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互助行为的经济分析

摘　要：现实中人类很多行为被认为是非理性，如“共患难易，同富贵难”。当抛开对人类行为的主观价值判断，用经济学思想来解释人类产生这些行为的原因时，可以发现，人们的这种行为是非常理性的。本文通过经济模型的分析，指出要实现人们自觉互助需要满足的条件：处于短缺条件下且对未来信息有不确定性。据此，对我国相关法规政策提出了建议对策。

关键词：效用最大化；信息不完备；信息完备；预期

中图分类号：C934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i.issn.1672-3309(x).2010.08.13　文章编号：1672―3309(2010)08-38―04

一、引言

红军长征途中，因长途跋涉、粮食短缺，战士饿死的情况时有发生。每当有某个战士断粮时，其他战士都会选择每人匀给他一些，使断粮战士不至饿死。古语有言：“敌国破，谋臣亡”。而今有屡见不鲜的遗产争夺战，如香港华懋集团主席龚如心生前历时9年与其公公王廷歆争夺丈夫的亿万资产，她死后，陈振聪和华懋慈善基金又为其巨额遗产展开一场浩大的争夺战。相比贫穷条件下的高尚情操，人们在富贵面前表现了种种私心。这印证了人们常说的“共患难易，同富贵难”。为什么人们在患难时能够互相帮助、共渡难关，而在富贵时容易反目为仇、分道扬镳呢?这种具有普遍性的行为是否理性呢?本文从经济学角度分析，认为人们在不同条件下做出不同行为是一种理。人们以何种方式――团结或独自来克服困难和享受富贵是一个选择问题，即人们考虑的是如何选择能够使他们获得利益最大化，或者人们要获得最大利益需要作出什么样的选择。那么“人可以共患难，却不能共富贵”这句话便可以解释为：人们预期团结克服困难的效用大于独自克服困难的效用，因此人们偏向选择“共患难”：人们预期独自享受富贵的效用大于共同享受的效用，于是便造成“不能共富贵”的局面。本文使用博弈论等方法证明人们做出上述选择确实符合个人利益最大化条件，并得出要实现人们自觉互助所需要满足的条件。

二、国内外文献综述

对“共患难易，同富贵难”的解释主要从两大视角展开：一是从“人性”的视角展开。如盛馔昌、池子华(1988)指出：“同富贵难，扎根于小生产的土壤里，是农民小生产者狭隘的利己主义思想的突出表现……这种劣根性，有着极强的再生机制和遗传性”。二是从社群或组织的行为研究视角展开，如群体理论认为：具有共同利益的个人会自愿的为促进他们的共同利益而行动。奥尔森(1965)认为：“理性的、追求自身利益的个人不会为实现他们共同或群体的利益而采取行动”。前者表现为“共患难易”，后者表现为“同富贵难”。用“人性”解释该现象的学者认为，这是一种非理，是“狭隘的利己主义思想的突山表现”。在此，“人性”是一个抽象和模糊的表达，而且他们对“人性”为什么会这样也没有给出解释。“人性”只是解决问题的开始而非问题的结束。其实，人类很多看似非理、粗心大意或愚蠢的行为都能够适用经济学很好地做出统一的解释。经济分析是一种统一的方法，适用于解释全部人类行为(贝克尔，1993)。对于群体中个人的行为是否会自觉地促进群体的利益，学界还存在较大争议。群体理论和奥尔森的观点完全相反，但都在“共患难易，同富贵难”的俗语中得到肯定。笔者认为这两者都正确，只是未说明各个理论的适用条件，因此不能很好地解释群体中个人的行为问题。

三、模型

(一)短缺条件下互助行为的经济模型分析

从经济理性的角度分析，红军战士在长征中之所以救济别人，体现山高尚情操，根本原因是在当时环境艰苦、食物短缺的条件下，每个人对自己的未来都存在强烈的不确定感――不知道自己何时也会断粮。此时，每个人都认为，若自己在别人断粮时不给予帮助，那么在自己断粮时，别人也肯定不会帮助自己。我们可以通过以下的博弈模型来分析战士们的选择行为。

1、对未米信息完全掌握条件下的博弈分析

此处对未来信息完全掌握，是指每个人都知道距离长征结束还有多少天，自己的粮食还能维持几天。假设有3名战士：X、A、B。每个人都知道距离长征结束还有10天，X现在已经断粮。A和B的余粮情况有4种可能：A和B的余粮都恰好能维持10天：A的余粮能维持10天而B的不能：B的余粮能维持10天而A的不能：A和B的余粮都不够维持10天。我们依次分析这几种情况，

