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利·卢斯:力量之源

没有人能像亨利・卢斯一样，把杂志化身为一个超级帝国，他定义的不是杂志的商业模式，而是能量模式。

1961年的时候，他已经63岁，但仍然坚持前往印度参加世界教会理事会会议。一日，卢斯和同伴莫尔在马德拉斯闲逛，街上有丑陋的印度孩子在卖椰子，感觉口渴的莫尔买了两个，卢斯却拒绝喝，因为孩子们肮脏不堪。“你不会因此而生病的，”莫尔分辩道，“椰子水都在壳里嘛。”作为一个派驻中国传教士的儿子，亨利在中国山东小城登州度过了14岁之前的岁月，他还有一个中文名字：秦・卢斯。但这并不代表他对中国怀有任何的好感与故乡之情，相对于日后的辉煌，他的少年岁月显然充满了第三世界的失落与艰辛感。

但正是如此，他与其巨大的机器《时代》，一直对中国以及亚洲问题保持着强大的报道力量，力求充当“美国总督”的角色，在此形成的读者信赖度和顽固态度甚至对当时的肯尼迪政府都是一种强大的钳制力量。

“我听说我们在越南遇到了麻烦。”1963年，卢斯对曾做过《时代》伦敦记者站站长的鲍勃・曼宁说。曼宁时任助理国务卿，而他则宛若国家的另一个总统。学者戴维・哈伯斯塔姆认为，在当时“卢斯本人清楚地意识到越南在某种程度上是他的婴儿”。

正是卢斯的偏执、独断专行，杂志成为一个影响政治力量的钳制武器，这是卢斯对杂志这种媒体的最大改变――在更多的时候，杂志显得那样的风花雪月。在越南战争期间，《时代》的高层人员与美国政要共乘一机，结伴而行地降落在西贡，被当时的媒体人笑为：“越南是《时代》的迪士尼乐园。”

卢斯的《财富》杂志曾经在战前的几个月里惊呼：“男人花在上的钱，比理发的钱还要多。”但是卢斯比这早20年就在《美国世纪》中写道：“我们美国人并不快乐。美国并不使我们快乐。我们和美国的关系也不愉快。我们要么紧张不安(或心情郁闷)，要么冷漠无情。”他把美国的问题直指：20世纪必然在很大程度上是美国世纪。这种认识要求美国马上采取行动。

卢斯的国家精神使命感如此强烈，最典型的宣传文案莫过于1936年创刊时《LIFE》的创刊语，其中“注视穷人的面孔和骄傲者的姿态”，更是他在处理“教会”与“国家”两者的高度巧妙。在他的帝国中，“教会”是他的精神力量，是编辑部，“国家”则是他的身体力量，是广告部，他创办《财富》杂志，便是印证他的定论――商业是美国社会的核心。

他爱才如命，众多新晋记者可以在他的系统中青云直上，进入白宫采访，甚至最后化身为政界要人。但是彼得・杜拉克却在他的管理名著《旁观者》中认为，卢斯在他的杂志帝国中的管理方法正是的那一套。他同时还兼任《时代》、《生活》和《财富》的总编角色，掌控细微到每一篇文章的发表权上面；他为《时代》直接任命的历任主编――罗伊，亚历山大、奥托，菲尔布林格、赫基利・多诺万等，都曾在帝国的人事纠纷中浮浮沉沉，忽而成为卢斯的意志附体，忽而成为鹰派、保守派等各自派别斗争的牺牲品。直到1964年，卢斯交出了时代公司总编的职务。

2006年度的ASME美国杂志奖再次把最佳杂志的称号给予了卢斯的杂志，评奖语是：“从详细跟踪飓风卡特里娜到走进关塔那摩监狱审讯室的独家报道，《时代》一直保持着身为新闻周刊的活力，并在不断变化的媒体世界里展示出自己的实用性和重要性。”

在杂志业的意义上，卢斯何等伟大，是他激活了每个星期的资讯力量、知识深度和智慧的平衡，创造了新闻周刊这一独特的媒体形态；是他把那些谨小慎微的商人请上最美丽的出版舞台，并以此再度振奋了一个国家的财富梦想；是他把那些属于生活本身的战兢、骄傲、恐惧、稚气和力量都赶在电视媒体之前真实地表现在平面出版物上。他定义的不是杂志的商业模式，而是能量模式。

“世界的疾患也是我们的疾患。”至少在这样的句子中，我们可以触摸到这个《时代》创始人的世界观，但我们却又可以从那一个椰子上，发现他那真实世界的虚张声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