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曲健康优美“人生形式”的牧歌

时间:2022-04-29 07:34:35

一曲健康优美“人生形式”的牧歌

摘要:《边城》的问世,正如沈从文所言:“用这个故事填补我过去生命中一点哀乐。”“我要表现的本是―种优美、健康、自然而不悖乎人性的‘人生的形式’”。本文试从小说的审美建构着手,力图再现湘西山川风景和淳朴的风俗人情,以期挖掘下层人民身上的人性美,以及在他们身上寄托着的重塑民族品格的理想。本文采用一种抒情诗所特有的含蓄与优美的艺术笔调,使作品充溢着浓郁的乡土气息和返璞归真的牧歌情调。这种乡土抒情体的美学风格代表了京派作家一定的社会理想,也对后来作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关键词:审美意蕴艺术建构牧歌情调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如果要列举一部写得既柔和清丽,又平缓悠远、深含忧伤的作品,中篇小说《边城》当然是20世纪中国小说最美的收获之一。作者(1902―1988)1934年发表这部作品时,已经是当时名满文坛的作家。这位20世纪20年代初从湘西地区的灵山秀水中走出、并因而一直自称“乡下人”[1]的“京派”文人群的首席小说家,以30年复杂的人生阅历为基础,将自己对人类生命与人性的释放形式及其原因所做的探究、认知与感慨化作文字,精心结撰迤逦成篇,于是便有了翠翠和傩送的这段美丽的悲情故事,有了“这样一部idyllic(似田园的,牧歌的)杰作。”[2]本文试从小说的审美角度及艺术特色出发,对《边城》作一初步的探索和论述。

《边城》是一部叙写边地湘西的牧歌式作品。一部不足七万字的中篇,在新人辈出、佳作纷呈的三十年代文坛能脱颖而出,引起巨大的轰动,并借此几乎奠定了沈从文在三十年代乡土文学中的地位,在今天看来,绝非偶然。小说描写的是十五岁的姑娘翠翠与船总儿子傩送之间朦胧的、如梦似幻的、未曾实现的爱情。但作家所要着意表现的显然不是这爱情本身,而是要借此塑造出翠翠这样一个蕴含着自然、清纯、美丽、灵秀、善良人性的诗意的少女形象,并要读者调动自己的感官,去充分领略这种诗意。

诚然,作家以其独特的创作个性,在文学创作领域展示了当时未曾展示过的湘西社会的民众生活,写出了湘西这块近乎封闭的热土上那淳厚古朴的人情世态,描绘出湘西山光水色的新奇幽雅和健美独特的风俗习惯。它虽是一部小说,但由于作者在其中对美的营造,对诗意与抒情的艺术追求,使它在意境上犹如一首优美的、感人至深的诗歌。《边城》之所以引人注目,更主要的原因恐怕还在于它鲜明而又充满人性的思想内容以及小说所传达出来的作家的文学审美意识。

首先,沈从文在《边城》中所建构的艺术世界是多种美的因素交织而成的,其突出点便是人性美与自然美。作为多种美交汇融合的契机便是湘西乡土所独有的人与自然谐和的原始性形态。在他的作品里,“自然”不仅是尽善尽美的,而且成为衡量人性的尺度。从这个意义上说,沈从文所描绘的艺术世界实际上是自然美的世界:幽蓝的天空,明媚的阳光,古朴的吊脚楼,孤立的小白塔,烟雨迷蒙的山溪,翠竹摇曳的青山,月下浮动的歌声,河上竟渡的龙舟……他不仅描绘美的自然,更描绘着生活在其间的美好的人们:少女翠翠在出生前就已失去父亲,一出生又失去了母亲。哺育她长大的是那温敦纯朴得像土地一样的外祖父。她和外祖父,以及一条黄狗、一只渡船,生活在一条河边。她所读过的惟一一本书,就是那个叫做“茶峒”的湘西小城,那一带原始秀美的山湾,以及那儿浓厚的风俗人情,还有身边那条叫作碧溪的河流。这本书很古老,也很厚重,仿佛是一个神话般的世界,然而这已经足够了。这使她更像一个神的女儿,健康、纯美、脱俗,未遭邪恶的浸染,美妙的自然又赋予她鲜活清新的灵气。她的爱又是那么的婉曲、含蓄、羞涩,仿佛源自露珠与花朵。已故当代青年诗人海子在一首题为《少女》的诗中曾写道:“少女/一根伐自上帝/美丽的枝条。”细细品读《边城》,我们就会发现作家沈从文先生所塑造的翠翠这一人物形象,差不多已经接近诗人海子为我们所创造的、像伐自上帝身上一根美丽的枝条一样的少女形象了。由于这种美在文学创作中是不可重复、在现实生活中又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因此它又具有永恒的含义和无限的诗意。

