柔情蒋雯丽:家是一曲田园牧歌

蒋雯丽的美，并不惊艳，却很有情味，这情味像是墙缝里开出来的花，是稍不留意泄漏的风情。凭借电视剧《幸福来敲门》，蒋雯丽再次掀起关于婚姻的讨论热潮。戏里的她，妩媚多情；戏外的她，亲和温婉，随性坐在你面前，说起家长里短。

童年时代和姥爷相依为命

记者：我看过您导演的电影《我们天上见》，很感动。有报道说，这部影片相当于您的自传，片中讲述的祖孙情，就是您和姥爷之间的故事，是这样吗?

蒋：是这样。《我们天上见》是我的导演处女作。很早以前，我就有一种冲动，想把自己和姥爷的故事讲给大家听，电影帮我实现了这个梦。

记者：想起童年，我们脑海里常常会有一些熟悉的画面，您脑海里关于童年的画面是什么?

蒋：能想起来的，都是和姥爷在一起的画面。那时候，我就像是姥爷的“小尾巴”，跟进跟出，不离姥爷左右。姥爷家是独门独户的小院儿，院里种满了花花草草。除了冬天，其他三个季节都有花开，好看极了。除了花，院子里还有两缸金鱼。看着大肚子的金鱼甩下一堆堆鱼子，鱼子变成一群群小鱼苗，再看着小鱼苗一天天长大，可高兴了。我还常常跟姥爷一起去河沟里捞鱼虫。

记者：我也是跟老人长大的孩子，最大的感受就是，你要懂事早，随时承担起大人的一些职责。比如当老人病了的时候，你就得顶上去照顾老人。

蒋：因为只有你和老人嘛，一旦老人病了或出了点儿意外，你就得立刻担负起大人的职责来。我记得最清楚的一次，姥爷得了丹毒，双腿突然疼得不能走路了，而且高烧不退，随时都会有生命危险。可当时家里没别人，只有我，我那时才六七岁吧。

记者：有没有被吓到或者慌乱什么的?

蒋：没有。我记得自己很镇定，立刻就去最近的卫生所跟医生说：“我姥爷病了，你们去看一看他吧!”医生到家一看，说需要冰，好给姥爷降温。我就跑去冰棍厂找冰，人家居然把冰给了我。把冰拿回家，我又跑去我妈单位告诉她姥爷病了。后来家里人都表扬我，说你平常不声不响的，遇上事还挺能干的。为了奖励我，爸爸还带我去了一趟南京，那是我第一次出远门。

学生时代孤僻不合群

记者：在演艺界，每个人从艺的经历都不太一样，可能跟自己的前一种职业相差得非常遥远。有报道说您从前是自来水公司的一名职员。从自来水公司到影视舞台，这中间好像也很遥远。

蒋：是挺远的。原来是想都不敢想的，但后来接到北影的入学通知书，我明白了：原来真的是“条条大路通罗马”，只要你想去。

记者：有想法，也得有机会。您是通过什么样的机会，想到要去考北京电影学院的?

蒋：有一次，我代表自来水公司参加全国文艺会演，遇到一名舞台总监，他一本正经地告诉我：“你可以去试着考考电影学院。”那时候我才知道世界上还有这么一所专门教人如何演戏的学校。

记者：就是说，这个舞台总监为您打开了一扇通向另一世界的窗户?

蒋：是的。虽然当时我还不清楚那个世界是不是一片乐土，但有一点是明确的：我起码可以离开我不喜欢的工作。

记者：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演影视剧的?开始的时候顺利吗?

蒋：还算顺利吧!考入北京电影学院后，就接演了我的处女作电视剧《悬崖百合》，挺幸运，我还凭借这部电视剧获得了当年飞天奖最佳女配角的提名。后来又在电影《离离原上草》里演一个山区姑娘水秀。

记者：顺畅的开始，有没有让您觉得自信，觉得成功近在咫尺了?

蒋：不是，完全不是。你知道吗?我当时非常困惑，甚至怀疑自己是否适合演戏这一行。我对自己充满了质疑，只好求助于各种哲学书。可是书看多了，反而越来越困惑。

记者：就是说孤僻、不合群、不参加集体活动，是吧?

蒋：是的。整天郁郁寡欢的，一个人读书、写日记，从来不参加学校的舞会、生日聚会等一切人群聚集的活动。

记者：但只有一次例外，是吗?您参加了顾长卫的生日聚会?

蒋：嗯，那次实在是个例外。那天，顾长卫的助手向我走过来，非常热情地邀请我说：“顾长卫过生日，有个聚会，你去吗?”

记者：那时您认得顾长卫吗?

蒋：认得呀。他那时因为拍摄《红高粱》，已经在影视界小有名气了，我当然认得他。

记者：所有的聚会都不参加，为什么独独参加这一个聚会?

