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虚大师佛法护国思想与实践

摘 要：太虚大师作为近代佛教旗帜性人物，于其时代开演“人生佛教”与“人间佛教”之理论，进而力推中国佛教近世改革，这与其对《仁王经》的理解于义理上或有一贯性。此外，太虚大师对佛法护国思想的理解亦非仅仅停留理论层面，更于战火年代奋身践行。大师所言所行，实为近世佛教之模范。

关键词：太虚;《仁王经》;佛法护国

中图分类号：B94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6176（2015）03-0003-05

于近代中国佛教而言，太虚大师无疑是一旗帜性人物。其理由在，大师不仅对佛教义理有其独到的理解和阐发，提出“人生佛教”、“人间佛教”等思想理论，更在于大师于世间躬身践行佛法，积极投身佛教改革运动和国家民族事务，尤其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奔走呼号以佛法护国。

一、太虚大师宣讲护国《仁王经》

佛典所载，《仁王经》有四译，今仅存姚秦鸠摩罗什与唐不空两个译本。该经素有“护国珠”之美誉，又与《金光明经》、《妙法莲华经》并称“护国三经”。

1925年，太虚大师在北京中央公园宣讲《仁王经》，经法尊、法芳（一说法舫）记录整理后成《〈仁王护国般若波罗密多经〉讲录》。太虚大师宣讲所依的译本是唐不空所译的《仁王护国般若波罗密多经》，因其以为：“初后（竺法护、真谛）两译，方言未融，故义有失;秦时（罗什译）所译，古今所尊，然尚有缺。故唯此译（不空译）最善，义理互彰，毫无有遗，兼之显密双传，甚为出众。” [1]265在太虚大师看来，《仁王经》意在“仁王仁至究竟，护国护至究竟，般若照至究竟，三者咸得圆满，遂谓之仁王护国般若波罗密多” [1]261。

（一）“仁王”与“仁”

依太虚大师所解，“仁王”有三义：佛之别号，人王别名，非但以佛以人明仁王，而以一切众生明仁王 [1]254。即所谓“仁王”，不止是佛和世俗世界的国王，也是世间的一切众生。又，“古训天下归仁为王，其归仁者，乃一一皆归为大自在、大自由、大解脱也。” [1]252以“王”为“归仁”义，谓一切众生皆可修证佛果，得自在解脱。换言之，因一切众生悉有佛性，所以一切众生都应是“王”。

所谓“仁王”之“仁”是指“以群众和合为体，以慈爱协济为用” [1]251。细言之，“小至微尘，大至华藏世界，咸以群众和合为（仁之）体” [1]251，“互相爱济，互相救助为仁之用” [1]253。隋智

述：“仁者，忍也，闻善不即喜，闻恶不即怒，能含忍于善恶，故云忍也。” [2]253唐良贲则认为：“仁者，人也。正理解人，多思虑故。依义训人，有恩亲故。依书解者，如《大传》云：‘舜不登而高，不行而远，拱揖于天下，而天下称仁。’《礼》曰：‘上下相亲，是谓之仁’。又曰：‘温良者仁之本，敬慎者仁之地，宽裕者仁之作，逊接者仁之能，礼节者仁之貌言，谈者仁之文，歌乐者仁之和，散者仁之施，儒者仁之行，兼而有之是谓之仁。’《论语》曰：‘克己复礼，天下归仁。’则恩惠于物，慈施博众，名为仁矣。” [3]434相较之下，古德多以“仁”之用解“仁”，而太虚大师于此义上更以群众和合明“仁”之体，即“仁”当依人为体为本。

其次，“能了仁之体，发仁之用，充满虚空，遍周法界者，谓之佛。能具其体用之分者，谓之菩萨。能得其少分，谓之声闻、天、人，以至一切众生。是故人亦以仁之体用而有，若失仁之体用，则为不仁，亦谓非人。所以仁者，不可须臾离也” [1]252。是以，佛、菩萨、二乘、凡夫之间的区别只在于各自对“仁”之体用把握程度的不同。且太虚大师所理解的“仁”于修习佛法者（佛、菩萨、一切众生）而言，应当是体用不离的。当然，此“仁”亦属众生成佛的必要条件之一。

