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小球藻滋味

培养好的小球藻被制成藻浆，浓缩成一桶桶原料，送往首次合作的食品加工厂。在这里，藻浆被加人淀粉，先做出“小球藻饼干”，陆续又有了小球藻蛋糕、小球藻面条等食品

1961年秋天，研究生林惠民来到武汉珞珈山麓，进入我国第+“藻类学研究室”。

入学不久，他发现，原本每天穿着白大褂、在明亮的实验室里摆弄实验器材的前辈们，突然做起了水泥搬运工，频繁去往一间玻璃花房，在其中砌起各种形状的水池。

那花房里养的不是普通花草，而是被当时的舆论称为“水中猪肉”、“植物牛奶”、“人造鸡蛋”的小球藻。

小球藻是绿藻的一种，这种单细胞藻类植物富含蛋白质，但在自然条件下并不多见。

此时的小球藻，成了被寄予厚望的“高级营养品”，在1959年到1961年那个饥馑年代，它有一个特殊的称谓：代食品。

这个称谓，源自1960年下半年中央针对粮食紧缺的现实，发起的一场全国性的“大规模采集和制造代食品”的运动。中国科学院下属30个研究所的数百名研究人员紧急投入其中，“藻类学研究室”所属的中科院水生生物研究所也不例外。

在这场运动中，小球藻因为不与其他作物争地、争水、争肥，很快从实验室走向田间，红极一时。

小球藻工厂

林惠民原本憧憬着远离喧嚣的研究生生活，却没有想到，被安排担任花房的值班员。

很快“花房”有了新名字――“小球藻工厂”。

这座特殊工厂的负责人俞敏鹃是林惠民的前辈。在她的记忆中，早在50年代，由饶钦止、黎尚豪创立的浮游植物研究组，出于科研需要，就开始了小球藻的培养。而将大量培养小球藻作为主要任务，则始于1961年。

当时最大的实际是农业连年歉收，城乡居民粮食和副食品严重短缺。

1960年8月，中央发出了‘低标准，瓜菜代，大搞代食品’的号召。任务传达到中科院水生所，藻类学研究室随即兵分两路，一路人马是蓝藻组，负责研究固氮肥源，满足当时急需增加的水稻肥料，另一路人马就是俞敏鹃主管的绿藻组，负责分析小球藻的营养价值究竟有多高。

绿藻组进行了反复实验，最终得出结论，小球藻蛋白质含量达到了“30％～40％”。有了这个数据支持，在当时，小球藻对于因长期营养不良而导致的浮肿病，被视作一剂良药。

很快，小球藻成为中科院力推的粮食与饲料代用品“十大成果”之一。

到1961年秋，“小球藻工厂”投入运行了，但在俞敏鹃看来，这里进行的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工厂化生产。相比于同一时期美国、苏联等国家在小球藻生产中采用的大型设备，“小球藻工厂”连基本的喷雾干燥设备也没有。

设备少，就靠人力。林惠民清晰地记得，因为没有机器搅拌培养液，只能人工搅拌。夏季来临，武汉的“火炉”天气，加上温室罩的作用，“小球藻工厂”内热浪翻腾，足有40多摄氏度。研究室的专家们每天都带着眩晕，在培养池里一圈圈搅拌着。

献礼饼千

小球藻的大量培养，最初被认为“过程简单，学会容易”。但对于绿藻组来说，虽然国外已有经验，要钻研出普及的方法还得动一番脑筋。池子多大?搅拌速度多快?一切得按国情改进。

难关――攻克后，培养好的小球藻被制成藻浆，浓缩成一桶桶原料，送往首次合作的食品加工厂。在这里，藻浆被加人淀粉，先做出“小球藻饼干”，陆续又有了小球藻蛋糕、小球藻面条等食品。

一位尝过小球藻滋味的老专家，仍记得那种挥之不去的藻腥味。“也就是在食品里添加了藻类成分。”在这位老专家看来，即使是工厂化生产，藻类也不能取代粮食。“简单说，完全没有面粉，小球藻做成饼干，根本发酵不起来。”

