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农民拓荒中关村兴衰录

北京中关村20年

1988年，中关村科技园正式建立，至今

已是20年。在此之前，它仅仅是“电子一条

街”，更早的过去，它还曾是太监的栖息地。

而转眼20年过去，往日破落的村庄，如今已

成为高楼林立、面积达几百平方公里的高科技产业基

地。今天，我们很难再从地理概念上去界定它，但“村”

的亲切称呼却就这样保留了下来。也正因为这份亲切，20年来

吸引了无数从四面八方前来的创业者，对于他们来说，中关村充满着

激情、创新、发现的欲望和创造的想像，那代表着无数可能。

20年，中关村实现了完全的蜕变，成为引领我国高科技走向、主

导技术创新脉搏的高科技圣地，“两弹一星”的神话，计算机汉化的漂

亮一仗……全国屈指可数的高科技人才汇集在中关村，成就了今日中关村的辉煌。当国人

提起北京中关村，皆以

“中国硅谷”来称呼它，语气中

带着骄傲。

在信息成为时代关键词的今天，我们

或许会发现，中关村在电子科技领域已不再占

有绝对的主导地位。有人认为，在互联网时代，

中关村傲视群雄、睥睨天下的霸主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然而，

谁也不能否认，它在引领科技突围中打响了中国科技革命的第一

枪。在科技日新月异的今天，群雄纷起之势凸现，一花独秀，不

如春色满园，这对于中国科技的发展未尝不是幸事。这也是我们

关注中关村、策划这组报道的缘起。

迷茫不见边际的湖水绵延在公路两侧，湖面上时而会有船影飘忽。

从安徽省霍邱县县城到其下辖的冯井镇的路上必经一大片蓄洪水域，当地人习惯称之为“城西湖”。

大雨绵绵、洪水泛滥、田亩被淹、失去家园、背井离乡……这里曾经是淮河水患的“老灾窝”。

“北靠山，南临湾”。2007年12月3日，冯井镇何岗村的付书记说，村子的地理状况不好，南边的水湾是淮河水的支流，村里的田亩经常遭洪水侵袭。

走进这个毗邻河南省固始县、本该有1800多口人的淮西村庄，却难得见到村民，即使碰到的也多是老人和儿童。往李道生家走的沿途，一连5户，大门紧锁，门口已经堆积了杂草和树叶。偌大的村庄显得冷冷清清。

60岁的李道生说，邻居们都到北京的中关村做电脑生意了，他和老伴儿平时要替别人照看好几个空院落。

一

就是这个至今仍然靠一条坑洼土路通向村外的山庄，却走出了数百人，在世界闻名的高科技园区――中关村，做着电脑中央处理器（CPU）的生意，其中的一些人还成了身家数百万、甚至上千万的富翁。

该村的付书记说，他们村在中关村的人大约能够占到全村人口的1/4，在400人以上。

李道生家里有两个儿子，小儿子李均红原来在村里开小四轮拖拉机，大儿子李均平在村子里烧砖窑，两个人都是初中毕业。他们先后于2001年和2002年到了中关村，在这之前，他们根本不知道电脑是什么东西。

李父说，原来两个人在村里除了种地，再通过跑运输、烧砖窑，每年也能收入2万多块钱。2001年春节，他家一位在中关村的亲戚建议两个儿子也到北京做电脑生意。最初动心的是小儿子李均红。过完年，他揣着从家拿的3000块钱跟着亲戚走了。“当时，家里确实拿不出钱，也就能凑出那些。”李父笑着说。

李均红最初给一家公司卖电脑，一个月800块钱的工资，干了将近半年，就租起了柜自经营。第一年，他就净赚了1万多块钱。

2002年，大儿子李均平也拿着家里所有的积蓄，跟着弟弟去了北京租柜台。

从种地的农民，到经营电脑CPU的生意人，李家的两个儿子“转型”之快，在何岗村已经不是神话，在他们之前，已经有许多人通过这种亲戚、邻里朋友的帮带走出了山村。

“不懂电脑没关系的，他们学习得很快，城里的老板喜欢用我们乡下的年轻人，城里人太狡猾了，不听话。”李道生的老伴儿并不觉得自己的孩子会因为缺少相关专业知识而影响在城里的生存。

付书记说，村里人去中关村的目的很明确，就是去卖电脑配件，也没有别的杂念，所以学习起来就很快，有的人一个晚上就能弄明白各种产品的基本知识。

如今，李均平已经在北京的清河镇以按揭形式买了价值60多万元的房子，并且有了自己的小轿车。李均红也在安徽省六安市区买了房子，并开上了轿车。

冯井镇的韩副镇长说：“从冯井出去的第一代打工者，主要是弹被套。他们以兄弟姐妹或者夫妻搭档的形式，开着手扶拖拉机，利用农闲时节到全国各地弹被套，除了、青海、新疆等边远地区不去，其他地方几乎都到。挣回钱，就在村子里盖房子。到了第二代打工者，很多人在外边打工挣钱，即使在村子里盖了房子，也很少回来住。现在，发展到第三代，很多人在中关村等地方挣的钱多了，更不回来住了，都在城里买房子，把老婆、孩子全接出去了。”