爷爷有一颗善良得让人心碎的心,几十年悲苦的生活,并没有改变他善良的本性。他安分守己、勤劳吃苦,五十年如一日的守着渡船,为孙女的婚事操劳,直到因此猝然死去。作者通过这位老人反映了人生的悲凉和凄苦,反映了那无法改变的自生自灭的“人生的形式”[3]。作者把他当作善良的化身和纯朴民风的象征来歌颂,他身上体现了作者“对湘西下层人民因不能把握自己人生命运,一代又一代继续着悲凉人生命运的认识”[4]。

天保、傩送兄弟俩,一对健壮正直的小伙,他们既是同胞手足,情深如海,又是情场对手,对翠翠都深情挚爱。然而,为了兄弟间的手足之情、唇齿之谊,他们却又都能满怀谦和仁爱之心,毅然牺牲自己的幸福去成全别人的爱,而毫无世俗的嫉妒怨恨之意。

船总顺顺,虽是行武出身,又为地方码头官长,但为人也是一派侠骨柔肠、慷慨尚义、宽宏大度,因为翠翠,他失去了两个儿子,但在翠翠孤身一人时他依然想把她接回家照料……在作者笔下,人,是善良的人;景,是优美的景;情,是动人的情。作者对故土的爱恋之情,为作品着上了清亮的底色。故乡是那样富有情趣,是那样令人难以忘怀。作品自始至终都充满着作者对故乡的热爱之情。他说自己“对于农人和士兵,怀了不可言说的温爱”,又说,他离开故乡以后,“常常生活在那山城给我的印象里。”[5]许多类似的话,都是沈从文内心恋土之情的真实流露。由于怀着这样的感情,所以在《边城》里,就有意将自然景物、下层人物、生活场景加以诗化。一方面既把握现实生活里短暂的诗情画意,又按照自己的美学理想,运用想象,加以补充、发展和改造。另一方面,在表现生活的美和诗意时,力求用抒情的笔调来写作品,同时注意感情的节制。

《边城》美学意义上的又一特色,便是作家自己所强调的,是为了表现这个民族的“过去伟大处”[6],意在反衬目前的堕落。这个“过去伟大处”,在作者看来,是边城人的“正直、诚实”,归结起来,其伟大在于人性的淳朴善良,“对于生活没有过分奢望,他们的心力全用在别人身上:成人之美。”[7]其优美处在于它的世界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融洽、风俗的淳美、人情的优美。那是一个奇特的世界,无杀人越货之盗贼,无假冒伪善之“君子”,虽有贫富之别,但都能相互尊重体贴,俨若陶渊明的“桃源”世界。这种人际关系对于生存在竞争激烈、道德人格被商品经济所影响的现代社会的人们来说,无疑会产生一种巨大的心理补偿作用,给人一种心灵上的安慰与道德上的昭示。小说中,这种描写只是人物活动的外部世界的组合,它同时也濡染着人物的心灵,使他们的言行成为轰响着喧哗与骚动的旋律的现实世界中一个不协调的音节。同时,正如沈从文自己所言:“拟将‘过去’和‘当前’对照,《边城》中人物的正直和热情,虽然已成为过去了,应当还保留些本质在年青人的自尊心和自信心。”[8]所以,小说尽管写的只是湘西一个小山城的一户普通人家里的一个平凡的少女的爱情故事。但是,透过它,我们所领略到的,却是作家苦苦寄托于其中的一种不平凡,充满健康人性的人生追求;我们所倾听到的,却是旧一代知识分子在当时腐朽、黑暗的人生形式重压下所发出的深沉而充满希望的疾声呼号。因此,小说中,作家不遗余力地渲染、讴歌了这人世间的至善至美,从美学观念上看,正是在不遗余力地鞭挞着丑恶与腐朽。这点,《边城》和陶潜《桃花源记》的相似性是显而易见的,它们都是建立在我国古典美学理论中“见美然后悟丑”的美学观上的。

