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销治理模式的若干思考

摘 要：尽管国家对于传销一直保持着密集综合治理的打击态势，但是传销却屡禁不止。马克思主义哲学可以为我们深入对传销活动及社会管理的规律认识提供指导，对于创新传销治理模式也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在治理传销的过程中，要认清解决传销问题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必须用好统筹兼顾的思维方式。

关键词：传销；长期性；复杂性；统筹兼顾

中图分类号：F25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4）02-0227-02

虽经多年连续治理，传销犯罪的形势依然严峻，给社会安定带来的隐患积重难返。聚集型传销此起彼伏，网络传销更加活跃，跨境传销有所增加，暴力抗法等问题也时有发生。在打击传销活动的过程中，政府花了很大的力气，也取得了一些阶段性成果，如建立和完善了一些制度，办理了一些案件，但却始终难以走出“打而不死、驱而不散、散而又聚、遣而又返”的怪圈。当前，传销屡禁不止的重要原因，就在于我们对传销活动及社会管理的规律认识还有待深入。

一、认清解决传销问题的长期性

传销活动在世界范围内广泛存在，但是，大多又不像我国这样，已经发展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这与我国的特定国情有着密切关系。当前，我国正处于并还将长期处于一个社会转型时期，在这个过程中，社会资源的流动呈现出较活跃的状态，“人心思变”成为社会的共识，每个人都希望能在这样的环境下把握住属于自己的机会，从而实现自己的向上流动。但是，在社会资源重新配置的过程中，由于社会成员能力和机遇的不同，社会成员之间会呈现出巨大的差异性。

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大的政策，就是允许和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的带动后富的，逐步实现共同富裕。他认为，这是个“能够影响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政策”[1] 152。邓小平在提出这个政策时设想，通过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就会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就会使整个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向前发展。实践证明，这一政策充分反映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从根本上激发起人们将各种资源投入生产的积极性，进而有力地推动了经济社会的发展。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承认和允许人们在收入上存在差异，有其客观必然性。个人能力及其发挥程度的客观差异性，在实行按劳分配原则的情况下，必然会产生收入上的差距。又如，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以及不同经济领域和部门之间，客观上使得每个人所拥有的社会资源不同，也必然会带来收入差距。但是，邓小平清楚地意识到，只有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才能真正增加社会财富，并发挥应有的示范作用。因此，他明确强调，先富起来应该主要是“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1] 152。经过30年的发展，市场经济取向已经成为社会共识，但是，我国社会整体上仍然保留着浓厚的“二元结构”特征，和市场经济相配套的规范体系及行为方式都还很不健全，财富、权力、声望和其他有价值的东西，都成为人们过度追逐的对象，结果，政策寻租、权威的偏好取向和旧有制度的经久影响使得群体之间发展不平衡，社会差距被非正常扩大[2]，使实践和设想产生了距离。

应该说，传销之所以屡禁不止，和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阶段的国情是密切相关的。早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就提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要大力发展生产力，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唯此才能巩固自己执政的合法性基础。1980年5月5日，邓小平在会见几内亚总统杜尔时谈话指出：“空讲社会主义不行，人民不相信。”坚持以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既是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体现，也是改革开放以来实践经验的总结。包括传销等问题的根本好转，归根到底，还是要依靠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完善所要求的物质技术基础，是随着生产力的迅速发展、经济和社会现代化水平的提高而不断提高的。牢固树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长期性的观点，有助于从根本上克服急躁情绪，克服各种错误观念和政策。

二、认清解决传销问题的复杂性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国家对法律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有了深刻的认识，大力推动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完善。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党认识到必须规范好政府与市场、社会的关系，唯此才能更好地推动市场经济发展。党的十五大明确提出了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确立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2004年，《宪法》修订时，依法治国作为治国的基本方略被正式确定下来。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们所拥有的利益不断增多，维护自己权利的意识在公民和社会中广泛生长。适应这一形势的变化，依法行政和公正司法的改革也不断深化。社会主义法律权威开始在社会中逐渐形成，反映出社会发展的进步，人们对于法律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有了越来越高的期待。