（二）“护国”与“护”

佛祖讲演《仁王经》意在显佛法护国之用。据太虚大师《讲录》，“护国”有三义：一是护正觉世间，二是护有情世间及器世间，三是“凡存在之物，悉由互资共依而有，故无所往而非国，亦无所往而不用其护” [1]257。如此，佛法所“护”之“国”的范围应甚为广泛。大师以为：“世俗言国，以领土、人民、政权为义;佛典释国，较为广博，乃以器世间为国──又言依报。斯依报器世间为众生共业所感所变，故为众生共同依住，而能互为资助其生活者，谓之国。” [1]254显然，佛教所言之“国”非单指世俗国家。正如唐圆测所言：“国土有二：一世间，二乘凡夫;二出世，十信至十地。”[4]407所谓“二乘凡夫之世间”即指声闻、缘觉及凡夫所居之地，亦即世俗国家;而所言“十信至十地”则指菩萨修行阶地，所说“出世”国土，自然便是佛果，亦即佛国。

于“护”来说，唐良贲解：“言护者，加卫义，覆摄义。盖为仁王仰希如来大悲加卫，普覆含识，摄受无遗，故称护也” [3]434。此“护”即是通过如来慈悲的力量实现保卫一切众生，进而说明了“护”是如何得以实现的。太虚大师以为“护”当是：“一、以消弭众患为义：谓诸恶已生令其减除，诸恶未生令永不生故。二、以成德为义：谓胜德未生令生，已生令长，是为护字之义”。 [1]252较之良贲所解，太虚所解更重“护”于外之消灾和于内之成德两方面的功用。

（三）“般若”与“照”

“般若”意译智慧，用太虚大师的话说：“（般若）非平常之智慧，乃无上不可思议之深妙智慧，能超过一切世间之智慧也” [1]253。《仁王经》之所以能够起到“护国”的妙用，般若妙用是为关键。诚如太虚大师言：“般若为能仁其国，能护其国之秘密要法也” [1]258。

太虚大师言：“欲挽济兹，亦非先以般若妙智照破彼此我法不可，由般若照空万有假执，开显万有真性，无所往而非佛，无所往而非法，离言自性真如，而无一法可说可思。然则现见森罗万象，陈列目前之万法，由何而有者耶？曰：诸法无自性，无自相，而其体用皆众缘合生，故曰：诸法无独自之性质也。综上之义，虽云仁王护国，而实般若波罗密多护国也。” [1]259世人不知世间万有本无自性，是空是假，但世人却以此为实为执，是有世人内心烦恼及人与人、国与国之间的争斗战乱祸患等。而欲消除人心的烦恼、人世的争斗，则需要般若的照见作用。此意或同《心经》所言：“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密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 [5]848即以“般若”照见五蕴和合因缘而生灭变幻不居的世间。以此，世人当毋须执着。是言仁王护国的根底实在般若之用。

隋智 言：“仁王是能护，国土是所护，由仁王以道治国故也。若望般若，般若是能护，仁王是所护，以持般若故仁王安隐。若以王能传法，则王是能护，般若是所护也。” [2]253若依现代哲学用语言之，“仁王般若护国”当有三个面向：一、仁王是能护，即护国的主体，国土是所护，即护国的客体;二、般若是能护，即护国的因，国土是所护，即护国的果;三、仁王是能护，即护国的体，般若是能护，即护国的用。

二、太虚大师护国思想的特点

太虚大师之所以宣讲《仁王经》，因其以为：“明本经（《仁王经》）大意，即是明一切佛法大意;明一切佛法大意，亦是明一切世间学术大意。虽然世间诸说，均有偏谬，弗能达其本愿。何则？以其知、行、才三方面均非彻底，结果或反被其害，如近世工业之发达，欲改造此世界为黄金世界，孰知法未完善，反造成一残杀战场，若欲挽回，舍佛化无以为归矣。” [1]264于此，大师对《仁王经》的重视程度，可见一斑。