《边城》“浸透了一种乡土抒情诗的气氛”[9]。的确,这部作品写得很美,美得有人称赞它是“一幅淳美别致的风土人情画”;美得有人称赞它是“一部最长的诗”。“画”也好,“诗”也好,不外乎是说《边城》以其审美意义的形象性、情感性征服了人心,感染了读者。而实际上,如果从美学角度去评价一部作品,则就不能仅仅光看是不是“如画似诗”,即不能光从感情形象的具体性、生动性、逼真性去看它美不美?美的程度如何?更主要的还要看它生动具体逼真的抒情形象中到底熔铸了多少内在的东西,而这内在的东西是不是深刻地揭示了生活的某些本质方面或表达了作家对生活某些本质方面的追求,《边城》在这方面尤为突出。如果具体地讲,就是在叙述故事,刻划人物的同时,注意用极抒情的笔触去生动描写人物活动的外部场面和自然景物,即小小茶峒醉人的风俗美、风景美,并且使所描写的场面和景物或多或少地凝聚着某种自然属性般的美,这也是小说的美学特色之一。在沈从文笔下的湘西这块古朴的土地上,不仅人美、情美,而且,淳朴的风俗和处处流露自然美的景物所给予我们的审美感受也是很强烈的。在许多的时候,我们甚至从场面和风物描写本身才得以更清晰、更细微地洞悉人物的心理流动和故事情节的走向。即使是对自然景物的描叙,也同样流溢着强烈的抒情性,一种用朴实自然的字句所构成的抒情性,由于它与小说叙事性的完美统一,有时甚至很难判定它是属于描写还是属于叙述:

“白河下游到辰州与沅水汇流后,便略显浑浊,有出山泉水的意思。若溯流而上,则三丈五丈的深潭皆清澈见底。深潭中为白日所映照,河底小小白石子,有花纹的玛瑙石子,皆看得明明白白。水中游鱼来去,皆如浮在空气里。两岸多高山,山中多可以造纸的细竹,长年作深翠颜色,逼人眼目。近水人家多在桃杏花里,春天时只需注意,凡有桃花处必有人家,凡有人家处必可沽酒。夏天则晒晾在日光下耀目的紫花布衣裤,可以作为人家所在的旗帜。秋冬来时,房屋在悬崖上的,滨水的,无不朗然入目,黄泥的墙,乌黑的瓦……”

这便是作家视觉感受里的美妙自然,似乎是一种纯客观的描叙,其实无一不流露着作家对湘西山水的一往情深。阳光、深潭,自由自在游动的鱼;青山、翠竹,黄墙乌瓦的人家;人面、桃花,别出心裁的酒幡。这一切,构成了一派充满生命活力、具体形象的景象,把人带入到一个古朴、自由、安宁、优美的境界。显然,它给人的意在言外的想象和联想的余地是很宽阔的。总之,《边城》中场面与景物的描写,绝非一般意义上的情景交融,它强烈地渗透了作家超尘脱俗的艺术观点和独特的审美情趣。一部现代文学的历史,像沈从文先生这样力行用美学的观点去看待文学的意义和作用的实属不多,这是很值得我们进一步去作深入而科学的探索的。

《边城》在艺术风格方面的特点是相当突出的。首先是其强烈的抒情性,营造了小说浓郁的浪漫主义气息。这里的“浪漫主义”,指的是作品的诗意主题、清新明丽的湘西风光描绘、撩人情思的风俗风情展示及人物身上寄寓的理想主义人性美。小说的主题设置是与创作动机相联系的。如前所述,作者正是因为反感于都市的污浊和“衣冠社会”中人性的丑陋,才刻意倾心地描写湘西社会的安宁静谧、纤尘不染,才会竭力去赞美湘西儿女们善良正直、古朴天成的美好天性。作品要传达的是作者的衷心期待与善良愿望,因而也就具有了诗性气质,这是《边城》浪漫主义风格的先天规定性因素。而作品中人物共同具有的完美品格与人性,则闪现着理想主义的光彩。小说里精致描摹的自然美景,也与人物的美好品性相映生辉:赛龙舟、摆渡船、提亲事、唱情歌等风俗民情,既是写实,又洋溢着一派浑朴温情的韵致。

