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的藏传佛教高僧

图为1936年7月拉卜楞寺的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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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华儿女浴血奋战的结果。藏传佛教界僧人作为抗日战争中藏民族内敏锐关注时局发展与政策走向的特殊阶层，以前少有人关注，只是在一些纪念性文章中有过零星记载和思考。今天我们把当年藏传佛教界在抗日救亡运动中的点点滴滴记录下来，存留于史册。

嘉木样五世法名罗藏嘉央西丹贝坚赞（1916 -1947），出生于今四川理塘。5岁时被认定为转世灵童，1920年在甘肃拉卜楞寺举行坐床大典。在抗战最艰苦之时，1942年元旦，嘉木样活佛发表《敬告全国各界同胞书》：“全国各界同胞均鉴：慨自暴敌发动对华侵略战争以来已经有五年之久矣！在此五年当中，敌人凭借海陆空军之暴力，占据我城市，破坏我交通，屠杀我同胞，抢掠我财产，所到之处，庐舍为墟，一片焦土……木样除率所属大小各寺院各佛僧等，一致虔诚诵经，祈祷早日获得最后胜利，并将抗战建国各情形，随时向所属蒙藏各地方，广为宣传外。敬祝全国上下，福寿无量，吉祥无量，今后益加努力，作最后忠勤之奋勉，以争取光荣完全之胜利，收复完整之山河，早日完成抗战建国之重大使命，国家幸甚！民族幸甚！世界幸甚！”

他不仅宣传抗战，还身体力行。1943年12月，嘉木样活佛即号召所辖各寺、部落筹集了可购买30架飞机的巨款（每架银币3万元，合计银币90万元）。2月，国民政府委任嘉木样五世为蒙藏委员会委员，黄正清为军事参议院少将参议，并颁给拉卜楞寺“输财卫国”匾额。 五世嘉木样。

1944年12月2日，夏河县60名热血青年赴省入伍，参加抗战。现存于甘南藏族自治州档案馆中的馆藏档案中没有这60人的详尽记载，人们已无法了解这些热血青年的姓名、民族、性别、年龄和参战情况。但是，他们用自己的行动证明，夏河藏族僧俗民众不仅为抗日战争贡献了自己的财物，还献出了自己的儿女。他们的这些行为，毫无疑问都与嘉木样呼图克图的宣化和积极协助有着密切的关系。

贡噶呼图克图（1893-1957）出生于西康木雅郭洼喀札（今四川省康定县朋布西乡），1910年入德格八蚌寺，受沙弥戒，1916年受比丘戒。1938年，抗日战争形势发生重大变化。贡噶活佛熟悉的川军刘湘率部出川抗日，殉职汉口。随后台儿庄大捷，川军王铭章师长以身殉国。正在庐山传法的贡噶活佛闻讯，既为志士捐躯感到悲伤，亦为捷报振奋。于是，贡噶活佛即应李宗仁将军之邀，在庐山举行大型吉祥天母赞颂祈祷法会，为祖国抗日战争的胜利和和平统一祈祷。以后，这样的法会还多次进行。

1939年1月，时值冬令，凛冽的寒风中，康藏民众首先想到了正在与日寇顽强奋战的前线军民。在贡嘎呼图克图等人的带领下，捐赠良好御寒作用的卫藏氆氇120匹。后来又将各种土特产品、皮毛、珍贵药材等送到征聘寒衣分会。

同年3月，戴季陶、张继等在重庆再建护国息灾法会，追悼死难将士同胞，请贡噶活佛主法超荐阵亡将士、死难同胞。有鉴于贡嘎呼图克图护国利民之所为，国民政府于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1月25日，明令颁给贡噶活佛以“辅教广觉禅师”封号，并赐银印、金册。“贡噶呼图克图，夙明教义，遐绍宗风，缮性传经，边民信仰。二十六年，抗战军兴，远来赣蜀诸省，虔修法会，祈祷和平，护国之诚，殊堪嘉尚，着加给辅教广觉禅师名号，以示优隆，此令。”贡噶呼图克图在册印典礼上致答谢辞，曰：“西康噶玛协珠却吉生根，本一介藏僧，何德何能，至于传经演教，乃属释子之责，祈吁和平，以尽国民之心，蒙国府之优渥，而宠赐有嘉，敢不尽倾微薄之力，以弘扬国家民族之宗风，以谢国家。乃躬身合十，谨领册封。”其肺腑之言，令众人感慨不已。

昌都诺那呼图克图在抗日救亡中也有突出表现。“九一八”事变刚发生，诺那呼图克图立即通电全国，表示自己的满腔悲愤，要求政府出兵抗日。他说：“警耗传来，我等痛怆之亟，发指血腾。悲愤之余，唯一希望政府者，即请立下全国总动员令，驱彼倭奴，还我故土，窃日本帝国主义之敢于悍然不顾，迹其居心，缘已垂涎甚久，宿望至殷，事前筹划已详，进攻步骤如此严整，此非抗议交涉，即能璧还失地，处此千钧一发之际，国人无不愿以灼热赤血，洗此奇耻，刷此大辱。以我等老耄之力，亦愿与之一击，宁作战死鬼，不为亡国奴。”“尚望全国同胞一致主张，共赴国难，不胜迫切待命之至。”

