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族女诗人诗歌创作探究

诗中的各地风光与社会百态

扈斯哈里氏少年时即随父宦游盖州，婚后随翁宦游熊岳，两地及沿途风光皆入其诗。如《绣余小草》卷二有《路过耀州庙夜游即景》，诗题后注曰“：庙在盖州城北五十五里，山势极高，盘道崎岖，庙宇辉煌。每年四月十八日大会七天，远近往观者络绎，昼夜不息。”卷三则有数首诗描写辽阳及熊岳一带名胜古迹如首山、马鞍山、青石关、馒首山、王小儿山等，且诗题后皆注明其地理位置、历史渊源及民间传说等相关情况，可补方志之不足。《绣余小草》卷三有《黄鳞鱼市》诗，诗题后注：“在熊城北十里，立夏日起，海上打鱼，设棚无数，海上如市，鱼车往来如云。”诗曰“：立夏风和四月天，黄鱼有信至年年。一方佳味随潮拥，众网齐张逐浪圆。杂乱席棚街市旺，往来商贾马车连。渔人生计原依水，镇日纷纷在海边。”生动描绘了同治年间熊岳海边捕黄鱼及黄鱼交易的景象。沈阳是扈斯哈里氏的家乡，《绣余小草》卷三有《咏陪都》“：钟灵沈水帝王乡，山海包罗气象长。人布旗民皆有署，官分文武定规章。地形千里连双岛，城势八门列四方。最好金銮龙凤阙，天然世业永无疆。”此诗气象宏伟，充满了对本族根本之地的自豪感，而“人布旗民皆有署”则正是当时盛京旗民分治的实录。《绣余小草》卷三《咏行围采猎》七律二首其二曰“：将军围合又排兵，鼓角齐鸣号令行。雪尽鹰飞双眼疾，山空月色一轮明。旌旗遍野豺狼惧，火炮连天虎鹿惊。猎罢归来皆得意，寒风相送马蹄轻。”写出了盛京将军行围采猎的浩大声势与武器装备的强大震慑力，显示了这一活动的准军事演练特征。此诗题后注曰：“盛京将军每年小雪出围，大雪回围。时在同治九年事也。围场在威远堡边门外，现今停围，全行开地，归海龙城总管衙门管理。”据《盛京典制备考》所载“围场处应办事宜”称“：围场原设一百零五围，按年轮转捕猎”，“小雪节前围长、翼长带领梅伦委官、专达兵八十名领纛打围”①。虽然盛京将军的行围采猎与皇帝的木兰秋狝皆是满洲骑射传统的体现，但晚清时皆已停止，盛京围场在光绪末年亦最终解体。诗题后注当为作者在整理诗稿时所补，透露出作者对这一传统式微的惋惜，而她的诗与注正可与史料合观，是史料的形象化注解。光绪十九年，惠格赴任江西袁州（今江西宜春）知府，扈斯哈里氏生平第一次离开东北家乡，随夫自长滩河由水路经烟台至上海，在上海勾留月余，再由上海至江西。《江右随宦纪事》正是这次随任经历的文字结晶。八月十一日她由牛庄上轮船，作有《火轮船中即景》组诗七绝四首，其一曰：“难辨风声与水声，黑烟漠漠一舟轻。往来不用艄人力，始信轮船妙法精。”其三曰“：苍茫一望水连天，机器声如鼎沸煎。到此已非尘世界，乾坤浩大信诚然。”她由衷叹赏机器轮船不用人力的妙法，四首诗将火轮船航行于海上的景象写得有声有色。到了上海，近代城市的先进与繁华使她乍见之下赞叹不已，《上洋即景》诗曰：“五方杂聚旅人稠，海上繁华纪胜游。入夜张灯开戏馆，排空耀眼是洋楼。高悬电烛光无际，随处笙歌闹不休。最好路平车马快，往来莫见起尘头。”洋楼、电灯、马路是对她视觉冲击力最大的城市设施，此诗尾联对平坦、洁净的马路就大加夸赞。但第一眼的震撼过去后，她对上海的生活方式却发出了质疑，这在《上海竹枝词》组诗七绝六首中表露无遗。扈斯哈里氏是受到儒家思想薰陶的传统女性，长期生活在东北边疆，习惯于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农业社会生活，因此，组诗第一首末句“偏从夤夜作生涯”显示出她对上海夜生活的不以为然。第二首则对“入夜沿街妇女游”的现象提出批评，在她眼中，这是缺少教化的表现，违背了儒家的女规则。第三至第六首渲染了上海不夜城游人如织、戏馆青楼彻夜笙歌的景象，但是却发出“繁华太甚应难久”的警告，并以“莫道繁华为可羡，须知朴厚始能绵”彻底否定了上海式的浮华生活，标举其对立面———朴厚的风俗与生活方式，这种观点在当时的传统人士中亦颇有代表性。

