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漫昆仑路

农三师叶城二牧场卫生院院长、上海知识青年姜万富同志的事迹，引起各界广泛关注。6月，组织全国24家媒体的记者，组成新闻采访团，来到昆仑山，采访、宣传姜万富同志的先进事迹。本刊记者随团采访，感受这位优秀基层医生所走过的――

夏日的昆仑山，河水潺潺，绿草如茵，马兰花星罗棋布。远山的积雪在阳光的照射下，散发出银白透亮的光芒。羊群在山草间徜徉，牧羊人的号子时而划破大山的寂静。

在农三师叶城二牧场卫生院，记者见到了姜万富。高高的个子，花白的头发，朴素的衣着。消瘦的脸膛上，镌刻着风雨吹刷过的痕迹，一道道深浅不一的皱纹，如同昆仑山上的沟沟坎坎。

他就是上海知识青年、农三师叶城二牧场卫生院院长姜万富吗?他就是那个背着药箱，与自己孤独的身影为伴，在崎岖山路上默默地走了40余年，被当地各族群众亲切地称为“大医生”、“神医”的姜万富吗?的确，他太普通了，普通得让人无法与“上海知青”、“全国优秀乡村医生”、“全国农村优秀人才”、“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等词汇和荣誉联系在一起。

随着采访的深入，在记者眼中，貌似平凡的姜万富，渐渐变得伟岸起来……

再见了上海，再见了我的亲人。我走了，边疆在召唤我。

1966年7月17日，上海老北站。欢送的锣鼓声、离别的哭泣声、道别声混杂在一起，使这个不大的车站沸腾起来。

未满17岁的姜万富，作为十万上海知青大军中的一员，告别亲友，踏上了西行的列车。

火车启动了，姜万富面对车窗，内心极不平静：“再见了上海，再见了我的亲人。我走了，边疆在召唤我。”

火车渐渐运行，车厢里慢慢安静下来，广播里一曲《边疆处处赛江南》使人们的心情变得平和一些。姜万富是小队长，他主动和大家打招呼，拿出零食同大家分享，车厢里的气氛变得欢快起来。途经苏州、常州、南京时，知青专列受到了当地政府和中学生们的热烈欢送，一封封满含热情、祝愿的慰问信，让知青们激动不已。

夜幕降临，火车在无边的黑夜里前行。姜万富无法入睡，从小到大从未离开过父母的他，这一走，竟然远至千里之外。西部、新疆、兵团，对他来说，都是陌生的。“我已成年了，该自食其力了，我要靠自己的劳动创业。凭着自己的勤劳、聪明，一定不会比别人差。我要为祖国的建设出一份力。”姜万富想。

西行的路，充满艰辛。

坐了四天四夜的火车、六天六夜的汽车，颠簸了一路的汽车终于停在了长着几棵大杨树的涝坝旁。许多人早早等在那里迎接他们的到来。他们大多衣衫不整，全身是土。这里风沙很大，牙齿一咬，沙沙作响。看不到房子，人们从沙包、戈壁下的“地洞”里进进出出。姜万富和其他知青一样，心情不由地往下一沉：“这就是我们要来的地方?这就是我们要建设的边疆?”尽管有到新疆吃大苦、耐大劳、奉献一生的思想准备，但是眼前的一切，还是让姜万富惊呆了。

知青们都没有下车。这时，从人群中走出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人。他操着浓重的东北口音说：“同志们下车吧，到家了。我是1连连长许连荣，我代表全连的同志欢迎你们。这是一个刚成立的连队，地没有一亩，房没有一间，就连公路也没有一条。条件很艰苦，委屈你们了。但是我们兵团人用我们的双手，一定能在这片戈壁上开出良田，建成绿洲。眼下住的是‘地窝子’，喝的是涝坝水，将来通过我们的辛勤劳动，一定能住上砖房，点上电灯，用上自来水。下车吧!孩子们。”

老连长的一席话打动了姜万富，他拿起行李，第一个跳下车。在他的带动下，知青们纷纷下了车。

姜万富被编入叶城二牧场1连6班，担任班长。他们每天忙着挖“地窝子”，背芨芨草，捡石头，运木头。20多天后，4排“地窝子”和“俱乐部”全部完工。接着，他们引水上沙梁，拉开了开荒造田的帷幕。