冯井人出外弹被套已经有10多年的传统。付书记觉得，他们中的许多人能够到中关村做电脑生意，也主要依赖弹被套的原始积累。否则，大多人仅靠家中常被水淹的田亩是难以有什么积蓄的。

二

何岗村人的外出，繁荣了中关村的电脑市场，却冷落了自己的家乡。

村委会冷清的大院里，三面墙壁上刷满了关于计划生育的标语。“村里的工作很难做，没人，怎么做工作啊？什么事情也不好落实。”在付书记之前，何岗村曾在原任村书记范刚岭之后，一度出现“书记荒”，一年多的时间内，镇里委任了两任村书记，都因为计划生育工作没做好而被免职。

通往村外的土公路，镇里几经决策想要铺设水泥，但这项工程也被一再搁浅。“政府拨付的资金不够，村里的人又大多不在家，也不愿意出钱修路，就一直没有修成。”2007年12月17日，身在中关村的老支书范刚岭说。

说他是老支书，是因为他在何岗村做村支部书记的工龄达31年，而他的实际年龄只有53岁。他现在是冯井镇政府正式委派在北京的职业支部书记。他的任务是负责在中关村的冯井人的党员组织工作、计划生育等事务。

他到中关村的初衷本来是为了帮助儿子照顾生意上的事情。冯井镇政府根据实际情况，不仅没有接受他辞去职业村支书的辞呈，还专门委任他管理在中关村的冯井人。

记者见到他时，他正在科贸电子商城的3楼替儿子看管卖电脑CPU的柜台。

“现在的生意不好做，市场饱和，竞争很厉害，关键是电子产品的价格很不稳定，今天上的货，明天可能就掉价，不挣钱。要是价格稳定还可以，上点货，存着，慢慢卖，可以赚些钱。”范刚岭开门见山的谈话，使他看起来更像一个职业的生意人。

谈话的间隙，老范一会儿打电话联系上货，一会儿又和柜台前的顾客讨价还价。他的儿子、儿媳、女儿、女婿都在中关村，女婿的亲戚，以及女婿亲戚的亲戚等有连带关系的人也被拉到了中关村。

和范家柜台紧挨着的两家柜台的小老板也是何岗村人。其中，一位叫周东的年轻小伙子，用手指着周围的柜台说：“那些都是老范的亲戚，这里半层楼的人，我们都熟悉，大部分是冯井人。”

范家也在安徽省六安市买了90平方米的房子，范刚岭说在那边买房也不一定去住，一方面是希望房子升值，另一方面，也考虑以后孙子上学在那边比较方便。

三

范刚岭觉得，大部分冯井人还是要回老家的。真正成为大老板的主要还是早期出来的人。

1989年，冯井镇团山村的栗洋成为冯井人独闯中关村的第一人。据冯井镇的韩副镇长说，栗洋原来在村里也就是个本分的农民，因为家中困难，才被迫远赴北京谋生。初到北京，他在工地上当泥瓦匠，生活没有着落，几经辗转，才到了中关村一家电脑公司打工。1991年，他开始租柜台自己经营电脑。

“他在村里什么也不是，就是个放牛的，”范刚岭笑着说：“现在他可牛得很，也不用像我们一样每天站柜台，人家手底下雇着几个人，还有大学生，平时一般也不到公司上班。”

紧随栗洋之后的郭玉喜、李新江、刘保生、付兵、付振平等人，成为冯井人在中关村创业的第一批打工者，也成为中关村创业者中的第一批人。

如今，在后来的冯井老乡眼中，他们成了大多数人追随的榜样。“应该采访我们的老大，像栗洋、付兵、付振平这些人，他们才是真正的成功者，我们没什么值得讲的，做得也不好。”李均红对自己现在已经拥有的并不感到满足。

20世纪90年代初，不成熟的中关村市场造就了冯井早期一批成熟的生意人，他们从产品规格、进货渠道、客户资源等方面都完成了很好的原始积累。到如今，中关村经过近20年的发展，市场变得成熟，激烈的竞争使得后来的冯井农民有些难以适从。

“现在的新市场开得太多了，客户被分散得很厉害，每周也就到周五以后的3天还有些生意，平时顾客很少，主要靠一些老客户。中关村已经不好做，我都打算到别的城市，现在一些二线城市应该还可以，虽然客户资源少些，但起码竞争没这里厉害。”柜台老板周东表达了自己目前的忧虑，而他已经在中关村独立经营了近两年。

2007年年初，在亲戚的帮助下，从深圳一家工厂辞职到中关村租柜台的一位冯井业主，生意更显惨淡。“现在都后悔了，还不如在深圳的工厂里打工，我的手里没有老客户，新客户资源又很有限，除去每个月2000块钱的柜台租金，到现在，我已经赔进去了1万多块了。”

这些小业主身上所发出的信号，无疑表明中关村已经不再是“泥腿子”们创业的乐园。冯井人开闯了中关村的CPU时代，他们也确立了在中关村占据CPU市场份额60%的优势地位。但是，冯井人几年前所形成的1000多人稳居中关村的局面并没有进一步突破。在市场饱和与产品的更新换代中，众多后来者已经显现出自身条件的局限性。中关村的成熟，即将迎来的或许是冯井现象的春天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