职业，应激的特殊性与高风险性使得警察心理应激的研究与应用尤其具有重要的价值。

警察是公认的高危险职业。警察职业带来的高应激水平严重地威胁警察的身心健康、生活质量与工作效能，其中工作效能的降低表现为无法专心工作，甚至工作倦怠、放弃工作。

早期的警察应激研究是以生活事件量表（SRRS，Holmes， Rae，1967）为主要工具展开，主要考查警察经历的生活事件（43项）的状况及其对身心的影响力（健康的预测指标）。随后发展出针对警察特殊职业的应激关键事件量表，它包括警察生活与工作中经常遇到的144项应激事件（Sewell， 1983）。显然，应激事件的针对性大大推动了警察应激的应用研究。

在此背景下，西方警察应激研究中提出了较有应用性、适应性的警察应激源二维度模式：内部―外部应激、任务指向―个体指向应激[4]。警察的外部应激源主要包括对于警察队伍或特定案件的公众负面意见、消极的新闻报道与对法院判决的不满意；警察的内部应激源主要涉及对训练与获得报酬的不满意；警察的任务指向应激源集中于警察局工作的性质，包括工作的危险性与开展调查、侦查的案件的类型（如调查儿童受虐案件的警察往往会引发较高水平的持续应激状态）；警察个体指向的应激源主要包括警察对自我能力、培训、安全感与成就关注（Cooper，1982）。不同等级的警察具有典型代表意义不同的应激源：较高等级警察的应激主要指向工作负荷等任务压力，而较低等级的警察应激则主要涉及他们在日常工作中必须面临的危险事件（暴力伤害，或对自己或家人的生命威胁）；当被要求主观评价他们日常生活与工作面临的45种情景时，排列最高等级的应激是被劫为人质，而最低等级的应激是需要进入陌生人的家中进行调查（Gudjonsson， Adlam， 1983）。

由于警察职业的特殊性而带来的应激源的特殊性，世界各国对于警察应激对警察人员及警察职业效能的影响力都给予很大的重视，由此开展了警察心理健康与应激对策的研究。

警察应激的管理可以在个体层面与机构层面上展开，但西方传统上倾向于强调机构层面对应激管理的作用；在实际作用上，机构层面的力量确实发挥着更为明确的功效。其中，警察职业应激管理方法中五项有效机构要素得到验证：应对应激的训练、得到上级警官的支持、更好地熟悉警务程序、改善警察机构与社区民众的关系与减少官僚机构的人为障碍等（Gudjonsson，1983，1989）。令研究者感到吃惊的是，近三十年来，西方的警察人员并没有认可心理咨询与危机干预措施作为应激管理所起的作用。此与警察的特定文化紧密相联系，即西方警察文化中普遍存在“寻求心理咨询专业人员的帮助是自己无能的表现”的意识（Miller，1995）。

西方警察应激管理得到广泛支持的理论模式是应激源二维度模式：警察的应激包括内部―外部应激、任务指向―个体指向应激，它们特定的工作任务与警察级别发挥着差异性的影响力。以此为基础的警察应激管理的应用技术包括心理训练中对应激源预测力训练、对应激事件控制力训练，以及应激事件发生后的干预技术[5]。

心理训练中的应激源预测训练，是让警察了解警察活动中必然遇到的、具体的任务应激源、个体生活事件应激源，并从主体要素与主体外要素的角度去分析理解它们。这种事先（真实应激发生之前）获得的间接经验式、模拟式的心理准备，对于警察在任务与生活中遇到真实应激时产生的消极反应有较好的预防与缓冲作用。与之相联系的是对应激事件的控制力训练，即警察人员系统地学习、掌握（知识获得与行为方式练习）在必然遇到的应激事件中应采取的恰当的、有效的应对方式、技术，这些具体而针对性的应对方式、技术，通过简单而明确的心理方案（信念支持、行为反应与言语暗示三维指向）为应激反应提供预备方案。这些具体的应对方式包括来自心理应激管理中的应对方式的扩展与延伸：放松技术、换位思考技术、角色训练技术、时间与项目管理技术、情绪克制技术、冷静缓冲技术、头脑风暴技术、团队支持技术等。

警察应激管理中的心理干预技术是针对应激事件发生后（常常是危机的应激事件发生后）的紧急心理干预技术，以及时防止、减小应激的消极反应后果。现在较为成熟的技术为危机事件应激倾诉（CISD： critical incident stress debriefing）：经历灾难事件或者危机事件的警察当事人向警察心理学家（或心理咨询小组）自由而详细地汇报自己经历的事件细节、感受与自己的观点；由警察心理学家或心理咨询小组对其呈现的或隐含的观点、体验与行为反应进行风险评估与应对指导。其作用包括经历创伤后的倾诉、关爱（心理支持）与风险评估、风险对策两大方面。实际证明，危机事件应激倾诉能够大大降低警察经历危机事件后的心理伤害，对于警察形成适应性的应激应对策略具有积极的帮助，并具有较长时间的心理免疫效果（对日后应激的正向引导作用）[6]。