依智 所判：“此经（《仁王经》）以人、法为名，实相为体，自行因果为宗，权实二智为用，大乘熟酥为教相。” [2]253是以，《仁王经》实则广演大乘自利利他之佛法。太虚大师以为《仁王经》契合佛理根本精神，是而明了本经即可明了一切佛法大意，应不虚也。

观之《仁王经》，无论罗什秦译，还是不空唐译，皆有八品，只于品名稍有差异。

对比智 的注疏，太虚的判释只是在形式上略有不同。两家所判，皆重《仁王经》中《观如来品》、《菩萨行品》、《二谛品》及《护国品》。即如智 所判，《观如来品》明“自利”，《菩萨行品》说“利他”，《二谛品》阐“内护”与“外护”亦即佛因佛果之所依，于此明了“内护”的全部内容，是而开演《护国品》之“外护”。太虚则以“境”统领此四品，以“护出世间正觉界”解“自利”、“利他”，亦即“护佛果”、“护十地行”，此即明佛、菩萨如何于内护持“国土”。再以“护世出世平等法”明内外二护之所以得以实现，是因佛法不论是在出世间抑或在世间，都是平等无二的。如此，“护世间有情国土”之外护方才得以实现。

于此，我们不妨拟将太虚大师对《仁王经》“内护”与“外护”的理解与其“人生佛教”与“人间佛教”理论相联系。

太虚大师提出“人生佛教”的初衷在于：“时至今日，则须依于全般佛陀真理而适应全世界，人类时机，更抉择以前各时域佛法中之精要，综合而整理之，故有‘人生佛教’之集说。学佛法的人，读尽千经万论，若不深解人生佛教，也等于‘买椟还珠’！” [6]218大师所谓“人生佛教”的真义在于：“今之人生佛教，侧重于人生之改善，特出者即能依之发菩提心而趣于大乘之佛果。即于此上，消极的则对治佛法向来之流弊;积极的则依人生之改善而发菩提心，行菩萨道。” [2]223换言之，“人生佛教”是佛教契机契理发展的需要，其宗旨落在发菩提心、行菩萨道之大乘自利利他精神，藉此以完善人格、僧格。将“人生佛教”对比《仁王经》之“内护”，不难发现此“人生佛教”之理论与“内护”所明自利利他实则一也。

其次，太虚以为：“‘人间佛教’是表明并非教人离开人类去做神做鬼，或皆出家到寺院山林里去做和尚的佛教，乃是以佛教的道理来改良社会，使人类进步，把世界改善的佛教。” [7]431此义所解，与《仁王经》所明“外护”之用有异曲之妙。

《仁王经》之“内护”义解佛、菩萨护持内之佛果、十地行，亦即护持“佛国净土”，重在阐释大乘菩萨自利利他的精神，并依二谛真俗不二之理论言及“外护”之必要，是而在护持“佛国净土”之上，还当护持世间有情国土。于此双演“二护”，以明般若不二，利乐有情。太虚大师所出“人生佛教”，亦意在以大乘菩萨精神建立修行者之完善人格，又以“人间佛教”之理论呼吁佛教契理同时，更须契合时机，改良社会，推动人类社会进步。对比《仁王经》与太虚的理论，隐约发现，所谓“人生佛教”似同“仁王内护”的题中之义，“人间佛教”又如“仁王外护”的必然要求。或言之，所谓“人生佛教”即如“内护”，护持好个体（包括佛、菩萨、一切众生）内在之“国土”（佛性）;而“人间佛教”则似“外护”，亦即护持好外在的有情国土。