(1)A和B的余粮都恰好能维持10天

此博弈中，A和B的行动方案有两种：给予X帮助和不给予x帮助，简称(给，不给)。我们用是否能活到长征结束(O表示不能。1表示能)来表示行为人的支付，那么包含支付的博弈结构如图1所示。

博弈的结果有4个：(0，0)、(0，1)、(1，0)、(1、1)，其中只有一种结果是占有策略均衡，即(1，1)，也就是A和B都不给。

(2)A的余粮能维持10天而B的不能

根据图2所示，博弈的结果有4个：(0，0)、(0，0)、(1，0)、(1、0)。可以看出，A有一个占优策略，即不给。对B来说，不管给还是不给，都不能让自己活到10天之后，但在有限的资源下能够使A利益最大化的选择显然是不给，以使自己的粮食能够维持尽量长一些时间，自己找到新食物的概率也大一些。因此最终的选择结果仍然是(不给，不给)。

(3)B的余粮能维持10天而A的不能

该情况下的博弈分析与第二种情况一样，B的占优策略是“不给”，A也会选择“不给”，因此最终的选择结果仍然是(不给，不给)。

(4)A和B的余粮都不够维持10天

这种情况与第二种和第三种情况的分析类似，A和B在有限的资源条件下都会选择“不给”以使自己的效用最大化，使自己的粮食能够维持尽量长一些时间，因此A和B博弈的结果是(不给，不给)。

可见，战士们在对未来充分了解的情况下，若某一战士缺粮，其他战士不会选择救济他人，除非预计自己有多余的粮食。因此，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命题：命题I：在短缺条件下，若对未来信息完全掌握，则理性的个人不会自觉地实施互助行为，进而不利于集体利益的最大化。该命题很好的解释了贫穷地区人们素质普遍较低的问题。贫穷地区的人们由于文化水平低，祖祖辈辈在有限的土地上劳作耕种，勉强能够养家糊口。人们对自己的未来预测比较确定，即像祖辈那样艰难生活。在这种情况下，农民的“小生产者狭隘的利己主义思想”体现出来，这不利于集体利益的最大化。

2、对未来不确定条件下的博弈分析

与上述分析的条件相反，现实中的情况往往是大家并不知道长征何时结束，也无法判断自己的粮食能否坚持到最后，当然也不知道自己在断粮前是否能够找到新的食物。这便构成了一个无限期的重复博弈过程。在重复博弈的过程中。假设战士们采取“以牙还牙”的策略，即假如某一战士在别人断粮时不给予帮

助，那么在他断粮时，其他人也同样不会救济他。此过程相当于将所有食物在战士们之间进行平均分配，使所有人尽可能的活到最长天数，而每个人在此过程中都可能找到新的食物，再以救济别人的形式平均分配，如此循环。我们假设x、A、B三人的余粮分别够0天、10天、3天，记为(X，A，B)=(0，10，3)，又设在救济别人时给予他人能够维持l天的食物量，那么A和B在第一轮救济X后，(X，A，B)=(2，9，2)。假设此后两天中没有找到新的食物，则两天后(X，A，B)=(0，7，0)。此时B的余粮也没有了。如果他在第一轮时选择不救济X，A就会采取报复行为，不会救济他。那么对B而言：不救济X可以存活的天数(3天)

上述分析印证了古话“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正确性。人们之所以“患不均”，是因为在“寡”(即短缺)的条件下，只有将食物平均分配，才能够使人们活下去的可能性增大。同样，这种博弈现象也存在于战斗中。由于每名战士都不能确定自己何时受伤甚至死亡，为避免遭到伤后无人救治、死后无人收尸的报复行为，于是在战场上我们总是可以看到他们相互帮助，伤者被战友抬走救治、死者被埋葬。可见，在遇到困难的情况下，由于人们对未米信息的不确定性，人们选择相互帮助、共渡难关是一种非常理性的选择，因为在共同克服困难的条件下，能够使人们的利益最大化。由此，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命题：命题Ⅱ：在短缺条件下，若对未来信息不确定，则理性的个人会趋向于自觉地实施互助行为，进而有利于集体利益的最大化。换言之，当个人对未米的预测不确定时，即个人对未米是失败或成功把握不准时，理性的个人会趋向于互助，