“新疆苦，一天要吃4两土，白天吃不够，晚上还得补。”南疆的气候条件十分恶劣，劳动工具是一人一把坎土曼，劳动强度很大。

渐渐地，姜万富了解了兵团，了解了兵团人。

这是一支有着光荣传统的革命队伍，他们当中有新中国成立前的老兵，有起义官兵，有来自湖北、江苏、上海等地的青年。在他们中间，有很多功臣，负过伤的军人。姜万富和他们同吃、同住、同劳动，为保卫边疆默默奉献，为建设边疆奋力苦干。

“我哪一点比他们强呢?兵团人的精神，深深地打动着我，成了我一生扎根边疆的动力。”姜万富回忆说，“我虽然生长在上海，但还是工人的后代，我不怕出力。经过一段时间的锻炼，我很快适应了这里的生活和劳动，每天都能带领全班超额完成任务。”

为了提高工效，姜万富自己出钱。到20公里外的镇上买了一把又薄又大的坎土曼和一把锋利的大镰刀。有了好工具，干起活来更是得心应手。一年下来，他成了全场的劳动标兵，打破过挖土方和割苜蓿的纪录，月平均完成定额近3倍。

我不是科班生，只是个半路出家的……我只有加倍努力，才能把医术真正学到手。

由于工作成绩突出，姜万富曾多次有外出学习的机会。牧场新进了一台“东方红”牌拖拉机，被大家视为宝贝。场里反复研究决定，派姜万富去学习，回来当拖拉机手。可姜万富觉得自己来牧场不久，应该继续锻炼，过好劳动、学习、生活这“三关”，硬是谢绝了。之后不久，场里又从青年积极分子中选拔姜万富外出学习财会，回来当会计。连长找他谈话，他说自己应该继续在劳动一线锻炼，再说当时班里有的同志思想还不稳定，班里离不开他，让其他同志外出学习比较好。

1967年9月28日一大早，牧场副政委郭长林派人把他从地里叫了回来。郭长林对他说：“场里准备派你出去学医，担心你不同意，让我找你谈话。根据你的表现，组织上早就应该培养你，让你从事更重要的工作。前两次机会都让你拒绝了，这样不好。外出学习是组织对你的信任，希望你不要再推辞。”最后，郭长林拍着姜万富的肩膀说：“去学吧!学成回来会派大用场!”

姜万富回到连部时，他的行李已经被班里的同志捆好装到了汽车上，而他的劳动工具也被别人“抢”走了。连长拉着他的手说：“好好学，别让我们失望。我相信你，到哪都是好样的。”

在邻近的团结农场卫生队，姜万富跟着老医生从配药、打针、输液学起。他很勤奋，不放过任何一个问题。在学习过程中，一件小事刺痛了姜万富年轻的心。一次听课时，讲课的医生把一个问题一带而过，姜万富没有弄明白。下课后，他跑去请教那位医生。医生回答说：“那是大学生学的东西，你们回去是当卫生员的，没必要搞懂它。”说完，医生转身去忙自己的工作了。

“的确，我没学历，不懂理论，但是我还年轻，我要更加刻苦地学习。我当时就在心里暗暗发誓，总有一天我会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最终，姜万富通过查找资料和请教其他医生，搞

懂了那个问题。就是这样一件小事，更加坚定了姜万富学好医术的决心。

“说实话，当时我也没有理由不努力学习。我知道，我不是科班生，只是个半路出家的……我只有加倍努力，才能把医术真正学到手。”时至今日，姜万富依然对当初学医的情景记忆犹新。

转眼间，在团结农场卫生队5个月的学习期结束了。场里的老医生带着姜万富和其他3名学生，半天上课学习医学知识，半天劳动。学习、劳动实践结束后，有些连队的领导点名要姜万富到他们连当卫生员。1968年8月，他成了叶城二牧场的一名连队卫生员。

1971年，牧场领导给他两个选择：一是当排长，二是到部队医院学习，继续从事医务工作。姜万富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学医，他知道这里太需要医生了。

1977年4月，姜万富被调到牧场卫生院工作。为了提高牧场的医疗技术水平，牧场安排姜万富外出进修外科，要求他学成归来后必须能开展手术。

建场的20多年间，叶城二牧场卫生院从来就没有外科医生。姜万富十分珍惜这次学习机会，他知道，外科手术是一项需要多人配合的工作，但让条件十分有限的场里再派人学习麻醉、手术护理等技术是不可能的，因此自己必须掌握相关知识和技术。