1998年，国务院出台了《关于禁止传销经营活动的通知》，首次以行政立法的形式全面取缔传销活动。之后，最高人民法院又以批复的形式，允许将情节严重的传销行为纳入刑法规制的范畴。2005年，国务院正式出台《禁止传销条例》，对传销的形式、特征等做了较全面的界定，建立起比较完善的应对机制。2009年，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通过了《刑法修正案（七）》，专设一条“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 2010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以司法解释的形式规定了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立案追诉标准，打击传销犯罪从“应然”进入“实然”阶段。随后，各地陆续有相关案件进入司法程序。2013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司法解释，进一步明确了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有关法律适用问题。

社会制度的变革与完善，通常都是顺应时展提出来的。纵观立法的过程，不难发现，政府取缔传销的力度不断加大。这也从一个侧面提示，传销在当前社会中的严重程度，可能并没有因为法律的完善而受到足够的遏制。回顾治理传销现实的困境，根子还在于缺乏科学的思维方法。恩格斯曾说过，“部分和整体逐渐变成了在有机界中有缺陷的一种范畴。种子的萌芽——胚胎和生出来的动物，不能看作和‘整体’分开来的‘部分’，如果看作这样，那便是错误的解释，只是在尸体中才有部分。”[3] 176 传销猖獗的原因很复杂，经济利益是根源，但也和我国的政治现实、文化传统以及科技发展等多方面的因素相关。这就要求管理者，在寻求传销的治本之策时，必须用好统筹兼顾的思维方式，具体来说要做好以下几点：要将治标和治本结合，要将法律和道德结合，要将打击和扶助结合。

（一）要将治标和治本相结合。事物的发展总是由量的积累到质的飞跃，这是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规律。治标就是着眼于事物发展数量和程度上的变化，治本则是着眼于促进事物性质的根本变化。反传销工作应当“坚持标本兼治，当前要以治标为主，为治本赢得时间”。无疑，这是反传销工作取得根本好转的重要策略，也是走出“反传销困境”的重要方法论。现实的传销活动，对社会秩序已经造成了很大冲击，对它们的长期不懈打击，不仅是一种鲜明态度，更是一种“高压态势”，有利于压缩其生存空间。这样，也会在人们心中形成震慑，在传销者心理上产生“倒逼效应”，从而产生一定的促进其转化的效果。这样的治标，也就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治本的作用，为问题的最终解决奠定基础。

（二）要将法律和道德相结合。人类社会进入文明阶段后，道德和法律各自发挥着作用，又共同服务于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相比法律而言，道德的力量更广泛、更深刻、更持久，对于促进社会和谐与人的全面发展的作用越来越突出。市场经济的利益导向机制，使得普通民众在精神上所崇拜的对象也由革命英雄、道德模范等转向经济社会等现实领域中的成功人物[4]。传销之所以屡禁不止，并非现在的法律不够健全，更多是在于类似“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这样的传统美德，在急功近利的社会被无视。切实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在整个社会营造出浓厚的“尊德、向德、信德、行德”氛围，是解决包括传销在内的社会问题的重要基础。

（三）要将打击和扶助相结合。唯物辩证法的核心是矛盾分析，不同事物及事物发展的不同阶段，矛盾的性质不同，解决矛盾的方法也不同。面对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我们应保持清醒头脑，分清主次，抓住根本，不为表面现象所迷惑。从当前的发展阶段来看，传销组织者和参与者的主要诉求还是围绕着经济利益，其中包含了部分合理的改善自己境遇的诉求。但是，他们中的很多人已经陷入了拜金主义人生观的窠臼，以追逐和获取金钱作为人生的目的和生活的全部意义。在传销的特定话语体系和组织体系中，他们顽固地坚守着自己的错误的人生观、价值观，幻想着可以一直这样，和主流社会产生坚硬的隔阂。这种心理隔阂如果得不到解除，传销者就只能是“从这个城市到那个城市、从这个组织到那个组织”的辗转活动，治理传销的努力也只能是隔靴搔痒。传销作为一种逐利性的违法犯罪行为，在治理过程中，既要加大对组织领导者的经济处罚力度，也要加大对一般传销参与者经济利益的保护，做好教育转化工作。传销参与者作为社会成员的基本权益，在再社会化的过程中应该得到尊重和保障，这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

参考文献：

[1]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2] 邹庆国.转型社会背景下的社会抗拒研究[J].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1）：81-83.

[3]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

[4] 胡建，等.道德典范的当代困境及其对策[J].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4）：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