劝诫诗、讽谕诗与时事诗的写作

扈斯哈里氏随任袁州，积极襄助丈夫的。文化成为其诗集所作序中提到“：本年夏五亢旱，公中夜徒步泣祷诸神，为民请命，夫人于内署设坛，清斋栉沐，未向晨即稽首吁天，迄日入弗少息。如是者经旬，甘霖大沛，禾则尽起。郡民讙颂公德，兼戴夫人。”虽然祈祷求雨在现代人看来是一种迷信行为，但却是她系心民瘼、努力在政务上为其夫分忧的表现。她又发挥自己的才能，以诗为政治教化的工具，做有《闺训》组诗12则，其末有自识，开篇即标举曹大家《女诫》与宋若昭《女论》为“不朽之伟言”，其《闺训》之作自有追步前贤之意。她希望《闺训》与其夫《劝戒娼赌竹枝词》、《劝民改过从善词》内外配合，移风易俗。《闺训》组诗12则多是重申儒家对于女性德行的要求，如：戒闺中勤检束以全妇德、戒闺门尽孝道以事翁姑、戒孀妇守贞节以示不二等等，但也有颇具现实针对性的，如：戒妇人为继母以爱前男，戒为妇藉归宁以生放荡，戒闺门应洗作以成冬衣等等。《戒闺中宜诗书以明礼义》一诗曰“：书中礼义最精详，闺阁还应学典章。节孝传中多淑女，裙钗队里有贤良。循规蹈矩通情理，开卷留心识短长。休看淫词听艳曲，幽闲贞静姓名彰。”这显然是她将自己读诗书的体会与所得写以示人，虽然她强调的仍是诗书的道德教化作用，但在不重视女性教育的社会氛围中，这种劝诫仍有其积极作用。晚清国势衰微，社会风气败坏，扈斯哈里氏写作了一系列针对社会不良现象与陋俗的讽谕诗，《绣余小草》卷二有《戏咏入泮竹枝词》四首，其一揭露当时以假底筐夹带之法：“进场欲作好文章，夹带全凭假底筐。幸遇一篇方写上，秀才身价不寻常。”讽刺了当时科举作弊之风。卷三有《咏吸洋烟竹枝词》七绝八首，组诗由烟枪之名联想到这一工具如同兵器伤人肺腑，又细致描绘了吸食场景及吸食后的精神状态。第八首充分表达了作者对整个社会嗜鸦片成风的担忧，诗曰“：人人食土近来多，土更吞人可奈何。入此迷途全不醒，毕生气血尽消磨。”以“土吞人”的意象揭示出了鸦片吃人的巨大危害。她深知一旦吸食成瘾即迷不能返，因此呼吁人们莫与鸦片结缘。作者在袁州时，甲午战争爆发。《江右随宦纪事》卷下有十余首诗皆针对当时战况而作。《闻奉天南数城失守因之有感》七律四首中作者指出了战败原因，一是“大帅寡谋空耗帑”，二是“众官丧胆惧前征”，三是“诸营训练不精详”，因而交战即败。辽东是作者家乡，她对这场战争格外关切。“九连城接凤凰城，猾虏披猖一扫平”，清军节节败退，边关重镇接连陷落，敌军长驱直入，由辽东进占威海，百姓遭难令她心情沉痛，而清军的溃败令她愤慨。她在诗中直斥“无谋将士羞中国，丧胆军官守盛京”，发出了“无限干戈无限恨，彼苍何不悯群生”的感叹。《闷坐偶成（因日本扰乱边陲）》组诗七绝八首写到自己牵挂身陷东北的儿子与公公，因战事而音信稀少，作者忧急之下，“痴心日日卜金钱”。她挂念的不仅有家人，更有战区遭难的广大百姓。组诗其五曰“：诸城不守动干戈，罹劫人民可若何。倭寇到时皆束手，圣朝枉自有兵多。”末句表达了她对清军的极端失望。组诗其七更是愤怒谴责将帅“临阵败时翻作胜，冒功邀奖计偏高”。