这一年，他每天工作、学习十几个小时。他看书、背手术步骤和要点直到深夜，因为太过劳累，头发一把一把地直掉。这一年，他参加和主刀完成了400多例手术。

经过一年的学习，姜万富不但掌握了外科及一般骨科手术技术，还学会了妇产科的手术操作。此外，麻醉、手术护理等姜万富都能做到熟练操作。学习结束时，医院领导有意将他留下。他说：“我是牧场培养的医生，牧场更需要我，我要为牧场各族群众服务。”

回到牧场后，姜万富用一个月的时间，建成了牧场第一间手术室。那是一间土坯房，为了防止屋顶的尘土和树枝掉下来，他用塑料布把屋顶绷上。手术室内光线不好，他就装上一只普通日光灯再加两只反光灯。没有手术台，就用简易折叠床代替。没有自来水，把白铁皮水箱装上一个水龙头也能用。就是在这样简陋的手术室里，他挽救了无数各族职工群众的生命。

姜万富还清楚地记得，在第一次手术前，他对卫生院参加手术的医护人员进行了3天的基本技能培训。为了确保安全，他邀请了驻地部队卫生队的医生和护士，对二牧场卫生院的医护人员进行“一带一”的实际操作示范。第一次手术，他们共为10名病人做了手术，姜万富做了6例，手术全部成功。渐渐地，姜万富带出了几个台上台下都能干的得力助手。直到今天，这种“一带一”的传统，在二牧场卫生院依然保留。

手术成功，使二牧场卫生院名声大振，前来就诊、咨询、手术的职工群众和地方牧民逐渐增多。

随着就医人数的增加，姜万富也遇到了难题，那就是自己不会说维吾尔语，工作起来极不方便。

一天，一位维吾尔族年轻母亲抱着不满周岁的婴儿来看病。婴儿发烧，姜万富认为是呼吸道感染所致。年轻母亲通过打手势，让他开点药，他便开了一些治疗上呼吸道感染的药。

那对母子离开后，姜万富感觉刚才对患儿的检查不够细心，心里越发不安起来。随即，他找了一名会说汉语的维吾尔族牧工随自己去找那位年轻的母亲。通过反复询问患儿的发病原因和具体症状，姜万富确诊患儿是因腹泻引发的高烧……

对此，姜万富十分自责。从那天起，他下决心一定要学好维吾尔语。从此，他的口袋里除了听诊器，又多了一个学习维吾尔语的小本子。只要一有空，他就向维吾尔族职工讨教。每天早晨他都会早起一个小时，在自家屋后练习。有时走在巡诊的路上，他也主动、大胆地用维吾尔语和少数民族职工对话。

很快，他就会说一口流利的维吾尔语，给行医带来了很大的便利。

无论什么时候，只要病人需要，姜万富总是尽心尽力为病人解除痛苦，救病人于危难之中。

1986年7月，一位维吾尔族妇女临产时大出血，面临生命危险。送到卫生院时，产妇因失血过多已经昏迷。姜万富果断地进行急救处理。7个多小时后，产妇终于苏醒过来。看到小宝宝甜甜地睡了，产妇露出了幸福的笑容，她感激地对姜万富说：“谢谢‘大医生’!”

姜万富接骨的技术堪称一绝。有几次，一些下颌脱位和手臂脱臼的病人，或在去卫生院的路上，或在姜万富家的小院，经他看似随意的捏捏、拽拽，患者的病痛顷刻之间便解除了。

今年72岁的杰比・阿洪老人，是一位只让姜万富给他看病的“倔老头”，很多年以前，是姜万富救了他的命。那年lO月底的一个中午，昆仑山下了第一场雪。雪刚停，有人传来口信说，牧工杰比・阿洪赶羊时，不慎从石砬子上摔下来。姜万富立即背起药箱，迅速赶过去。当时，杰比・阿洪已经昏迷，头部的伤口里夹着石片和冰碴，头骨都露了出来。姜万富对他的伤口进行了必要的消毒、包扎后，用两根木棍绑成担架，用两头驴把杰比・阿洪运回连部。经过5个多小时的抢救，杰比・阿洪终于在深夜苏醒了过来。