综而言之，《仁王经》之“内护”与“外护”，实则是一而二、二而一的辩证统一。“内护”的可能需要“外护”的支持，只有世间国土的安稳，才有修习者修佛证果的可能。而外护又须依持内护，只有人心人格的完善完满，外在的灾祸方能于根底上得以息止。此二者的关系，亦可用来解释太虚所倡“人生佛教”与“人间佛教”的关系。以此解大师所谓“明《仁王经》即明一切佛法大意”之意，或亦可也。

三、太虚大师的护国实践

太虚大师于佛法护国，不仅有其理论之阐释，更有其躬身践行之行动。

（一）号召止灾息祸

1931年9月，时值国内水灾为患，大师作《告武汉民众书》、《敬请全国僧寺努力救灾启》等。在大师看来，水灾祸源是国内战争业果所致，而佛教则应藉此水灾之际，群策群力积极救灾，以弘扬大乘佛法自利利他菩萨精神，进而唤醒世人悔惑厌乱之心。于此，大师实是希望以佛法净化人心，进而净化社会，并寄望以此止息国内战争带给国家民众的祸乱[8]1117。

（二）抗战政治呼吁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太虚大师旋即作《为沈阳事变告台湾、朝鲜、日本四千万佛教民众书》，号召佛教徒反对侵略战争。以大师观之，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不可能完全吞灭中华民族，必将招致绵延的战火。而此事不只关系中国百姓的祸福，更将影响日本本土，乃至整个亚洲民族的复兴。以此，大师呼吁台湾、朝鲜及日本佛教民众一齐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战争。10月4日，大师又在在开封各界人民欢迎大会上讲《中国危机之救济》，对中国危机的现状、原因予以分析，主张以佛法为救国济民之方法。

1933年5月7日，大师于上海永生无线电台播讲《佛教与护国》，并在其弟子的建议下，通电全国佛教青年组建护国团，或从军抗暴，或募捐，及组织救护队、慰劳祈祷队、运输队等。8月13日，大师在庐山大林寺讲《发扬中国文化与佛教以救国救世界》。[9]242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太虚作诗以抒悲愤，并于16日电《告全日本佛教徒众》，呼吁止凶息暴。接着，大师由庐山发出“铣”电，即《告全国佛教徒》，号召中国佛教徒准备奋勇护国，进行救护伤员等训练。

1938年7月1日，大师在成都少成公园讲《降魔救世与抗战建国》。以大师所见，抗战建国是中华民族当务之需，这是中国人民为和平的正义战争，是与佛法降魔救世的思想相契合的。即以此鼓励国内的对日抗战。

1939年1月，大师作《佛教的护国与护世》，又于27日在贵州省佛教会举行的欢迎会上讲《成佛救世与革命救国》。是年春，太虚作《（日）占海南岛之威胁与非佛教国之诱略》，揭穿日本军国主义利用佛教，蛊惑东南亚的策略，主张组织国际佛教访问团，联络东南亚各国佛教徒的感情，争取各国对中国抗战的同情。7月7日，太虚出席云南省各界“七・七事变”两周年大会，演讲《七七纪念的两个特点》。31日，大师被推举为国际反侵略大会中国分会名誉主席。8月24日，云南省僧众救护队成立，太虚讲《服务国家宣扬佛教》作为训词。26日，云南省佛教会举办护国息灾法会，太虚讲经。[10]290

（三）致力国际和平

太虚大师于佛法护国救国之理念，非局限一家一国，更以世界和平为其视野。值中国抗战期间，太虚大师游化国际，不仅向国际社会呼吁对中国抗战的支持与帮助，更以大乘佛法精神呼吁建立团结稳定和平的国际社会。

1935年6月15日，太虚于南京中央广播电台播讲《佛学为世界和平要素》。直如大师所言，因“一战”后，国际社会未能建立永久和平建议，是有“二战”的爆发。是以，为人类社会的长久共存，必须成立世界永久和平之机制。而佛学于此意义颇深。