扈斯哈里氏诗歌创作的文学与历史价值

《江右随宦纪事》卷下有《自咏》七绝六首，扈斯哈里氏总结了自己学诗的经历。诗中称其三胞伯及盟伯杨世堂为其良师，其父亦曾利用三余时训其学诗。她学诗以三唐为宗，《自咏》诗中她自谓“幼年原不解咏诗，大半粗词是竹枝”，虽是谦词，但也的确道出了其作的特点。她的诗才自是不容否认，所作清新自然，平易畅达，但学唐者若学殖不厚，则易流于粗浅，却也是事实，她的某些作品正有其弊。周汝昌曾疑心扈斯哈里氏亦如其他女诗人，有时不免有父兄辈润饰之例。细读其作，笔者以为扈斯哈里氏的情况与那些女性诗人有异。在其幼年学诗阶段，因其父、三伯与盟伯曾予指点，或有润饰或改定其诗作的情况。但随其诗艺的进步与成熟，她自己可指点其长子做诗，并为人，如《绣余小草》卷六就有诗题为《代人和卧云禅师原韵》。逗留上海期间，她甚至为丈夫捉刀，《江右随宦纪事》卷上即收其两首代丈夫所作的应酬诗。如前所述，其夫惠格并非科甲出身，应是诗才不逮妻子，才会由其。笔者甚至怀疑他在江西所作的《劝戒娼赌竹枝词》、《劝民改过从善词》亦是妻子代作，不过假其名以公诸于世。扈斯哈里氏成年后所做诗应无假手他人润饰之嫌疑。不过，在她将自作诗稿整理付梓时，她为不少诗加了注，注明诗作背景，略述诗中人物生平事迹，不排除她此时对自己的少作加以润饰的可能。扈斯哈里氏虽然屡随家族中男性宦游，但其诗友圈却并不大，其诗集中仅有与家族中男性及盟伯赠答唱和之作，无一首与女性诗友唱和的作品。《八旗艺文编目》中所收录的满洲女诗人大多家居北京，可与汇聚于京师的各族女性诗人交游，扈斯哈里氏则缺乏这一便利条件，她的生活圈中无一可与其诗才相颉颃的同辈闺友，婚后，其生活圈中人如其夫与子诗才皆不及之。若有诗友互相切磋，彼此激励，其诗艺当更精进。虽然扈斯哈里氏的诗歌创作是一桩孤独的事业，但她却凭着对诗歌的热爱而坚持不懈，做诗使她感觉自己没有虚度光阴，是她的乐趣所在。扈斯哈里氏亦如其他清代女诗人，常以眼前风物入诗。她的写景状物之作不少，其中不乏佳作。由于随宦游历，她的眼界更为开阔，她的诗中不仅有其他女诗人笔下常见的家宅庭园的四时风物，更有自北至南的各地风光风俗。尤为难得的是，她为辽东与上海这两处在中国近代史上颇为重要的地区留下了诗的记录，拓展了清代女性此类作品的题材范围。辽东本是满族的发祥之地，却见证了清军在甲午战争中的惨败；上海虽有傲视其他地区的近代文明，却也是半殖民地的屈辱标志。扈斯哈里氏在诗中描绘了辽东的山川胜迹、沈阳的富庶繁荣与社会百态，她对家乡满怀眷恋与热爱，正因如此，她才会由于这片土地被侵略者蹂躏而痛心疾首。她在上海受到近代文明的冲击，愈觉传统生活方式的恒久价值。这种种复杂的感情与内心冲突使她的此类诗歌打上了鲜明的时代烙印。至于其写作的家事诗，则以对家庭与家族生活的秉笔实录，成为后世读者了解晚清东北旗人生活的一扇窗口。扈斯哈里氏并不是一个眼中只有小家的女子，她以济世自期，颇不同于一般以文才傲人的才女。正是积极用世的人生理想促使她写作了劝诫诗、讽谕诗与时事诗。虽然扈斯哈里氏的劝诫诗效果堪疑，她也并没有超越其时主流思想的先进女性观，但她认为女子亦应读书明理的观点却是难能可贵的。其以洋烟等为题的讽谕诗及关于甲午战争的时事诗则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表现了忧国忧民的情怀，是清代女性诗坛上的闪光之作。扈斯哈里氏的诗艺固然逊于早其半个世纪的同族女作家太清，但却是晚清东北满族女诗人中的翘楚。其诗作不仅记叙了自身经历与家族情况，且多方面地展现了晚清社会现实，可目之为诗史，在百余年后的今天具有不容忽视的文学与历史价值。

本文作者：詹颂作者单位：首都师范大学国际文化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