“是姜医生从死神手里抢回了我的命，我们全家一辈子都要感谢他。”回忆起那次经历，杰比・阿洪仍激动得眼泪直流。

无论是在牧场还是牧场周围乡村群众的心里，姜万富都是他们心目中的“大医生”、“保护神”。

――1993年6月，周边乡村4位少数民族群众因药物过敏导致休克，经姜万富抢救脱离危险。

――1996年7月，一名患者股动脉破裂导致失血性休克，姜万富从死神手中夺回了患者的生命。

――2007年5月，他一星期内两次成功抢救两名有机磷中毒患者。

――2007年10月，抢救两名先天性心脏病发作患者。

这只是姜万富40余年来为高原农牧民服务中很小的一部分事例。牧民们说：“姜医生救的人，像我们牧场的羊一样，数也数不清。”

马兰花是昆仑山上最常见的一种野花，它经受风吹雨打，但始终顽强地生长。开满整个大草原。

姜万富特别喜欢马兰花，他说那是昆仑山上最美的花。在孤单、寂寞的出诊路上，一簇簇蓝紫色的马兰花，会让姜万富的心头一热。

叶城二牧场170多个牧业点分布在昆仑山南麓海拔2200米至4850米的高原上。山路崎岖、高原反应、强烈的紫外线常常让人望而却步。有的牧业点山路险要，只能骑毛驴。到最近的牧业点要走半天，到最远的牧业点则要走整整一个星期。在昆仑山上行医40多余，姜万富一次次地将生的希望带给大山里的群众，而他自己却一次次地与死神擦肩而过。

一个大雪纷飞的日子，姜万富徒步到牧2连附近的山上给一名维吾尔族牧工治病。下午治疗完毕，他匆匆往回赶。天渐渐暗了下来，翻过一道山梁，雪越下越大，寒风裹着雪片，直往人脖子里灌。如果按原路返回连队，得花好几个小时。于是，他选了一条危险的近道。下一个陡坡时，他脚下

一滑，顺着山坡直向下溜。坡度越来越大，姜万富越滑越快，他心头一紧：再往下滑就是30多米深的悬崖!眼看快要到悬崖边了，忽然，姜万富左脚碰到了一块大石头，他本能地侧身猛地蹬了一脚，人停住了，而那块大石头一声巨响，坠到了崖底。

姜万富的大脑一片空白。十几分钟后，寒冷和钻心的疼痛使他慢慢清醒过来。他睁开双眼，发现自己离悬崖只有两米左右的距离。里外3层裤子全都被尖石划破了，大腿、臀部、胳膊被划开了好几条口子，鲜血直流。他急忙寻找药箱，只见药箱已经被摔在十几米外的地方，药瓶、器械、纱布凌乱地散落在雪地上。姜万富忍着疼痛在雪地上爬，把散落的医疗器具一一捡起来，用绷带捆住药箱，一瘸一拐地走回了连队。

叶城二牧场周边有4个地方乡镇，姜万富不仅要为牧场的牧工服务，还担当周边地方牧民的“义务巡诊员”。

1974年，库那洪大队几十名民兵集训时，感染了流行性感冒，全都病倒了。大队派人来找医生，姜万富二话没说，背起药箱骑马前往。刚刚给患者治疗完毕，又传来了云母矿上一位女职工病情危急的消息。

但此时后山洪水暴涨，冲毁了通往矿区的道路，如果绕道走，需要一整天的时间。村里人说，有一条黄羊走的小路可以到达矿区，但是非常危险，5年前曾摔死过人。时间不等人，为了救人，姜万富决定冒险走小道。他问清了方向，背上药箱就出发了。

走了不到一公里，山路越来越崎岖，他只能在悬崖峭壁上攀援。他手脚并用，有时抓住石缝身子悬空向前移动，有时只能匍匐前进。他在近200米高的绝壁上攀岩，身下洪水翻滚，涛声震耳欲聋，让人紧张得直冒冷汗。两个多小时后，他终于爬过了那段悬崖，及时赶到云母矿。病人的生命保住了，姜万富却已精疲力竭。

回忆起一次次的历险，姜万富笑道：“我像昆仑山上的马兰花一样，生命力顽强。”

姜万富的家在叶城二牧场场部西侧的一条公路边上。他的家很小，只有50平方米，两大间房被隔成了4小间。牧场职工和周围的地方群众，都知道姜万富的家在哪里。

叶城二牧场的院落虽多，但只有这个小院安装了门铃。清脆的铃声一响，姜万富睡得再沉，都会马上清醒过来。对于牧区群众来说，姜万富家那小小的门铃就是他们获得救治的希望之铃。

