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购未满16周岁的人盗窃来的财物该如何定性

一、基本案情

2010年10月3日晚，张某（系未满16周岁）伙同李某（系未满16周岁）翻窗进入重庆某大学学生宿舍，盗走该宿舍内笔记本电脑两台。第二天，张某和李某将盗来的这两台笔记本电脑拿到王某开设的废旧回收经营店变卖。变卖时，张某明确告知王某是自己和李某盗窃来的笔记本电脑，后王某以总价1500元收购了这两台笔记本电脑。案发后，张某、李某、王某对上述事实供认不讳。后经鉴定，该两台笔记本电脑价值共计8210元。

二、分歧意见

那么对于本案中所说的收购赃物的犯罪嫌疑人王某该如何定性呢？主要存在两种不同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收赃者王某的行为不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理由是：根据《刑法》修正案（六）对《刑法》第312条的修改规定“明知是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而予以窝藏、转移、收购、代为销售或者以其他方法掩饰、隐瞒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因此，“犯罪所得”应该是指构成犯罪后的所得，即前罪构成犯罪是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的必要条件。而本案中由于张某和李某未满16周岁，所以他们二人盗窃笔记本电脑的行为并不构成犯罪，那么他们二人盗窃来的这两台笔记本电脑也就不能称之为犯罪所得，既然这两台笔记本不是犯罪所得，那么王某对这两台笔记本电脑的收购行为当然也就不成立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

第二种意见认为，收赃者王某的行为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理由是：该案中，张某和李某二人盗窃的两台笔记本电脑已经达到盗窃罪的定罪标准，属于刑法规定的应当受刑罚处罚的行为，只是由于他们未达到年满16周岁的刑事责任年龄而不负刑事责任。因此，他们二人盗窃的行为仍然是犯罪行为，其盗窃所得应当属于“犯罪所得”，虽对张某和李某不追究刑事责任，但收赃者王某在明知两台笔记本电脑都是盗窃来的情况下仍以低价予以收购的行为应当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追究刑事责任。

三、评析意见

笔者赞同第二种意见，即认为收赃者王某的行为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笔者认为之所以对此案存在两种分歧意见，是因为对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中的“犯罪所得”的理解出现了分歧。那么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中的“犯罪所得”该如何理解呢？关于这个问题,也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从而导致此案存在两种不同的处理意见。第一种观点认为,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条文中的“犯罪”应理解为符合具体犯罪构成的犯罪,认为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须以前罪成立为要件,构成前罪的主体、客体、主观要件、客观要件等四要件只要有一样欠缺,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便不能成立。第二种观点认为,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中的前罪只需从行为的客观属性进行分析,只要具有刑法分则各条所规定的构成特征,并具备应受刑罚处罚的社会危害性就可以了,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完全符合四个方面构成要件的犯罪。对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条文中的“犯罪”作不同的理解会影响到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的认定。掩饰、隐瞒没有达到刑事责任年龄的人通过实施侵犯财产权的行为所取得的数额较大的财物,是否成立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按照第一种观点,由于上游危害行为因不符合犯罪主体要件而不成立犯罪,所以掩饰、隐瞒其取得的财物不构成本罪。按照第二种观点,该行为则构成本罪。笔者认为在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中的“犯罪”应该是指已具有刑法分则各条所规定的构成特征,并具备应受刑罚处罚的社会危害性的行为,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完全符合四个方面构成要件的犯罪。

首先，“犯罪”（“罪”）一词应当具有不同的含义。［１］一般来说，犯罪是指具备了成立犯罪的全部条件的行为。但是，犯罪的本质是法益侵害，在此意义上说，只要是侵犯了法益的行为，就具备了犯罪的本质。而行为是否侵犯法益，只需要进行客观的判断。例如，已满14周岁的人杀人与未满14周岁的人杀人在侵害了他人生命这一点上没有任何区别。只是出于有责性与刑事政策等方面的理由，对后者不以犯罪论处而已。所以，在一些场合，“犯罪”，“罪”是指符合构成要件的违法行为（或者符合违法构成要件的行为）。又如刑法第115条第1款规定：“防火、决水、爆炸以及投放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或者以其他危险方法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第2款规定：“过失犯前款罪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显然，第2款的“前款罪”，仅指客观上符合第1款规定的违法构成要件的行为，即实施了引起火灾、水灾等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并造成了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结果，而不是要求行为像第1款那样出于故意。如果说“罪”是指完全符合犯罪的全部成立条件的行为，那么就无法理解《刑法》第115条第2款,否则便成“过失犯前款故意犯罪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这显然是不正确的。再如，《刑法》第20条第3款规定：“对正在进行行凶、杀人、抢劫、、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不属于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由于正当行为不能向不正当行为让步，所以，对于没有达到法定年龄、没有刑事责任能力的人的不法侵害，在必要时也可以进行正当防卫，因此，上述条款中的“暴力犯罪”并不限于达到法定年龄、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人的暴力犯罪，对于不满14周岁的人实施的杀人、抢劫、等严重危害人身安全的行为，可以（不是必须）进行正当防卫。这也表明，没有达到法定年龄的人的杀人、抢劫、等行为，属于《刑法》第20条规定的暴力“犯罪”。同样的道理，在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中的“犯罪”也应该理解成符合构成要件的违法行为，即具备刑法分则条款所规定的具体构成特征，并具备应受刑罚处罚的社会危害性的行为，而不是指具备了成立犯罪的全部条件的行为。

其次，严格意义上的“犯罪”应是司法机关经过一系列法定程序，进行裁判的结果，并以人民法院的有效判决为表现形式。从严格意义上讲，前罪的认定也必须以前犯被人民法院有效判决为前提，如果前犯尚未以有效判决的形式进行判决或被判无罪，那么本罪的收赃行为人也就不能被判决或要相应地改判无罪，这显然不符合立法的本意，在司法实践中也不利于对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的认定。［２］

最后，如果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中的“犯罪”理解为具备刑法分则条款所规定的具备犯罪客体、犯罪客观方面、犯罪主体、犯罪主观方面四个构成要件的行为，还有可能有悖罪刑相适应原则。例如，根据某省的立案标准规定，盗窃罪的立案数额为2千元，职务侵占罪的立案数额为1万元。如果行为人收购他人盗窃价值2千元的财物则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而收购他人职务侵占价值8千 元的财物反而不构成犯罪，显然有悖罪刑相适应的原则。［３］

综上所说，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中的“犯罪”作犯罪的客观属性即符合构成要件的违法行为理解，坚持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不以前罪成立为要件，符合刑法理论，也有利于司法实践，有利于保护合法权益。

注释：

［１］张明楷：《刑法学》（第4版），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92页。

［２］沈小平，沈少敏：《关于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在定性与犯罪数额问题上的疑点案例分析》。/show.aspx? id=129&cid=16。

［３］王军、向平：《犯罪所得应理解为含违法行为所得》载《检察日报》2007年11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