蒋：平常想都不想，就会拒绝的。但这次鬼使神差，迟疑了一下，出人意料地答应下来了，后来连自己也很吃惊。

记者：第一次见到顾长卫，什么感觉?

蒋：第一眼看到他，觉得这个人很亲切，好像以前就认识似的。

记者：这也为你们在电影《霸王别姬》剧组里相逢、相处奠定了一个基础，是吧?

蒋：是这样吧。两人彼此都有好印象，相处起来就很自然，走到一起也就成了自然而然、水到渠成的事。

情急之下嫁给顾长卫

记者：在影视圈里，您可能算是结婚比较早的吧?为什么那么早就把自己嫁了?

蒋：对啊，我算是早婚的。毕业以后，我在北京没地方住，又没钱租房子，于是借住在一个朋友家里。那时觉得自己特像浮萍，漂来漂去，没有目的地，没有港湾。做演员就像走江湖，今天串到这个码头，明天串到那个码头。我记得那时候刚拍完电影《杏花三月天》，从外景地山西回到北京时正是深夜，街上行人稀少，我提着个大包不知该往哪里去，耳边就回响起潘美辰的歌《我想有个家》，那时候真希望有个家呀!

记者：所以就把自己早早地嫁了?

蒋(笑)：是的。你看啊，原来学校是你的归宿，你去拍戏，回来有宿舍有床；毕业后，宿舍没有了，去哪儿住呀?想要有个家，就得先把自己嫁掉，这是我早婚的原因。现在想想都觉得可笑，但当时真是这么想的。

记者：为什么会选择顾长卫?

蒋：当时就想，嫁给谁呢?我当然不会嫁给绣花枕头一样的毛头小伙子。我要嫁给自己崇拜的男人，他要像爱人、像兄长、像老师一样，让我仰视，让我敬重。当时在我周围，这样的人非顾长卫莫属，他聪明而不外露，踏实又认真，离我的要求最近。所以，后来就嫁给了顾长卫。

记者：人生很奇妙，一个看似荒谬的想法就可以改变一生。

蒋：是这样。其实，那时候已经很开放了，有的女孩子可能会找个有房的男朋友同居，但我如果那样，怎么跟妈妈交代?这对妈妈来说，实在是天大的事情。我是完全不能启齿的。我自己当然知道，结婚早也没什么不好。如果不结婚，当然会有另外一种道路走，可是谁知道那“另外一种道路”会不会好走呢?

记者：《霸王别姬》之后，你和顾长卫有没有再合作过影视作品?

蒋：没有了。我自己导演处女作《我们天上见》的时候，就想请他做摄影师。但后来他说，如果请他摄影，他就一定会干涉很多，到时候人家就会说这是顾长卫的作品了，所以

后来想想还是没请他，只是让他推荐了一个摄影师。

记者：影视上虽然没有再合作，但从另一个意义上来说，你们却开始了一场生活舞台上的合作。怎么样合作的，合作得好吗?

蒋：还算满意吧。婚姻就像人生一样，不可能没有遗憾。女人一般都比较浪漫，比较重视形式、重视细节，所以我永远愿意给对方制造惊喜。比如说我在外地拍戏，原本计划元月1号回京，机票都买了，却突然想提前一天回京。于是想尽各种办法，千辛万苦辗转着，从深圳坐了当晚的最后一班飞机回京。其实折腾半天，就是为了给顾长卫一个惊喜。还有一次，顾长卫过生日，我瞒着他，悄悄策划了一个生日聚会。到了那天，一切准备就绪，突然打出一束光，然后我就出现了，穿着晚礼服，拉着小提琴，好像从天而降的样子。

记者：效果怎么样呢?顾长卫看到您为他做的这些，有什么反应?

蒋：当然惊喜了!他张大嘴巴，非常惊奇，接着就是狂喜。我呢，又开心又得意，因为“计谋得逞”了。

记者：一般来说，女人这样对待丈夫，也希望丈夫这样对待自己，比如制造惊喜这样的事。您自己过生日时，也期待他给您带来同样的惊喜吗?

蒋：当然希望啦!可事实往往跟希望相反。顾长卫太忙了，虽然他很感动我给他制造的种种惊喜，也曾经发誓要努力记住我的生日，并且认真地把那个特别的日子输到手机里，但谁能保证手机不丢呢?

记者：真的丢了手机，然后就忘了您的生日?