1933年春，日军大举进攻热河，诺那呼图克图应邀前往上海修息灾大法，祈祷和平。4月15日，诺那呼图克图来到上海闭关九天，修十三轮金刚大法，道场设在世界佛教居士林内。同年5月4日，诺那呼图克图再次来到上海闭关修火轮金刚大法，道场设在闸北联艺善社。后又在世界佛教居士林和上海佛教净业社内设临时法坛升座宣讲显密要义，传授11种灌顶法，皈依弟子受灌顶者约千余人，盛极一时。诺那呼图克图精于医道，前来求医者门庭若市。1935年，诺那呼图克图在上海的弟子建立诺那精舍，舍址设在新间路新乐坊，作为修持藏传佛教宁玛派密法的道场。诺那精舍除修持宁玛派密法外，还筹办冬季赈济、施药等慈善事业。此后，他还多次在上海、南京等地主持“大白伞护国法会”上传授旨在镇护国家，退却强敌，息灾解难的大白伞盖坚甲咒等经咒、仪轨，这对鼓舞全国各族军民的斗志颇有影响。 贡噶呼图克图。

1935年9月，红军长征路过西康，诺那在瞻堆（今四川新龙县）与红军相遇。由于诺那曾在南京居住8年，受反动宣传较深，对红军甚有误解并组织抵抗。后被当地土司扣押，移送红军治罪。红军待诺那为上宾，专门派人照料诺那饮食起居，并宣传红军北上抗日的道理。诺那终被感动，消除疑虑，从帮红军战士教习藏文、藏歌，讲述康藏历史故事开始，进而与红军推心置腹讨论北上应避开藏区险隘的路线。1936年5月6日诺那染上伤寒，红军总司令部给诺那派来最好的医生，但诺那拒绝用药，说道：“我为将死之人，用此西药殊为可惜。留着红军将士用吧。”5月12日，诺那圆寂，享年73岁，留下遗嘱三条：一停尸三日不动，二火化，三遗骨送庐山安葬。红军一一照准，仪式格外庄重，并请来大喇嘛诵经，红军鼓乐队为前导，派代表送上花圈，许多藏民耳闻目睹，无不为红军至诚之心所感动。

与此同时，四川、青海、甘肃等地区的藏传佛教高僧在日寇侵入，国难方殷之际，也带领本地藏族僧俗群众投身于救亡图存之中。其间，炉霍、道孚、甘孜等藏区57寺僧人联合致电国民政府，表示：“暴日入寇，五族同仇……僧伽等分属国民，爱护国家，利乐有情，未敢后人。谨于每月东日举行月会时，虔诚挚心，增诵经课，面向三宝，为国家民众祈求胜利。”1940年，四川金川广法寺堪布嘉绒格西率十八土司寺庙代表向国民政府献旗，以表决心。十一世司徒活佛白马翁须亲赴重庆，主持祈祷抗战胜利大法会，受到人们的高度评价，八邦寺现存的瓷济公、伏虎罗汉像等均为当时国民政府所赠。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四川甘孜白利寺格达活佛在红军长征到达甘孜时，积极支援红军北上抗日，与总司令结下深厚友谊。红军北上后，他仍时常牵挂红军指战员和朱总司令，四处打听红军的消息。当得知朱总司令率领的红军胜利抵达陕北后，立即设法买了一本有照片的书供奉在佛堂里，每日为抗日的八路军将士念经祝福，祈求菩萨保佑他们平安。他还派人经常四处打听红军的去向和共产党的消息，每当有商贾从内地来到拉萨，他就登门造访，询问抗战中的红军状况。后来一次偶然的机会，他从青海秘密搞到一张“山西八路军奋战图”，如获至宝，见朋友就亮出来，宣传抗战形势。

甘肃祁连山北麓各族人民敬重的藏传佛教领袖顾嘉堪布（本名罗桑青利嘉措，1897-1943）在抗日战争的关键时

期，也表现出极大的爱国情怀。他在阐述宗教与国家命运的关系问题时说：“护教救国皆为大事，而救国尤重于护教”。他以堪布的威望奔走呼号，组织祁连山抗战宣传团，宣传“守土有责”、“以唤醒人民，努力救国”。在他的感召下，当地藏胞坚决支持抗日战争，先后召开了“追荐抗日阵亡将士暨殉难同胞大会”、“抗日建国宣传大会”。到会群众达4万余人。他还动员各部落首领，募捐羊皮等物资，慰问前方将士。

1943年2月，甘肃卓尼水磨川寺活佛金巴加木措（俗称肋巴佛），率领汉藏各族民众在临潭冶力关，召开誓师大会，打出了“抗日反蒋”的旗号，他被推举为司令。在明确的政治主张下，队伍得到当地百姓拥护，很快发展壮大。不久，他又和其他义军一起成立“西北各民族抗日义勇军”，亲任副总司令兼洮泯路藏军司令，他们号召“甘肃各族人民团结起来，抗战到底！”但是，由于他们还提出打倒贪官污吏，起义军惨遭军队镇压。肋巴佛等转入地下斗争，后在赴延安学习的路上，因车祸不幸遇难，时年31岁。

在抗日战争的特殊历史时期，著名僧人在抗日救亡运动中用自己的言行表达了对日本侵略者的抗议和抵制，对祖国、民族命运的关注，这种积极的态度势必影响更多的普通民众对时局和政策导向的理解。其次，他们注重在宣传过程中将国民政府政策和不同地区的实际相结合，利用宗教在边疆地区的影响，尽可能地扩大宣传的广度和力度，防范可能存在的不利因素，从民族心理和具体问题上唤醒民众、组织民众；他们积极组织民众捐款捐物，支援和参与抗战，对抗战形势和国家命运进行阐释，让更多的民众特别是远离战场的边地民众认识到国家面临的困难，这种困难的解决依赖于中华民族每一个人的参与和支持。特别是他们在心理上抚慰抗战将士，消除其心理上的负面影响，极大地鼓舞了前方战士投入艰苦而又长期的抗战之中。 金巴加木措（肋巴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