3、过剩条件下互助行为的经济模型分析

当处于富贵时，人们的心理状态是非常自信的，包括对自身能力和财富的自信，其中最重要的是前者。亚当-斯密(1776)指出，“大多数人对他们自己的才能过于自负，这是在任何年代的哲学家和道德学家所说的古老的坏毛病……每个人或多或少的高估了获取的可能性，而大多数人都低估了失去的可能性，并且几乎没有哪一个具有健康和精神的人，对于损失的可能性作出正确的估计”。在人们处于富贵时，其对未来的预期非常乐观：首先，自己有能力处理以后的事情，不再需要朋友帮助；其次，自己拥有一定资本进行投资或应对不确定事件的发生。我们仍然根据人们追求效用最大化的原则进行分析。

假定：h和i共同享有总量为I的财富，P为商品的既定价格，X。和X，分别表示h和i的自身消费。此时，h和i的效坩函数可以表示为

U=U(XbX1)

(1)

h和i效用最大化的均衡条件可以表示为：

PXh+i=l

(2)

MUh／P=MUi／P

(3)

其中，(2)式是限制条件；(3)式是在限制条件下实现效用最大化的均衡条件。(3)式表示财富应该在h和i之间进行分配，使得最后1元钱不管分配给h还是i所带来的边际效用相等。

由该思路可以推出，若h对财富的渴望越强烈，即越贪婪，那么每增加l元钱带给他的效刚就越大，在达到效用最大化的均衡条件时，h所分配的财富也就越多。考虑一种极限情况，h对财富急切的渴望，而i对财富没有任何需求，那么效刚最大化的分配情况便是h获得所有的财富I。

在现实中，共同享有一定财富的一群人中，往往有人处于或自认为处于相对优势的地位(能力、权利、地位或年龄等)，他便可以利用该优势将自己对财富的渴望扩大到最大化。“受到更多优惠待遇的人感到有永无休止的需要，以把自己的地位视为在某些方面是‘合法’的，把自己的利益视为‘应得’的，而把他人的不利视为‘咎南自取’(Weber，1968)。我同历史上很多开国皇帝便是这么做的，如明太祖朱元璋杀掉了许多和他一同打下江山的功臣：宋太祖赵匡胤的“杯酒释兵权”的做法也是众所皆知。可见，在人们达到富贵时。对未来的预期都非常良好，影响自己效用最大化的条件是对财富渴求的程度。此时，强势者(指处于或自认为处于相对优势地位的人)会采取行动，使自己的效用得到最大化的体现。因此，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命题：命题Ⅲ：在过剩条件下，由于对未米的预期非常良好，此时影响理性个人的利益最大化的条件是对财富渴求的程度，在这种情况下，强势者会采取行动，使自己的利益得到最大化的体现，从而阻碍集体利益最大化的实现。

四、实现互助行为的对策分析

根据本文分析，由于让一部分地区和人先富起来后，人们自觉实施互助行为的条件已不满足，因而整个社会不能自觉地达到先富裕的地区和人带动其他贫穷地区和个人的目的。解决这一问题，就必须采取政府调控的手段，对此，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两方面着手：

第一，开征遗产税。遗产税作为税收的一种，有利于调节收入分配差距。马歇尔(1981)认为，财富的不均虽然没有通常被指责的那样厉害，但的确是我们经济组织的一个严晕缺点。通过对遗产征税，既不会伤害人们的主动性，又不会大大限制国民收入的增长，这种方法显然是对社会有利的。据了解，目前已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征了遗产税。2010年两会期问。全国政协特邀委员陈光标也提出“富人应该缴纳遗产税，比率至少应为60％”的建议。在理论上，很多学者已经证明我国具备开征遗产税的条件，但在实践中还存在种种困难。我们应该在正确认识开征遗产税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的基础上，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机构，争取该项税收策略能够早日为我国人民服务。

第二，改善医疗保障制度。我国的医疗保障制度可以参考发达国家的法案，结合本国国情进行改革。例如：德国医疗保险缴费情况依据个人收入来缴纳，高收入者多缴纳、低收入者少缴纳，即缴费根据收入而不依照参保者的性别、年龄及健康状况；同时，确定了计缴保费的上限和下限。而参保人享受的医疗服务是相同的，因此，德国的医疗保障制度真正做到了“高收入帮助低收入，富人帮助穷人，团结互助、社会共济、体现公平”。我国也可以借鉴该种方式，并结合国情，对我国医疗保障制度进行改革，使人民群众真正享受到国家富强所带来的实际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