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忆:我们的工作就是制造幻想

最近，由王安忆编剧，吕凉导演的《发廊童话》在上海话剧艺术中心上演，虽然与奥运“撞上”了，不过剧场依然座无虚席。王安忆似乎对此剧很满意，特地邀朋友再次观看。剧终后，一直很低调的王安忆热情地接受了本刊的专访。

记者：《发廊童话》似乎有这样的寓意：不要有太多不切实际的幻想，不然会丢失本来已经拥有的东西，就像剧中的妙妙对生活有了幻想之后，差点失去了爱自己的男友吉姆？

王安忆：我并没有想放入说教的东西，我觉得各个阶层都有各个阶层的困惑，我个人觉得，第一我们不能完全没有幻想，第二不能有太高的幻想，而且不少这样的幻想是有模本的，是对另一种人生的模仿。

记者：观众看了戏之后，觉得这部戏很温情。

王安忆：这是吕凉的功夫，其实剧本里面还是有一些不那么温情的东西，比如为什么大款没有娶妙妙，这些很现实的东西被吕凉用很温和很巧妙的方式解决了。

记者：《发廊童话》的故事是否有宿命的意味？

王安忆：我不太用“宿命”这词，从一个起点又回到一个相似的起点，做一场梦，有一点意境，这不是很好吗？

记者：排戏前，好像有一些争议，认为你不太熟悉发廊的生活，《发廊童话》也没有反映出现实发廊中攸关利益等复杂关系，是否“发廊”在你剧中只是“底层社会”的一个代表？

王安忆：我的目的不是表现发廊的各种具体问题，我想表现的是里面发生的困惑，具体是哪个地点不是太重要，也可能是其他的小店。不过发廊更加好，因为它能够接触到各种各样的关系，会有邂逅发生。但是我承认也有不满意的地方，虽然演员演得很好，但是发廊妹的职业特色表现得还不是很鲜明，毕竟发廊妹与学生妹还是有差距的。

记者：刚才谈到了幻想，那么你自己会有怎样的幻想？

王安忆：我的幻想会用我的小说表达，所以我对我的生活挺满意的。其实我们的工作就是制造幻想。

小说是我的本业，编剧更像是做功课

记者：《发廊童话》看起来并没有太多外在的冲突。

王安忆：对，这里的冲突不是太激烈，悬念不多，那么就应该用语言来取胜，想要吸引读者，就要把话说得有趣，要用对话来推动一些内容。

记者：剧中一些话是否引用了你下乡当知青时的语言？

王安忆：不是，这些都是生活经验中的话。其实戏中的对话不是那么生活化，我有意做得有点书面化，很多趣味是一种交锋，你想说服我，我想说服你，包括大款关于化妆舞会的双关语，是用了些心思的，不一定是哲学的高度，但都是些生活小道理。我看戏时发现观众对这些话有反应，说明都听进去了。

记者：写小说与做编剧有怎样不同的魅力？

王安忆：小说是我的本业，编剧更像是做功课，是一种训练。戏剧需要冲突性很强的核，这对我来讲不是很擅长，我比较适合做一些微妙的表达，那么这在戏剧里面就不是很合适。所以《发廊童话》也是根据哈代的小说《挤奶女的罗曼史》改编的。但是戏剧的魅力在于有充分的空间，让你创造对话。

记者：你曾说过：话剧是一个作家的最终完成？

王安忆：更确切地说，我认为话剧是一个作家的新高度。如果遇到合适的作品，我还是会改编成话剧。

记者：今后你也不会原创话剧？

王安忆：目前看来是这样的。

写作要与我的心理经验有关系

记者：你一直说小说技术很重要，甚至承认自己写作有些匠气，但是“技术”对于很情感化的写作来说，似乎不是那么褒义的词。

王安忆：一般作家对于技术这个词很警惕，因为很怕会被认为是一个没有感情、没有才华、没有想象力的人，所以不提技术。其实技术是很重要的。情感人人都有，为何有的人能写小说，有的人写不出呢？情感最终还是要以叙述的方式来表现，要有语言能力、写作能力，这是最基本的，其实我们就是在用技术。

记者：那么情感的重要性呢？

王安忆：对于一个作家来讲，没有这些情感你根本就不能写小说，才华灵感这些都是没法谈的事情，天赋是上帝给你的，有就有，没有就没有。我们可以商量的唯有技术的问题，

记者：你认为你是天赋型的作家吗？

王安忆：那我不敢这么说，只是我觉得我写小说还是比较胜任的，还觉得有点得心应手。

记者：你一直承认自己是“书斋型的作家”，那么是否技术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你经验的缺陷？

王安忆：某种程度上可以这么说。

记者：有些作家在寻找经验，比如进入艾滋病村，进入另一个圈子，您会有这方面的举措吗？

王安忆：我也不是说这样不好，但是对于我来说，不是很合适，因为我写作的东西一定要和我本身的心理经验有关系，即便某一天我去采访调查，忽然知道某些事情，最终写和不写还是由我本身的心理经验来决定，如果引不起我的共鸣我也不会写。其实我曾经也做过这方面的努力，但跟我没有什么关系，我也就扔在那边了。作家类型不同，有些作家特别能把客观事情做一种描述，有些作家一定要和自己喜欢的东西有联系。

记者：那么在书斋中的话，您如何寻找创作的灵感？

王安忆：这种事情可遇而不可求，再说“书斋”那个说法也不能那么绝对的看，我也在生活、在经历很多事情，我说我在书斋里，只是区别社会意识比较强的作家。

记者：一些作家出了成名作后就很少有新的作品，为何你一直能保持你不间断的创作激情？

王安忆：因为我一直在写作，没有放弃，没有受到其他东西的吸引。

记者：年轻读者关注大众小说，通俗小说，那么你在这个时作会感到寂寞吗？

王安忆：不会，因为我比较好命吧，通俗小说时代来之前，已经有了稳定的阅读群，读我小说的人不会特别多也不会特别少。

上海是我无法选择的存在

记者：你曾说上海的城市形态和话剧形式并不太契合，你觉得上海更适合滑稽戏，是这样的吗？

王安忆：我指的是上海的市井生活更适合滑稽戏来表达，因为话剧样式中地域性是很难存在的，要表达上海的地方色彩、风俗，话剧有点力不从心。

记者：生活于上海对你和你的写作会有怎样的影响？

王安忆：上海对我来说是无法选择的存在，它是我写作唯一能获得的材料、舞台、空间、故事、背景、情节、人物等等，上海不存在对我有什么影响，有影响就说明我跟它太疏离了，因为我是在这里生活的居民。

记者：大家都说，上海人的生活方式很讲究很精致，在你看来上海的特色在哪里？

王安忆：都是从广告中得来的吧，我不晓得怎么得到这样的印象，我不觉得上海特别的精致。城市生活都有它的粗鄙性。生活在这里边那么深，在我看起来所有的人都差不多，我并不以为地域性有那么大的差异，生活的本质、要求都差不多，有时候在外部的生活上会有不同。所以关于上海特色这个问题应该去问一个外地人，因为生活在其中的人是不可能用“特色”两字来认识她所生活的地方，所有的地方都是同你的经验联系在一起。

记者：为何你的小说中描述的大都是上海小人物的日常生活？

王安忆：这大概是我生活在上海的缘故，我接触到的都是日常生活，如果我是游客的话，我可能就会比较注意上海的一些外部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