惩罚是一场秀

许多生活游戏都包含了惩罚的环节来助兴，要达到助兴的目的，惩罚必须是在欢乐中让人难堪，既怕惩罚，又服从惩罚。比如很原始的输了牌要钻桌子，夹耳朵，后来玩到了输钱，都是惩罚。

觥筹交错之时，惩罚一个接着一个。要是谁迟到了，那是要自罚三杯;要是谁说错话了，也要罚酒的。还有歌厅骰子游戏，还有行酒令，就是为了惩罚而设置的游戏，惩罚就是游戏，就是取乐。

曾经看到摄影家雍和在1980年代拍的一张照片，我在《上海女人》一书中也用了。照片题材是共青团组织在公园里活动，一群团员青年团团坐，在玩击鼓传花游戏。有蒙眼击鼓的，照片拍得真好，是花落一个女孩的瞬间，女孩大窘，两旁则是幸灾乐祸的，落井下石的。

当年的击鼓传花，大家最怕的是花落我家，常常鼓已停而花不止，最终的护花使者，实际上是游戏的失败者，受到的惩罚就是表演节目。可怜哪，贫瘠时代，人人只会大鸣大放大辩论，短于小琴小调小歌唱。其实也不是不会唱歌跳舞，但是那一个时代人都羞于表现。于是羞羞答答，扭扭捏捏，千呼万唤始出来，是上台者的共同造型。唱歌？不会？跳舞？不会？朗诵？不会……没有十几分钟的起哄，是惩罚不了被罚者的。惩罚与反惩罚，起哄与突破重围，活动要的就是这个味儿。照片这一个瞬间，在当年极其普遍。团组织也就是在公园里活动，活动也就是击鼓传花，再没有别的花样。回忆起来，惩罚还真是开心的事情。

如果现在的团组织也在公园里活动，也击鼓传花，会有什么后果？照样要惩罚，只是时代变了，惩罚的内容也不得不变变，那时候是惩罚唱歌，如今真要惩罚，是惩罚她不许唱歌，至少半小时――因为如今人人都是“麦霸”，那么多的歌厅歌厅里那么多的包房，都是出了钱去唱歌的。常有歌厅活动，刚刚开唱，已经有人点了一长串的歌了。风水轮流转，当年的惩罚如今变成了福利。在卡拉OK时代，花钱唱歌都足以通宵达旦，一唱雄鸡天下白;稍稍谦逊一点没有很快点歌，冷板凳上就会坐上个把小时――歌者在作秀，不歌者在受罚。

惩罚脱胎换骨为一场秀，于是人人不惧惩罚，人人又爱看人家受罚，这实在也是一道看似简单却难以解答的社会学课题。去闹新房的时候，这种惩罚与作秀的心里角色交换，更加明显。以前闹新房的时候，垂下一个苹果让两个新人去咬，趁机让他们亲个嘴，都是一件比登天还难的事情。新郎新娘的扭捏，当然会让闹新房的人不扎劲，于是就有人起哄，要把预先准备的闹新房节目一个一个闹一遍才会收场，所以闹新房会闹到半夜。

如今也闹心房，但是咬苹果之类的小“凯斯”是没人玩了，大家追求更刺激，更生猛。新郎新娘钻在被窝里，在众人吆喝之中，一件件的衣服脱下来往外扔，有一点点零星抵抗，很快，领带、衬衫、胸罩、内裤，都一一缴了出来，于是众人也算是将闹新房进行到了底，知趣地退出了新房。闹新房者还未走远，里边的新人笑将起来，他们的肢体早就不陌生了，宽衣解带不是惩罚，是表演，更是正中下怀的喜悦，巴不得早点开始这个程序，所以面无赧然地三下五处二。有一句成语仿佛是为这样的闹新房度身定制：半推半就，甚至还可以进一步：一蹴而就。

新房闹到这个程度，有人说太俗了，这是道德家的判断。若是心理学家，不评判俗和不俗，在意的是有趣和无趣。游戏性的惩罚，一定是要遭到抵抗的，遭到的抵抗越是顽强，游戏越是有趣。闹新房，越是有事先设置的闹法，越是有新郎新娘的负隅抵抗，也就越是有游戏的成分，情绪也会高涨亢奋。需要铺垫，需要使坏，需要攻克。如今的闹新房太容易进入高潮了，当一对新人太配合闹的时候，是闹不起来的。犹如一个高升炮仗，火一点，升空，嘭―啪，两声响，炮仗碎皮已经掉落在地，高潮退得太快了。闹新房的人，只是做了一个闹新房的托，只是为新郎新娘去制造点气氛，当气氛很快到达高潮时，闹新房的托，就到了怏怏而归的时候。于是现在新房是越发闹不起来了。

受惩罚者变成了一场秀。惩罚者看不到受惩罚者的受罚，不经意的恰是一种受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