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神宗朝熙宁时期的礼文建设考论

[摘 要]北宋神宗朝元丰时期，是宋代礼制建设的重要时段，而在此之前的熙宁时期，也有编修《南郊式》，讨论太庙始祖及其地位等郊祀礼文方面的议论或施设。《南郊式》作为“敕令格式”之一种，其性质介于法令和礼典，具有可操作的规范性与实效性，其编纂为后来的礼文变革提供了基础。变革的整体思路既包含“回复三代制度”的理想，同时也从政治实践出发，综合考虑历代沿革与现实可操作性，体现出较为鲜明的时代特征。

[关键词]宋神宗；熙宁；郊祀；《南郊式》；礼文建设

[中图分类号]K2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372（2013）02-0105-04

郊祀与宗庙制度，作为中国古代礼制中最为重要的内容之一，自商周以下，历代王朝或继承沿袭，或改革变通，其发展和演变的轨迹本身即为中国古代史研究的重要课题。

宋代礼制承前启后，在中国历史上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特别是北宋时期，一方面，在“法先王”、“复三代”等政治理念的指引下，发挥经义并结合实际，在郊庙祭祀制度的建设方面多有创获。另一方面，在神宗朝制度改革的背景下，产生出若干争讼不绝的重大问题，如天地是否应当合祭、太庙始祖应当是太祖还是僖祖等。这样的争论一直延续到南宋，并对政治史产生了若干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与魏晋隋唐或者后来的明清相比，学界对宋代郊祀礼制的研究似乎稍微薄弱。已有的研究，大多是从礼制史的角度进行的宏观考察，而在具体的历史进程中进行的微观辨析似乎尚有不足。尤其是对宋神宗朝礼制变革的研究，目前所见的论著基本停留在笼统描述现象的阶段，对其中变革的过程和机理缺乏深入探索。本文试图对宋神宗朝的礼文建设进行更细致的观察，区分熙宁和元丰时期的差别，把元丰礼文变革视作一个水到渠成的“结果”，并在熙宁期间的施设措置中寻找其“原因”和渐变的脉络。

一、在熙宁编敕体系中修纂的《南郊式》

在中国古代国家礼制体系中，郊祀礼仪居于核心地位。所谓“国之大事，惟祀与戎”。由于南郊大礼的特殊性，历代王朝对其仪轨都十分重视，北宋《开宝通礼》以《大唐开元礼》为蓝本，其仪制因循前代，变化不大。太宗朝之后，并未系统编修国家礼典，而是以增订仪注并纂集为主要体例。其中，南郊祀仪一直是礼院官员重要的编纂内容。北宋前期，礼官编修的仪注集有《礼阁新编》、《太常新礼》、《庆历祀仪》等，欧阳修《太常因革礼》沿用这一体例，即以《开宝通礼》为纲，在此之下编纂故事，保存仪注。

宋神宗朝编纂《南郊式》始于熙宁二年（1069），即王安石出任参政，设置制置三司条例司开始变法的那一年。据《宋会要辑稿·职官五·制置三司条例司》：

（熙宁二年）十二月三日，条例司言：……“三司岁计及南郊之费，皆可编为定式。乞差官置局，与使副等编修，仍令本司提举。太常博士、集贤校理刘瑾，大理寺丞赵咸，保安军判官杨蟠，秀州判官李定编定《三司岁计》及《南郊式》；屯田郎中金君卿，大理寺丞吕嘉问，郓州须城主簿、三司推勘公事乔执中编定《三司簿历》。”从之。

另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10，熙宁三年四月己卯（1070），以前秀州军事判官李定为太子中允、权监察御史里行。李定以支持青苗法见知于王安石，同时也邃于经学，王安石因此推荐他编《三司岁计》及《南郊式》。该条下李焘注云：“编式乃二年十二月三日。”与《宋会要》所载相合。

此外，章如愚《山堂考索》引《四朝国史志》所载《神宗熙宁会计录》云：

国家自天圣以后，用度浸广，故于会计录加详。神宗嗣位，用王安石参预枢要，尤以理财为先务。熙宁三年，条例司始议取三司簿籍，考观本末，与使副同商度经久废置之宜，一岁用度及郊祀大费，皆编著定式。诏用其议。以刘瑾等编三司岁计及南郊式。金君卿等编三司籍簿。条例司总领焉。

由上引史料可见，《南郊式》的编纂动因，最初来自于制置三司条例司对三司岁计及南郊费用的统计与规划，希望以考观本末，编为定式的方式，在核算成本的基础上，设计出可以参考的规范。