其次,小说自然流畅的情节构思如一江春水,万里无痕,却又依势赋形,将矛盾冲突弯曲盘旋得恰到好处。作者对于情节的熟练把握,似一位丹青妙手,在画布上随意皴擦,每一段情节都是在势所必至时展开,于理所必然时收束,张弛有致,动静相宜。作品的结尾则采用了西洋小说中常见的开放式结构方式,以翠翠在白塔下渡口边守着船等待傩送归来作结,一句“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让无数的读者心中留下了永远的痛,小说本身也因这个结尾而顿成上品。试想,如果作者心一软,安排傩送与翠翠有情人终成眷属,读者的期待心理倒是满足了,但作品的悲剧意味却全部失落,岂非俗不可耐?

第三,作品纯熟使用多种艺术手法,增强了小说的叙事能力。

首先,让“误会”不断出现在人物关系中,使故事一波三折,动人心弦。以祖父为例,他为翠翠的婚姻早已做了很多事情,可不知情的翠翠误会了他,于是有了13章的波澜。听了歌后,祖父误以为自己可以把事情办好,就不告诉翠翠发生了什么,致使翠翠对自己的追求者总是不知情,催成了以后的悲剧。祖父还错误地认为夜歌是天保所唱,孙女也会喜欢天保,结果无意中伤害了天保,终于知道是傩送唱歌后,他仍未及时把全部真相告诉翠翠。

其次,将梦境巧妙插入叙事过程,使情节更丰富,意境更优美,也使人物隐秘的心理得以展现,确实别具匠心。比如,第13章翠翠清醒时做用吓唬爷爷的白日梦以及第14章翠翠晚上做的摘虎耳草的梦,形象细致地写出了翠翠渴望得到幸福生活的躁动心理和情感生活因得不到满足而产生哀怨的心理。

此外,两代人的恋爱故事用不同的叙述方式交替表现,前代人的阴影就像宿命一样预言着后代人的悲剧归宿,强烈地感动着读者。

第四,《边城》的语言是融合了方言、文言和中国古典白话小说的语式组合而成的,因而具有一种涩生生的独特韵味。这样的例子在作品中俯拾皆是。比如:“月光极其柔和,溪面浮着一层薄薄白雾,这时节对溪若有人唱歌,隔溪应和,实在太美丽了。翠翠还记着先前祖父说的笑话。耳朵又不聋,祖父的话说得极分明,一个兄弟走马路,唱歌来打发这样的晚上,算是怎么回事?她似乎为了等着这样的歌声,沉默了许久。”这段文字中的语言特点,不必再多作解释,人们自能体会。

总之,沈从文是一位独具个性的优秀作家。作为湘西的“歌手”,古老淳朴民风的怀念者,下层劳动人民真朴形象的忠实表现者,他对写作的痴迷中止,折射出那个时代中国自由作家的理想与隐痛。他从小在读校园这本小书的同时,又饱读了社会这本大书。他熟悉和热爱养育了他的那片湘西净土,并在自己的作品中不断叙写和吟唱那个原始封闭却又如同伊甸园般的圣土,他本人也因此成为了那片圣土的魂魄所在。1988年,他在北京溘然长逝,但他的灵魂也许早已返回了那片神圣的净土。可惜以往的文学史对他并不公正,没有给他应有的地位。然而对作家来说,重要的是要用作品来说话。沈从文正是因为创造了一系列在今天仍充满活力的优美作品,所以他重获了可与鲁迅相比肩的文学地位。他的文学贡献并不限于小说,在散文创作方面也同样取得了巨大成就。

注释:

[1]金介甫:《凤凰之子・沈从文传》,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0年版,第247―257页。

[2][7]刘西渭:《咀华集・边城》,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36年版。

[3]沈从文:《沈从文选集》(第五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27页。

[4]沈从文:《习作选集代序》,《沈从文选集》(第五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5]沈从文:《边城・题记》,《沈从文选集》(第五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6]沈从文:《答凌宇问》,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0年,第4期。

[8]沈从文:《长河・题记》,《沈从文选集》(第五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9]沈从文:《散文选译・序》,《沈从文散文选》,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王永章甘肃省天水市秦州区汪川中学741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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