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急剧扩张的警示等

澳门急剧扩张的警示

耿法（河南 ・ 郑州）

据《南风窗》杂志披露，自2001年澳门特区政府结束了赌业垄断并允许外国经营者进入以来，赌桌、赌客和业收入都在大幅度增长。国际巨头纷纷登陆澳门，斥巨资大兴土木建设新。澳门的赌台数量由开放专营权前的不足400张增至1600张，2006年底前突破2500张，估计未来几年将增加到5000张。2005年，澳门业的收入为56亿美元，仅次于拉斯维加斯的60亿美元，而2006年上半年，澳门业的收入为31亿美元，与拉斯维加斯的33亿美元相差无几。有西方媒体惊呼：“澳门将取代拉斯维加斯成为世界头号赌城！”

作为中国内地一个普通公民，我对于澳门本身并无什么兴趣，但对于有多少内地的中国人进入，尤其是有多少携带大量公款或赃款赴澳门进行豪赌的官员十分关注。有行内人士指出，收入的80%来自人数不多的贵宾厅。国外的贵宾咱不能说什么，但国内能进入贵宾厅豪赌的，除了极少数民间的大款外，大多数就是一些贪官了。

沈阳市前副市长马向东在中央党校学习期间，周末坐飞机去澳门豪赌（还带上市财政局长），江苏省一个小小的乡镇长也在澳门输掉1700万元巨款，广东省东莞市的一个镇长居然挪用公款1.1亿元赴澳门，输掉9000多万元。他们挥霍的都是公款，都是人民的血汗钱。如今澳门的客人中，内地人占了近60%，赌款很大一部分来自内地。媒体披露，许多贪官有携公款去澳门的劣迹，出手之阔绰，赌注之巨大，令职业赌徒为之心惊。老板出巨资兴建新，就是看准了这块令人垂涎欲滴的大肥肉。以著名美国运营商拉斯维加斯金沙集团为例，2004年5月投资2.65亿美元的澳门金沙开张，开业一年多一点的时间就收回了投资，随后又继续扩建。如此高额的利润回报，有哪个行业可比！

说到这里，当引起警惕了。各级党的组织部门和纪律监察部门，要高度关注澳门空前兴旺的警示，对各级官员加大监督力度，防微杜渐，把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坚决刹住官员携巨款出境豪赌的歪风，不让人民的血汗钱白白扔掉。有报道介绍说，在风水大师的建议下，新落成的澳门金沙设计成圆形的蜂窝状，目的是留住的“蜂蜜”，日夜不停进出的赌客们就是“辛勤的蜜蜂”。但那些携带巨额公款或赃款进澳门的国内大小官员，决不是什么“辛勤的蜜蜂”，而是货真价实的大蛀虫！

餐车高价宰客绝非“少数”

李 清（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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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9月底，市民姜海程从湖北乘火车回北京，在餐车点了份最便宜的木耳白菜，要了一份米饭一碗汤，结果“近30元的饭菜根本没吃饱”，而光是那份白菜就要15元。回京后他写信将此事反映给铁道部长。近日，武汉客运段领导专程登门向他道歉，并退还了多收的20元餐费。铁道部相关人士表示，部里对列车餐饮工作有严格要求，这趟列车属于极少数的情况，不能代表所有列车。今后铁道部会加强监管，尽量杜绝此类事情的发生（《新京报》2006年12月13日）。

火车餐车的饭菜价格奇贵，已经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姜海程所乘坐列车的餐车，一份只有几片木耳的白菜，卖到15元钱，按照铁道部人士的说法，这“不能代表所有列车”。可是，姜吃饭时花了近30元，现在客运段退给他20元，也就是说应收的不到10元。我想请铁道部人士随便去个餐车看看10元能否吃到一菜一汤！?

姜海程所反映的问题，绝非“服务员工作不细致，没有介绍米饭和汤可以另加”所致，他在火车上用餐遇到的情况，也根本不是“极少数的情况”。事实上，火车餐车一直以高价宰客，利用垄断牟取暴利。北京站广场上有块大广告牌， 写着“赶火车吗？别忘带某某方便面”，几乎是对餐车最好的讽刺。

铁道客运部门追求经济效益，无可厚非，但不能以此作为高价宰客的理由。餐车的饭菜价格高过成本数倍，质量与服务却差得一塌糊涂，这种不正常情况长期存在，严重违反市场经济的规则，损害“人民铁道”的形象。

垄断产生暴利，要让火车餐车的价格降下来，有效的方法是打破垄断，而不是靠铁道部门自己加强监管。我们清楚地看到，餐车垄断不仅是对市场的垄断，更关键的是对监管权的垄断。笔者期盼，物价部门的执法人员多“登上”火车餐车，为旅客当好“价格卫士”。