李定在熙宁三年（1070）遭弹劾去职之后，神宗一度以吕嘉问提举编修删定南郊式，最终交由沈括完成。据《宋史》卷331，沈遘传所附沈括传，沈括于熙宁年间“擢进士第，编校昭文书籍，为馆阁校勘，删定三司条例”，在此期间接手编修《南郊式》：

故事，三岁郊丘之制，有司按籍而行，藏其副。吏沿以干利。坛下张幔，距城数里为园囿，植采木、刻鸟兽绵络其间。将事之夕，法驾临观，御端门、陈仗卫以阅严警，游幸登赏，类非斋祠所宜。乘舆一器而百工侍役者六七十辈。括考礼沿革，为书曰《南郊式》。

沈括最终于熙宁五年（1072）完成《南郊式》，并应用于次年的南郊大礼中。《宋史》沈括传称宋神宗“即诏令点检事务，执新式从事。所省万计，神宗称善。”

《南郊式》全文今已散佚不存，仅据《长编》及陈襄《古灵集》中对《南郊式》的讨论与因革，可以窥见其中一斑。其中有对南郊大礼之后赐赉等差额度的规定，如《长编》卷二百五十八，熙宁七年（1074）十二月己巳条记载：

上批：“李宪见寄昭宣使，所有南郊支赐，缘宪勾当御药院三，昼夜执事，最为勤劳，难依散官例。”枢密院言：“南郊式，昭宣使以上当支赐银、绢各四十匹、两。”上曰：“此系散官无职事人例。仍赐银、绢各七十五匹两。”

同时，《南郊式》也规定了在行礼过程中的一些具体仪轨，如车驾出宫门的勘契之式，朝飨太庙时的尊彝陈设等。祖慧在《沈括评传》中，指出沈括据《周礼》及唐代礼制改革南郊祀仪，一方面“务为简约”，节省开支，一方面也变革了一些有违礼制之处，如皇帝祀天自称“臣”，而有司摄事不当称臣等。

现在可见的与《南郊式》关系最为密切的文章，是沈括《长兴集》卷十三的《进南郊式表》。因为此表中包含了《南郊式》的编纂背景、目的，及一些重要的观念，所以在这里全文引录：

臣某等言：伏奉勅命编修《南郊式》者。郊丘事重，笔削才难，猥以微能，叨承遴选。中谢。盖闻孝以配天为大，圣以飨帝为能。越我百年之休明，因时五代之流弊。前期戒具，人辄为之骚然；临祭视成，事或几乎率尔。盖已行之品式，曾莫纪于官司。故国家讲燎之上仪，而臣等承撰次之明诏。迨兹弥岁，仅乃终篇，犹因用于故常，得删除其纷冗。恭惟皇帝陛下体圣神之质，志文武之功，嘉与俊髦，灵承穹昊。物方鬯茂，以荐信而无惭；人且昭明，知因陋之为耻。固将制礼作乐，以复周唐之旧；岂终循诵习传，而守秦汉之余？则斯书也，譬大辂之椎轮，与明堂之营窟。推本知变，实有补于将来；随时施宜，亦不为乎无补。臣等编修到《南郊式》共一百一十卷，并目录一卷，谨随表上进以闻。

从写作者的口气来看，是进上此书时的表章，所以此文章的主笔应该是领衔奏上之人，即时任宰相的王安石。因此可以推论，此表或为王安石亲笔，或为王安石授意沈括，由于此表收于沈括文集，推测后者可能性更大。但不管是哪一种情况，此文章都可以代表王安石本人对于《南郊式》这篇文献以及南郊礼仪的认识与态度。

据表文可知，编修《南郊式》，一方面是为了改变每次南郊大礼准备阶段，“前期戒具，人辄为之骚然；临祭视成，事或几乎率尔”的尴尬状况，为礼仪的行用提供可资参考的标准。另一方面，王安石也清晰地认识到，从“制礼作乐”的角度来看，编修《南郊式》只是整齐礼乐，成一代王制的第一步，正所谓“大辂之椎轮，明堂之营窟”，是追法三代，复“周唐之旧”的前驱和过渡。

显然，《南郊式》作为一部以节省靡费为目的的法令，其本质是将以往率尔随意的旧章进行归纳整理，编订一个有司可以参照行用的标准，即宋神宗所谓“设于此而使彼效之谓之式”，这就改变了以往礼书与礼仪脱节的状况，使得“典礼”的性质发生悄然的变化，从纸面上的礼文，或每次郊祀临时的、随意的礼仪集合，演变为有法可循、有章可依的定则。显然，这种对于礼文的标准化和规范化，不仅能够有资于实用，也可以为后续的发展提供一个操作的基础。