然而，无论如何，小球藻算是正式步入了食品的行列。

不久，藻类学研究室收到来自中央的一封信，对研究室成功研制出“高蛋白食品”小球藻饼干，高度赞扬。小球藻饼干未及上市，就被送到北京展览。

展览面向来自中央机关和各省市机关的代表。很快，小球藻饼干引起了高层领导的注意，“刘少奇还亲自尝过。”藻类学研究室前主任张宪孔颇为兴奋地回忆。

推广大会

在展览上，作为讲解员，俞敏鹃每天要反复讲解小球藻饼干的种种功效。而接踵而来的推广大会，俞敏鹃和同事开始全国各地跑，宣讲小球藻的好处。

很快，全国掀起了生产小球藻的热潮，农村、城市纷纷建起培养池，推广小球藻培育方法的图书也出版了不少。

藻类学研究室的专家们很清楚，小球藻能在全国推开，真正的推动者并非科研人员。让他们记忆犹新的是《人民日报》1960年7月6日的一篇社论。

在这篇题为《大量生产小球藻》的社论中，明确提出小球藻具有很高的食用价值，并举例说有些地方用小球藻试制糕点、面包、藻粥等食品，清香可口，有人用小球藻粉哺育婴儿，效果跟奶粉不相上下。此后各媒体有关小球藻的报道不断。

随后，一纸建议被送到中央高层――推广小球藻的生产意义重要，在粮食因灾不足的情况下，它可以至少保证不饿死人，大大减少甚至基本消灭浮肿病等等，建议中央为推广小球藻和其他粮食代用品，发一专门指示直至公社，逐级负责。当年11月，中央转发了这封建议信。小球藻的推广运动由此启动。

“中央一个号召下来，底下层层发动。”中共中央党校党史学者罗平汉对于代食品运动有这样的评价。1960年11月，中共中央两次紧急指示全国各地开展大规模的采集和制造代食品运动，并成立了以为首的领导小组，统一领导全国代食品工作。

从“洋法”到“土法”

在代食品推广的过程中，藻类学专家们的“本分”，就是尽量向群众推荐简单易行的方法。

据当时20个省市的不完全统计，直接参加代食品生产的人数达2900余万人。而实验室推荐到民间的方法，无一例外都被“因地制宜”。

“营养液我们推荐用氮肥，老百姓家里就用人畜粪尿，化肥成本高啊，粪尿也是有机肥料；我们用水泥池，老百姓就搞了各种器皿在养，还有池塘；因为浓缩很难办，就直接做成液体，喝了最简单。”张宪孔说，老百姓围绕小球藻创造发明的“土法”，多得超出想象。

尽管群众的发明创造，让大搞代食品相当热烈，但1961年春召开的科技小组会议仍然意识到，代食品的生产技术尚未完全过关。

不久，中央决定加强代食品推广工作的技术指导。俞敏鹃奉命去了广东，讲解小球藻培养中的注意事项。到了基层的，俞敏鹃发现果然是大量培养：盆子、缸子、池子，只要有水、有肥料，把藻种一接就可以养，一切都过于简化。

“小球藻要养好也不容易。”林惠民解释说，如果在实验室，因为培养缸跟外界隔绝，营养液有专门配方，再加上高压灭菌，其他的微生物就被杀死，小球藻纯度就高。但是在老百姓家的池塘里，露天环境加上粪尿，就是有小球藻，也会混着其他藻类和浮游生物，甚至寄生虫。

俞敏鹃很快就觉得有些不对劲。她发现公社的技术人员，有些时候直接把培养小球藻的水，用来煮稀饭。此时，人们对小球藻在度过困难年代中的作用充满希望。太空梦

随着代食品运动的结束，小球藻的风潮很快逝去。而藻类学研究室的第一个博士宋立容却发现：研究室曾经参与军工项目，尝试用藻类做宇航员的生命保障系统。

提起这个当时“不可宣传”的项目，俞敏鹃记忆犹新：60年代就有这个计划，一些资料写道：“小球藻将来可以做成太空食品，在潜艇里让藻类提供氧气，形成循环的生态系统，叫“小宇宙’。”

70年代初，水生所曾与青岛海洋所合作研究潜水艇里的气体交换。俞敏鹃参加了，但由于耗电量太大。得到的氧气并不足够。

80年代，藻类研究室参与了国家立项的饲料蛋白项目。在这个国家投入资金400多万元的项目里，有蓝藻、螺旋藻，同样作为高蛋白藻类家族成员的小球藻却不见了踪影。

小球藻“名声”不好。藻类研究室的专家们常听到这样的说法：用尿培养的，怎么吃?

1989年，时任藻类学研究室主任的张宪孔，以“做过潜艇里气体交换”的技术经验，争取到藻类参与航天项目的机会。

1993年，国家载人航天计划批准空间生物学效应子系统研究项目，分析宇宙空间环境对藻类产生的影响。这一次，小球藻搭乘返回式卫星，在浩瀚的宇宙里遨游。

“最短一个礼拜，最长有十几天。”参加航天项目的林惠民至今难以忘怀那壮观的场面：自己将藻类做成的实验材料，交给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小小的藻类随着火箭在巨大的蘑菇云中腾空而起。数十米的烈焰，刹那间将戈壁映得如同白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