提高低收入比调节高收入更重要

叶 雷（湖北 ・ 武汉）

近日，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财政部发出通知，要求各地严格按照国家政策规定审核工资与效益挂钩方案。对工资增长过快、工资水平过高的企业，尤其是2005年工资相当于当地城镇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两倍以上的企业，要从严审核其挂钩经济效益基数、工资总额基数，将其浮动比例下调至0.6以下，并严格执行新增效益工资分档计提办法（《中国青年报》2006年11月30日）。

限制垄断行业员工工资增长过快，对于做好国有企业工资总量的宏观调控，促使企业工资增长与经济效益增长保持合理关系，缓解社会贫富悬殊，增加社会和谐，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然而，我们在调节高收入的同时，更应该注重低收入水平的提高和保障。

有信息显示，全国最低工资标准最高的是广东省深圳市的850元/月，最低的是某省235元/月，而全国平均在500元/月左右。这情况和《中国经济周刊》报道的“全国绝大多数地区最低工资标准尚未达到当地社会平均工资40%~60%水平的国家标准”是一致的。每周工作5天，每天工作8小时，一月至少要工作176小时，按照目前最低工资的最高标准计算，每小时工资不足8元，按照最低标准计算，每小时工资不足1.5元，这还不算那些拒绝执行最低工资制度，利用提高劳动定额变相降低工资水平的企业，可见我国的劳动力是多么廉价。

更可怕的是低收入阶层的收入至今仍缺乏保障。对于公开违背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所制定的《最低工资规定》的行为，目前还没有一个执法部门进行卓有成效的执法，全国总工会有“要求各地工会要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推动地方建立正常调整机制；争取用三到五年的时间逐步使最低工资标准达到当地社会平均工资40%~60%的水平”的想法，却没有具体的实行措施。

在许多情况下，低收入者的不满不是因为高收入者的收入太高，而是低收入者的收入太低，而且还没有保障。他们已经无力承担物价上涨、生活成本日渐提高的重负。因此，目前薪资改革的关键是提高和切实保障低收入者的收入。

“人才过剩”还是“学历过剩”

谢 涛（广东・广州）

西南大学2007届毕业生秋季双选会火爆开场。其中，一家名为红鼎高尔夫球会的单位现场抛出72个职位，其中包括月薪只有700元的球童15名，要求很简单：“女性，高中学历，相貌端正，普通话流利，能吃苦耐劳”。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些职位竟引来40余名大学生争夺（《重庆晨报》2006年11月26日）。

近年来，收费员、殡仪工、门童、球童……这些原本被很多人忽略，并不需要多少技术和知识的工作，正被越来越多的“天之骄子”们当作“救命稻草”一般去求取。虽然，不时有人用“职业不分贵贱”、“选择全由自己”、“就业观念转变”之类的借口来掩饰，但是，都无法遮蔽其背后的苍白无力。所谓“自由选择”不过是被严峻的就业形势逼出来的。

有人曾针对现在高学历就业难发出感叹：“博士满走廊，硕士满礼堂，学士满操场，人才已经超过社会需要，大大过剩了，都是扩招惹的祸。”笔者也对教育产业化引发的高校扩招颇有微词，但是对于这种将人才等同于高学历的观点则不敢苟同。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由于教育资源的稀缺，高学历一直是普通大众的奢求，高中生、中专生、大学生、研究生，这样的学历阶梯在人们心中等同于人才、精英的成长之路，与此同时，我们的人才培育机制基本上也和学校教育的学历体系相契合。应该说，这样的人才培育机制的形成是有其历史和社会背景的。然而，随着经济的发展，对人才的需求日益多样化，人才的界定也由过去单纯的学历标准扩大到能力、道德、专业、学历等各个方面。可是，我国的人才培育机制却未能因势而变，从旧的学校教育模式中解脱出来，因此大批所谓高学历者并不是符合社会需求的人才，就业难的实质在于“学历过剩”，而不是“人才过剩”。

教育的目的是“唯功利化”还是“学以致用”？大学生委身竞聘“球童”之类职位，除了“学历过剩”和“身份模糊”下的无奈选择以外，一个重要原因便是求职观念的“唯功利化”。读书并非不计成本，通过读书获取一份较为体面、收入较好的工作无可厚非，但是，现在的大学生求职时往往忽略了“学以致用”。例如，高速公路收费员和殡仪工稳定、高薪、福利好，而一个高尔夫球场的球童，据说一个月的小费可达数千，这些不正是某些大学生放弃四年苦读的专业和技能转而投奔不对口岗位的动力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