《南郊式》于熙宁五年（1072）编成付用之后，礼官在此基础上有所损益，《宋史·艺文志》著录有陈绎《南郊附式条贯》一卷，向宗儒《南郊式》十卷。此外《长编》载，元丰三年（1080）正月辛卯，太常丞、充集贤校理黄廉上《编修南郊增损式》，事亦见王应麟《玉海》及黄庭坚《山谷集》。

《南郊式》的著录仅见于尤袤《遂初堂书目》“仪注类”，但只有书名，未说明卷数，无法判定是否即是本文所述的同一本书。《宋史·艺文志》著录“王安石《南郊式》一百十卷”，是以宰相领衔编著的体例，与沈括、向宗儒所编者当为同一部书。但就这条著录的史源来看，是出自宋代国史的记载，未见得实有其书。就体例而言，《南郊式》属于有司专用的法条，民间抄刻可能性很小，在南宋之后的其他私家目录中也未见记载，推测亡佚于靖康之变中的可能性非常大。

书虽不存，但其内容却未必完全亡佚，而有可能在后来的礼书编纂中被汲取继承。据《长编》及《古灵集》载：元丰详定郊庙奉祀礼文的时候，礼文所工作方式即以《南郊式》和稍后编纂的《熙宁祀仪》为蓝本，在此基础上去取损益，可以在他们的讨论中见到“看详《南郊式》”的说法，问题有结论之后会提议“合入《南郊式》”。可见一百卷的《南郊式》，作为一个结构性的法令文献，为北宋神宗朝之后的礼文建设提供了参酌损益的平台，其内容在后来编纂《政和五礼新仪》时也应当有借鉴和吸收。

二、设官提点南郊事务与编修明堂等式

纵观《长编》、《宋会要》中所载熙宁时期的政策，总体而言注重政治经济，礼制方面史料有限。可考见的，除了编修《南郊式》之外，政府还先后设立了一些专门机构负责礼制中的具体事务，包括设立“提点南郊事务”之职和差专人“编修明堂等式”。

据《长编》，熙宁七年（1074）八月：

大礼使韩绛，乞差检正中书礼房公事向宗儒提点南郊事务，从之。其后，每遇大礼，从中书选差官两员通管，或只差一员。

《长编》中存有提点南郊事务向宗儒的若干条建议，都是与礼仪的操作细节相关，其时间也已经到了元丰元年（1078）。如《长编》元丰元年正月己未：

提点南郊事务向宗儒乞自东壝门内布黄道至望燎位，下礼院详定，关报入式。从之。

又如《长编》元丰元年二月癸丑：

诏：“自今亲祠太庙，焚册于南神门外。其祀郊丘，匏爵献而不酬。内壝之外，众星位周环每二步别植笋桩一绷、青绳三重，以为限域。”先是，提点南郊事务向宗儒言：“车驾诣太庙行礼毕……乞于南神门外少东焚册。”又言：“郊坛内壝之外，众星设位，旧无限域。乞依内壝，限以笋桩、绷绳。”又言：“冕服器用多参以今礼，惟匏爵独循古制，恐未为称。又酹酒于盘，嫌于祼献，恐非大神不祼之义。乞下礼官详议。”至是，礼院奏，以为焚册于南神门外，坛壝绷绳以限星域，及匏爵献而不酹，当如宗儒议。至欲饰匏爵，即非古，案先儒义说，但曰“破匏为爵”，而不云有饰，且取其自然，以象天地之性。故有是诏。

从上述史料中可以看出，提点南郊事务之职任，隶属于中书检正官的任职系统，专事专办，并直接向皇帝汇报。向宗儒作为南郊事务的专门的提举官，就南郊礼仪中的各种问题提出修改变革的建议，经皇帝批阅后下太常礼院讨论，而礼院则对其建议进行斟酌检讨，加以调适，从而形成了以皇帝和中书门下为中心的工作体系。其中的争议和去取，可以看出“礼仪实践”与“经义”之间不可避免的张力。

以向宗儒所提出“饰匏爵”问题为例：向宗儒是从专管官员的角度，认为“礼的实践”应当体制统一，如果冕服器用都是遵从当今的习俗，那么唯独匏爵使用朴陋的古器，显得不伦不类；而太常礼官则是站在“经义”的立场上，认为先儒对于匏爵的解释很清楚，所谓破匏为爵，通俗说就是一个葫芦剖两半，无须多余的装饰，正可以凸显其自然率真之性，符合“大礼从简”的义理，因此不需要改变旧制。

这种用经义检讨并规范礼仪的做法，其实是礼之实践中的常态，但是在熙宁时期“专事专办”的背景下，凸显出二者之间更为密切的联系，并逐渐从一种临时性的议论，转变为系统全面的检讨归纳，即下文所要论述的元丰郊庙礼文。

