凭什么“大到不能倒”?

如果我们漫不经心地走向准公共事业模式,美国经济将面临严峻风险。

现在不仅是金融监管与美国经济的重要时刻,同时也是做出抉择的时刻。

华盛顿正试图修复监管体系。这是一项很有价值的工作。监管政策的完善――如果再加上对金融架构进行更广泛检讨的其它举措――可能会给未来几代人带来更大的繁荣。不过,政策制定者的目标应放在功效而非省事上。如果政府宣传的“全面监管改革”承诺得过多、实现得过少,我们将不会从中受益。

人们普遍认为,金融机构的所作所为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这场金融危机。全新的监管权力将会治愈困扰我们的病痛、纠正这些错误。这种看法的确有其吸引力,但在一些重要方面存在缺陷。

首先,2008年的恐慌是由私人及公共部门众多存在问题的实践所致,监管错误仅是其中一环。我们应该对监管机构提出一些严肃的批评,但调查不应在错误初露端倪时就终止。例如,我们需要对抵押融资体系――尤其是房利美(Fannie?Mae)与房地美(Freddie?Mac)的角色――进行更严格的调查。

其次,过去一年有关监管改革的讨论似乎过于关注机构设计问题。毫无疑问,分享最佳监管实践、尽可能减少监管漏洞有助于提高功效。但我们很难看出,真正的监管改革取决于计算出监管机构的最佳数量。有人认为美联储(Fed)应在监督金融企业中扮演关键角色,这一想法与我不谋而合。但是,更为重要的一点不应因此受到扰乱:政策制定者应关注什么才是有效的审慎监督,而不应把注意力分散到应由谁履行监管这一不那么重要的问题上。

第三,在过去一年里得到提倡的一些改革措施,可能会重新导致过去的局面。但我们已经回不去了。

那么,如何设计新的金融架构――此外还须改善决议机制――才能解决道德风险和“大到不能倒”问题?我们必须恢复市场纪律,使之成为对审慎监管的补充。不然,“政府支持”这一幽灵可能会扰乱价格信号,催生出一类按照不同游戏规则运营的机构。

首先,利益相关者需要更好、更及时地了解到金融机构的信息。

其次,改革必须鼓励积极竞争。规模较小、有活力的公司,在受到适当监管的情况下,应该可以抢占市场份额。这才是创造公平竞争环境的办法。与威胁或拉拢规模最大、彼此关联最为紧密的几家机构相比,这个办法要好得多。但如果从政策上把“大到不能倒”的机构与其它机构分隔开来,如果特定的几家大型机构总是享有融资方面的有利条件,如果政策偏好令潜在竞争对手无法对这些大型机构发起挑战,那么这个办法就无从实施。

第三,应该由金融机构来证明,它们可在不需要超常规政府支持的情况下倒闭。简化公司的形式和结构,使其可以迅速解散――尤其是在跨境情况下――将是一个值得欢迎的进展。

过去两三年来的政府干预虽然必要,但暴露出一些政策偏好。市场参与者必须摒弃这类期望。根绝“大到不能倒”问题应该成为主要的政策目标。

如果这一目标无法达成,那么次优方案是,在两种互为对立的模式之间选择一个折衷点。这两种模式分别是――正如英国央行(BoE)的保罗•塔克(PaulTucker)所指出的――监管金融机构的经营范围和监管它们的经营方式。更侧重于范围而非方式的明晰规定,或许可以把金融机构解放出来,使它们告别华盛顿的游说团体,重新回去经营业务。

在我看来,这一方案要好于把银行及其它金融机构当作准公共事业机构来进行微观管理的做法。这类准公共事业机构不用参与真正的竞争,但必须听命于华盛顿的突发奇想。如果我们漫不经心地走向准公共事业模式,美国经济将面临严峻风险。

作者系美联储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