四、警察文化影响力

警察工作是一个特殊的职业，警察队伍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工作任务的高危险性与以男性为主体的群体形成了一种具有明显坚强性、坚韧性的意志品质与“强烈的男子气概的精神”。这种传承而来的职业文化直接对警察成员的心理世界与行为模式产生积极或消极的影响。坚强性特征的文化使得警察的自信心与自我效能得到良好的发展，并在任务中勇敢地表现自己，这种积极的心理氛围极大地推动着警察优良品质的形成。同时他们能够时时刻刻体会到警察团队的坚强力量，相互配合、相互支持。但是，当他们真实面对挫折或应激事件而引发消极应激反应时，“坚强的意志”使得他们不会在同事之间谈论与分享自己或同事的消极体验或者寻求帮助，因为这样做会被警察文化标定为“无能”“脆弱”“失败”。相应地，警察在遭遇心理问题时多数不会主动甚至于不意愿去寻求心理专家的帮助（Brown，2000；Ainsworth，2002）。即使在经历危机事件后被要求进行的应激倾诉（汇报与咨询）中，警察往往会产生强烈的心理阻抗，这种来自警察文化作用下的强烈自我防御机制会严重地阻碍应激干预的进程与效果。这一情况在心理咨询的初期尤为明显。

研究表明，警察文化的这种双面性特征，具有强烈而持久的效果，它弥散在警察的认知、情感、意志与人格品质、行为模式的各个方面，而且警察文化的这种消极作用常常是以意识或者潜意识的方式发生的（Stephens，1997）。它需要在警察的心理训练与应激管理中加以注意，尤其注意其在应激干预中有意识地化解或减弱的消极的阻抗作用。如在警察文化中传递坚强性格与心理帮助之间的恰当关系（如“寻求帮助并不代表自我的无能与失败”），心理学专业知识与技术对心理训练、工作效能及心理健康的价值。

五、小结

随着警察心理学家加入与心理学技术的运用，警察训练中的心理训练已经成为各国普遍接受的项目。以人际技能、职业意识与特定心理品质为核心要素的心理训练项目正得到警察训练与实务的检验与逐步推广。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模拟训练与浸入式学习对于特定的角色形成、技能练习具有良好的效果。但警察心理训练需要进一步与整体的警察训练程序、警察实务紧密配合；也需要探讨具有核心价值的心理品质在警察文化中的变化过程。

警察的高风险让警察成员经常性地面对应激事件，应激的心理干预体现出了心理对策与技术的重要性。其中总的趋势是渐渐放弃了深度的心理分析（如精神分析倾向的技术只是在少数的来访对象上运用），而选择了行为主义、行为主义与认知学派相结合的客观、务实技术。与此同时，特定犯罪类型或工作情境的应激与应激对策还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以确认具有高效价值的策略与技术。

警察文化是特殊的影响力量，具有双面性。需要利用警察文化的力量，进一步培育积极的文化支持环境，如坚强性、坚韧性的品质，也需要面对警察文化中的消极方面，改变一些不当的观点，消除“寻求心理咨询专业人员的帮助是自己无能的表现”的错误观念，帮助警察认识到接纳警察心理咨询、心理干预在警察职业中的必要性。

近四十年来，西方警察机构对心理学知识与技术越来越体现出开放的态度，在警察心理选拔、心理训练与心理干预等领域取得了积极的成效。警察心理学家与警察机构的合作，将心理学及行为科学知识、技术与警察实务、实践经验的紧密结合是推动警察职业与警察心理学积极发展的智慧之道。

注：本研究得到教育部回国人员科研启动基金（2013-693）的资助。

参考文献

[1] Bartol C R. Police psychology： Then ，now and beyond[J]. Criminal Justice and Behaviour， 1996，23：70-89.

[2] Ainsworth P B. Psychology and policing[M]. Cullompton， Devon： Willan， 2002.

[3]Bull R， Horncastle P. Evaluation of police recruit training involving psychology[J].Psychology ，Crime and Law， 1994，1：143-149.

[4]Toch H. Stree and Policing[M]. Washington， DC：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2002.

[5] Brown J M， Campbell E A. Stress and policing： Sources and strategies[M]. Chichester： Wiley， 1994.

[6]Ross L， Alison L. Critical incident stress debriefing and its effects on coping strategies anger in a sample of Australian police station officers involved in shooting incidents[J]. Work and Stress， 1999，13（2）：144-1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