此外，需要注意的还有，《宋史·艺文志》著录向宗儒《南郊式》十卷，据此推测，应当是在原《南郊式》基础上的增删损益。这类史料可以勾勒出从熙宁到元丰，郊祀标准逐渐祥实细密，并从“标准化”向“严谨化”演变的线索。

熙宁时期，除了对南郊礼仪进行法度化的规定，皇帝还诏令专门官员，编修明堂与祫祭的礼仪，同样是以“式”的形式呈现。从现有史料来看，这并不是一个孤立的工作，而是在“编修三司令敕”的过程中展开的，据《长编》熙宁七年（1074）七月：

详定编修三司令敕沈括言：“奉诏编修《明堂》、《籍田》、《祫享》、《恭谢式》。明堂、祫享，近岁多与南郊更用；恭谢、籍田，历年不讲礼文，盖已残缺。至于东封、西祀、朝陵等礼，亦皆难以搜究。窃虑空文迄于无用，欲止编明堂、祫享二礼。”从之。

关于沈括编修明堂等式，史料中仅见此处记载。据《沈括事迹年表》，熙宁六年（1073）八月，沈括在王安石推荐下查访两浙，至熙宁七年三月回京述职，同修起居注，上引奏议在熙宁七年七月，则他担任详定编修三司令敕的时间应该是在四月与七月之间。从时间顺序上来看，是继编纂《南郊式》之后，以详定编修三司令敕的身份，又奉诏编修其他礼文，与《南郊式》类似，其出发点应当是编订规范以核算成本、节省开支。

从另一条史料中可以看到，“提点南郊事务”与“编修明堂等式”虽然是因事而设的差遣，但是后来逐渐形成了以此为职任的局所机构，据《长编》所载，在元丰元年（1078），神宗诏令对隶属中书的各个局所进行了一次清理整合：

诏：“编修《明堂式》所并归提点南郊事务所，比较熙河财利所并归经制熙河财利司，其详定编修令式及详定一司敕并并归修内诸司式所，一路一州一县敕并归重修编敕所，详定闲冗文字所令孔目房检正官结绝。以上除见存外，并罢局，余并依限了毕，限外官吏罢添给。”

在清理中，编修《明堂式》所被归入提点南郊事务所，可见在此之前，已经有相关的机构存在，并有专门的官吏负责相关事务。据《宋史·礼志》，元丰时期的礼文编修成果中，就有《明堂祫享令式》，应当是这一机构的最终成果。

三、礼书“法令化”—编修南郊、明堂等式的意义

由前引史料可知，熙宁时期编修南郊、明堂等式，都是在“编修三司令敕”这一体系下开展的。

编修三司令敕始于熙宁三年（1070）八月，据《长编》所记，熙宁三年八月乙酉“命提举在京诸司库务王珪、李寿朋同三司使、副使提举编修三司令式。候成，各赐一本，令三司通共遵守施行。”同年（1070）十二月庚辰，“命王安石提举编修三司令式并敕及诸司库务岁计条例。翰林学士元绛、权三司使李肃之等并同详定。”熙宁六年（1073）八月“甲申，翰林学士、判司农寺曾布兼详定编修三司令式敕、诸司库务条例。”从人事任命上可见，这一工作是熙宁三年之后政府的一项重要事务。

事实上，早在熙宁五年（1072）十二月，编修三司令敕所在整理斋醮式的时候，就提出应当有所省并罢废，其中涉及罢废温成皇后忌日斋忌这一历史遗留的宫闱敏感问题，在王安石的坚持下依礼废除。而从上引沈括奏议内容来看，神宗给他的要求是编修所有大礼的仪文，包含明堂、籍田、祫享、恭谢乃至东封、西祀、朝陵等等，覆盖了北宋建国以来所行的全部重要礼仪。沈括的意见则是，这些礼仪或者历年不讲，或者难以搜究，如果强行编订的话，依然只是空文，没有实用价值，不符合“式”的一般规范。因此只编了“明堂”和“祫享”二礼。

综合上述史料，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熙宁时期的礼制建设，从熙宁三年（1070）到熙宁七年（1074）之间，由编修三司条例令敕到编修《南郊式》，再到编修诸司令敕，乃至编修明堂、祫享等式，虽然史料有限，但是却可以清晰展现出，在编定与国家财务相关的各项法令的体系建设过程中，延伸出了一条“制礼”的线索。