蒋：有一年我过生日，在电话旁边傻等了一天，盼望顾长卫能打个电话来说一句“生日快乐”。终于来电话了，他却在那头云山雾罩地说了半天，完全与“主题”无关。无奈之下，我只好慢慢启发，可绕来绕去，他怎么都不能切入“正题”。

记者：换了谁都会气恼、伤心的。

蒋：是啊。那时候，我难过极了，放下电话，眼泪刷一下就流了出来。我拿起相机，拍了一张自己眼泪汪汪的数码照片发给他，告诉他照片上的日期就是我的生日。

记者：男人就是这样粗心，可能女人在乎的，恰恰是他们最容易忽视的。

蒋：可能是吧。婚姻中不可能完美，肯定会有很多遗憾，比如说我们至今没有拍过结婚照。我一直计划着去欧洲乡下的某个小教堂，穿上洁白的婚纱，拍一套浪漫又古典的结婚照，可这愿望至今也没实现。遇到朋友结婚，就会想起这事，然后旧事重提向他埋怨几句。可也就是唠叨唠叨，大部分时间还是知足的。

幸福家庭的美好蓝图

记者：很多演员之所以不愿意早结婚，是担心婚姻会对演艺事业有负面影响。您结婚以后，有没有影响到演艺事业的发展呢?

蒋：不知道是不是婚姻影响的，但事实是，自从1992年拍完电视剧《牵手》之后，到1999《牵手》播出，这中间长达六年多的时间里，我基本上无戏可拍。

记者：那时候想没想过为什么会这样?

蒋：想想自己也不比别人差呀，为什么总是没机会呢?记得有一次和同学聚会，我诉说这种苦闷，他们就反问我：“你对演戏还有幻想吗?”这一问，让我心里一惊：毕业后很多同学都心灰意冷改了行，只有我还在坚持着，等待着。

记者：当时有没有想过，自己为什么要这样苦苦地坚持?

蒋：喜欢电影啊，真的是喜欢。那时候觉得电影真像是一个梦啊!记得在拍自己的第一部电影《离离原上草》的时候，我站在海边的礁石上，远远地看一群人忙碌，熙熙攘攘，走来走去，灯光亮着，非常非常亮，而周围却是漆黑一片。那时候，就觉得电影真是在造梦啊，一群人在做着同一个梦。

记者：但您后来还是出国了，演艺上中断了一段时间。是吧?

蒋：就觉得那梦离自己越来越远了、越来越缥缈了，所以就跟着顾长卫去了美国，待了差不多五年吧。那时候不知道前途会怎样，也知道突然离开对事业非常不利。但我觉得丈夫去哪儿，我就应该跟去哪儿。

记者：在美国的生活状态怎样?都做些什么?

蒋：每天就是学英语，做饭，收拾家，到处闲逛。没什么事做，日子过得很轻松，很自在。

记者：精神上呢?还在想演戏这个问题吗?

蒋：想。一直在“是否继续演戏”这个问题上游移、徘徊，左右摇摆。其实，人往往是这样，当你远离电影了，忽然发现，自己一直想做的事情就是拍电影。

记者：所以后来就回来了?

蒋：嗯。回来接拍的第一部电影是《木帮》。我记得很清楚，在外景地长白山我这样写道：“在我人生的诸多梦想中，演戏是最璀璨的一枝。”

记者：我记得您一开始在《霸王别姬》里就是演母亲，《牵手》里也是演母亲，现在也常常演母亲。大家发现，您演母亲越演越好。这跟您自己的生活经历有关系吗?

蒋：关系很大。因为我现在也是母亲了。以前没孩子，是按照想象去演母亲。现在做了妈妈，就理解了母亲的伟大和不易，知道怎么在细节上体现母爱了。

记者：很多女人都会对家庭有美好憧憬或理想状态这样一个设想。您有没有自己的家庭蓝图?

蒋：有。我经常想象这样一幅画面：孩子爸带着孩子骑马去了，我在家里为他们烙饼，腰像水桶一样粗。饼烙好以后，我大喊一声：吃饭了!他们骑着马就回来了……想到这些，我常常忍不住偷笑，仿佛看到了那个炊烟下的牧歌年代，觉得很温暖、很美好。

记者：现在觉得您是了不起的妈妈了。孩子像谁?像爸爸还是妈妈?

蒋：集中了我们俩的优点吧。脑门长得像妈妈，特大；没事总爱笑，像爸爸。

记者：每个女人当了母亲之后，都会或多或少有些变化，您感觉到没有?

蒋：我有时候也在想，一个人生养小孩的经历，就像是受教育。儿子教会我很多东西，比方说撒娇。他一不满意就皱起小眉头，故作忧郁委屈状说：“我哭了，我伤心了。”我都不会这些。从前我受委屈难过时，都自己忍着，装坚强。可他不，“哇”地就哭了。这多好呀!活着就是这么件自然而放松的事情。

记者：有了孩子让人更乐观、更快乐。是吧?

蒋：是这样。有孩子的家才更像一个家。每次回家听到儿子的叫声，我心里美得就像开了花。他随便找个东西就当麦克风，站在沙发上，可着嗓子唱歌。这样多好，张扬且没有禁忌的个性。哪儿像我们小时候，许多禁忌，许多事情不被允许，长大的过程就是受束缚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