“晚上有急诊时，敲门声音很大，会影响邻居休息，所以我就在自己家里安了这个门铃，方便得很。”姜万富说。

“叮铃铃、叮铃铃……”1997年9月的一天夜里，姜万富家的门铃又一次响了起来。

姜万富刚打开大门，叶城县柯克亚乡牧民阿拉洪・买买提就一把拉住姜万富的手说：“姜医生救命啊!救命啊!我的爸爸和爱人快不行啦……”

姜万富一路小跑来到卫生院，看到两个病人已经不省人事。经过快速检查，姜万富诊断他们是误食农药“敌敌畏”中毒，于是立即实施抢救。8个小时后，两位患者终于苏醒过来。阿拉洪・买买提激动得泣不成声，他紧紧拉着姜万富的衣襟，不停地鞠躬致谢……

今年6月11日深夜，姜万富家的门铃又响了。

打开房门，原来是6连87岁高龄的牧工肉孜・伊布拉因。老人因感觉心脏不舒服，打着手电筒来找姜万富。

姜万富急忙把老人请进屋，量血压，听诊检查，随后又拿了药给老人服下。

“老人家，你怎么自己来了，你家女儿呢?怎么不让她来喊我一声。这么远，路上又黑，你一个人出来不安全。”姜万富担忧地说。

“孩子她妈妈也不舒服，孩子在照看她妈妈。我一个人出来没事，你忙了一整天了，再往我家跑，我过意不去。”肉孜・伊布拉因解释道。

听说老人的老伴身体也不舒服，姜万富拿起药箱，决定去老人家一趟。

一路上，姜万富一手打着手电筒，一手搀扶着老人，小心翼翼……

“姜医生医术高超，人品好，没有架子，是我们的好医生。什么时候叫他，他什么时候来给我们看病。他快要退休了，我们舍不得，我们会失去一笔宝贵的财富……”肉孜・伊布拉因有些激动，眼泪在眼眶里直打转。

据叶城二牧场卫生院粗略统计，近40年来，姜万富夜间出诊多达3500多人次，平均每4天就有一晚出诊。

在姜万富的生活里，几乎没有休息日，他的双休日和节假日，几乎都用在了病人身上。而他在给别人解除病痛的时候，自己却忍受着折磨。几十年的奔波劳累，使姜万富患上了严重的心脏病和胃病。他的衣兜里一直装着“速效救心丸”，以备不时之需。有时胃疼起来，他只有自己躲在角落里独自忍受。家里人曾多次劝他办理病退手续，却被他一再拒绝：“不行!没到退休年龄就退休，这像什么话!我还可以为山区的牧工和牧民们多做些事情。”

山里的人很朴实，自家的牛产奶的时候，牧民总要端上一碗让姜万富尝尝鲜；每年杏子、桑葚、核桃成熟的时候，牧民们总会挑出最先成熟的果实送给姜万富。每逢春节，姜万富家是牧区最热闹的地方，各族群众争先给他拜年。而遇到古尔邦节和肉孜节，姜万富又成为大家“争抢”的贵宾，因为牧民们都希望在他们的节日里，能把他们心目中最尊贵的客人请到家里。

姜万富的收入并不高，妻子赵军花是卫生院的护士，两个人的月收入加起来不过3000元。一些农牧民家庭经济困难，就诊时身上只有几元钱，他常常自掏腰包为患者垫付医药费。

为了给患者节约药费，姜万富“分厘必争”。姜万富要求，购进药品时。尽量进大包装，以降低成本。姜万富解释说：“小包装四环素片每片的进价是0.084元，大包装每片的进价是0.05元，如果用大包装，每片药的价格就降低了近3分钱。”

“在我们卫生院，三五元钱就可以治感冒。”姜万富说，“30片四环素，两板感冒胶囊，外加挂号费，花费不会超过5元钱。”

1993年之前，叶城二牧场卫生院年接诊病人不足2000人次。姜万富担任院长后，加强了管理，卫生院的服务质量有了明显提高，就诊病人逐渐增多。随着卫生院知名度的提高，来看病的人络绎不绝，就连60多公里外的地方农民也纷纷来这里就诊。如今，叶城二牧场卫生院有6名医护人员，每年接诊病人达1万多人次。

曾有人问姜万富：“你一个上海人，到新疆40多年了，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罪!可是新疆给了你什么，后悔吗?值得吗?”