《南郊式》虽然隶属于“敕令格式”一类的法典或者“工作手册”，但是对南郊礼仪流程的规定，可以与《大唐开元礼》、《开宝通礼》和《太常因革礼》中关于南郊祭天的内容视为同类，因此可以放在唐宋官修礼书这一脉络中分析。张文昌认为从《礼阁新编》到《太常因革礼》，将《开宝通礼》以下的礼仪文字进行汇集类编，确立了一种新的礼典编纂方式。这种方式目的在于汇集原本零散的仪注文字，除了可以保存礼仪故事之外，同时也确立《开宝通礼》为有宋一代之礼典范式，后世之礼典仅能记录其“变礼”以讨溯沿革，而不是另立“一王之制”而取代《通礼》。这种编纂方法从北宋延续到南宋的《中兴礼书》，可以说是两宋时期最重要的礼典编纂方式，后来的王朝礼书中亦不乏承袭者。

然而这种“保存故事”的礼书编纂传统在神宗朝之后有所变化。从熙宁《南郊式》，明堂、祫享式，到元丰《郊庙奉祀礼文》，乃至发展到宋徽宗时，在继承前代礼书的基础上编成《政和五礼新仪》，成为北宋在《开宝通礼》之外另一部国家礼典。由“汇集故事”到“制作法典”，礼书本身的性质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如果说之前由礼官编纂的祀仪是“仪注”，那么《南郊式》则是“设于此而使彼效之”的“式”，是官方规定并颁行的“法令”。这可以认为是一个礼书法度化的过程，即礼书不仅需要记录“已然”，还需要规定“应然”，为现实中的操作提供明确的规范和依据。综合这一变化过程，有理由认为，熙宁期间编纂的《南郊式》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承上启下的作用。

从熙宁变法的全局来看，这条线索也是王安石本人礼学思想在政治实践中的具体投射。他在《上仁宗皇帝万言书》中论及养士，提出在“饶之以财”与“裁之以法”的同时，也要“约之以礼”，强调的就是通过详定礼仪规范，约束上至王公，下至庶民的行为。既为社会制定一个可以参详的标准，不使人心散乱，同时也为人伦日用和婚丧祭祀中的仪制限定边界，避免过度奢靡或僭越。从他的文集中也可以看出，这样一种从“外部”或者说是“经济社会”的层面构建礼的体系，使礼实用化、功能化的思路，贯穿他整个的学术体系中。

而从国家礼典的角度讲，王安石礼学思想的实践，使得熙丰礼制变革从开端处就有一条“法令化”的筋骨脉络。在这种思想引导下，礼文被行政的力量推动鼓舞，它不再是“因革礼”体制下，存于有司以备参考的“礼书”，而变成了有明确规定，并可在实践中直接应用的格式法条，也就是具备了“礼典”的特征。这在整个北宋中后期礼制变革的线索中，是非常关键的一个环节。

四、熙宁时期礼文建设在熙丰法度中的意义

通过观察熙宁时期礼文建设方面的成就，可以看到，虽然当时的执政群体关注重点不在礼乐之上，但是有规模宏阔深远的思路，并且受到现实中具体行政问题的驱策，在礼文建设方面还是进行了非常务实、高效且针对性很强的工作，形成由点到面，逐步深入的格局。特别是在学术理念和方法上形成了基本的共识，而通过行政乃至技术层面界定礼文的内容，使得礼书法典化、经学化的思路逐渐明晰，从而为元丰时期乃至以后更大规模的“制礼作乐”铺垫准备。

欧阳修在《新唐书·礼志》中提出：“由三代而上，治出于一，而礼乐达于天下；由三代而下，治出于二，而礼乐为虚名。”所谓“虚名”指的三代以后的君王，不能追复古礼，安于苟简，“其朝夕从事，则以簿书、狱讼、兵食为急，曰：‘此为政也，所以治民。’至于三代礼乐，具其名物而藏于有司，时出而用之郊庙、朝廷，曰：‘此为礼也，所以教民。’此所谓治出于二，而礼乐为虚名。”这种二元对立的本质，表面看来是“礼文”与“政事”的对立，其深层则是指向现实需求的礼书与指向理想政治的经学，二者之间存在巨大的沟壑。

本文尝试勾勒熙宁期间礼文建设的推进过程，同时也试图揭示出在以《周礼》为指导思想的“经术致治”的大背景下，熙丰时期的执政者如何努力实现这种“合二而一”。笔者认为，从熙宁初年即开始的这一进程，虽然因史料缺乏而难以进行更加精细准确的描述，但是已有的材料如同稀疏的版块，依然可以勾勒出拼图的概况，希望对于读者深入了解熙宁法度和元丰礼制、政治文化之间的差别与衔接，起到些微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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