这个问题他想过，多年前就想过，就回答过。今天，姜万富的回答还是一样：“不后悔，值!兵团和组织把我从一个什么都不懂的青年，培养成一名党员、干部、外科医生，使我在这片广阔的天地里有所作为，成为病人心目中的‘救星’，少数民族同志称道的‘大医生’、‘好医生’。我有什么不满足的?又有什么好后悔的呢”?

“马兰花，马兰花，我是一枝马兰花，风吹雨打都不怕……”弹奏起自己心爱的扬琴，唱起自己喜欢的歌曲，年近六旬的姜万富，眼睛里依然

闪烁着火热的光芒……

姜万富把自己的爱更多地给予了牧区的老老少少，而对自己的亲人，他却没有尽到一个“好儿子”、“好丈夫”和“好父亲”的责任。他说：“对于我的亲人，我是负债的。”

上世纪80年代初，“回城风”在知青中却越刮越烈，遍及全疆，也波及偏远的二牧场。和他同来的许多上海知青，通过亲朋好友，千方百计地调走了。远在上海的姐姐、姐夫，多次来电话催促，让他回上海。姐姐思念心切，情愿自己出资给他开一间诊所。

是回到大都市，还是继续留在牧场?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姜万富毅然选择留在牧场。

姜万富淡淡地说：“不想回上海那是假话。老一辈兵团人的精神，给了我扎根边疆的动力。这里有我的事业，这里的群众需要我。”

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处。两封装有黑纱的信，让姜万富两次痛哭不已。

第一次是1971年12月的一天，姜万富刚出诊回到连队，连里的一名业务干部递给他一封信说：“你家里来信了，不知道是什么好东西。你摸，厚厚的!”

家里来信了，姜万富心中一喜。信是一个多月前从上海寄出的，对于偏远的牧区，邮路就显得愈加漫长。他拿到信时，心里也觉得奇怪，怎么厚厚的?他迅速撕开信封……“啊!”姜万富的心一下掉进了万丈深渊。

信封里只有一块叠得整整齐齐的黑纱。姜万富明白了，久病的父亲已经辞世。泪水无法抑制地奔涌而出

第二次是在1999年11月。那天，他刚刚诊断完一名病人，回到办公室时，看到桌子上放着一封从上海寄来的信。他拿起信，摸了摸，厚厚的、软软的。他没有打开，就已经知道信封里装的是什么。那是一封和20多年前一样的信。

他默默地走回家，关上房门，思念、痛苦一次次涌上心头。“母亲!母亲啊!儿对不起你啊……”他放声痛哭，任由悲痛的哀鸣在小屋里回荡

2002年，姜万富回了一次上海，这和他上一次回上海已经相隔了6年。他和姐姐一起，来到苏州凤凰山母亲的墓前。他仔细地用油漆将墓碑上的字描了一遍，认真擦拭墓前的贡台，摆上母亲生前喜欢吃的食品。他泪流满面，长跪不起：“母亲，原谅儿的不孝吧!”

在卫生院的手术室里，常常有这样一个场景：姜万富和其他医护人员在手术台前忙碌，一个六七岁的小姑娘安静地坐在手术室的角落，看着大人们忙碌。有时，一台手术要做两三个小时，那个小姑娘就会静静地坐两三个小时。小姑娘被要求不准乱动，不准离开板凳。

那个小姑娘，就是姜万富的女儿姜玉姣。

由于父母晚上要上手术台，小玉姣一个人待在家里没人照顾，所以只能跟着父母一起“上夜班”。

“让一个孩子看那血淋淋的手术台，这样的经历对孩子来说实在太残忍了。太对不起我们的女儿了……”说着，姜万富的妻子赵军花哽咽了。

为了不影响工作，1995年，姜万富夫妇把刚满10岁的女儿送回了上海，由岳母代养。

没有办法，既然我选择了从医，选择了服务边疆，就得有所付出。只希望我的亲人能理解和原谅我吧!姜万富平静地说。

落叶归根。姜万富有一个愿望，那就是退休后能够回到上海，多陪陪女儿和年迈的姐姐。这一天离他越来越近了。

但他内心深处仍然眷恋着陪伴他40余年的昆仑山。云雾深处。大山之巅，一簇簇马兰花在和风中摇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