1937年1月，大师在上海作《佛教和平国际的提议》。3月1日，鉴于日本侵华战争危机的迫近，大师认为必须联合各国佛教徒，呼吁国际和平，并与日本清水、小笠原等会商，决定设立佛教徒国际和平会筹备处于上海集仁医院。[10]287

1939年冬，太虚大师受政府资助，率中国佛教访问团出访缅甸、印度、锡兰、新加坡、越南。通过与各国朝野僧俗人士的交往，使他们了解到中国的佛教，更揭露了日军在华的暴行，使各国人民同情和支持中国的抗战。[11]113

1947年2月6日，太虚大师至慈溪普济寺，作《呼吁英美倡导世界和平》、《国内和平的前途瞻望与中间调解》、《救西洋之乱即救世界之乱》。同年10月15日，大师在重庆国际反侵略协会中国分会举行的欢送会上，提出“武力防御与文化进攻”。[10]296

纵观大师一生行历，他无时不以国家民族为重，更以世界为大视野，呼吁世界的永久和平。大师的一生是斗士的一生，时刻以大乘菩萨精神为旨归，躬身实务，当为后世僧俗的典范。

四、太虚大师护国思想与实践的历史意义

承前所述，太虚大师佛法护国思想与其“人生佛教”及“人间佛教”理论有义理上的相关性，而其护国救国实践对中国佛教改革与发展，乃至对中华民族的解放与国际社会和平的建立，意义匪浅。

其一，大师的护国思想有助于其“人生佛教”和“人间佛教”理论的开演。诚如大师所言，明白《仁王经》即可明白一切佛法大意。即意指《仁王经》所述佛法护国思想，即大乘佛教自利利他精神，实是佛法真义。大师所倡“人生佛教”即希望佛法修习者可以完满自我，实现度己，更以“人间佛教”希求佛法修习者达成济人，共建人间净土。于此，或言《仁王经》中的佛法护国思想给予了大师对“人生佛教”及“人间佛教”理论以思想养分，进而为大师实现对旧式神鬼的佛教的批判与改革提供了理论支持。

其二，大师的护国思想为近代佛教改革立了一支标杆。佛法是出世法，更是世间法。佛法护国不是“纸上谈兵”，大师为国家民族抗战奔走，为国际和平事业呼吁，胸怀家国天下，行菩萨道，为后世僧俗树立了人格榜样。

其三，大师的护国思想有助于推进政教关系的良性互动。抗战期间，大师的奔走呼号，游走国际，以佛教之宗教方便取国际之支持，对国家政府组织抗战给予极大帮助。又，大师积极于国民政府政治，试以佛法救世济民之精神净化人心人世。是此，大师遂有“政治和尚”这一称呼。

其四，大师的护国思想有助于改善佛教发展的文化生态。近代中国多以佛教为封建思想残余，谤僧毁寺层出不穷。殊不知大师所言所行之佛教乃是益国益民之教。大师躬身护国实践，即引领风潮，以此改善人们对佛教旧有的片面的认知，进而有助于佛教近现代的转型发展。

总而言之，太虚大师佛法护国思想与实践之于其时代，对中国佛教的改革及发展益处良多。大师所言所行皆重大乘菩萨自利利他精神，将中国佛教之近现代转型推向人间化道路，无疑是契理契机的。

参考文献：

[1] 太虚. 《仁王护国般若波罗密多经》讲录//太虚大师全书（第六编）[M]. 印顺文教基金会，2005.

[2] 隋・智 . 仁王护国般若经疏（卷1）//大正藏（第33册）[M]. 台北：中华电子佛典协会，2010.

[3] 唐・良贲. 仁王护国般若波罗蜜多经疏（卷1）//大正藏（第33册）[M]. 台北：中华电子佛典协会，2010.

[4] 唐・圆测. 仁王经疏（卷3），大正藏（第33册）[M]. 台北：中华电子佛典协会，2010.

[5] 唐・玄奘译. 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卷1）//大正藏（第8册）[M]. 台北：中华电子佛典协会，2010.

[6] 太虚. 人生佛教开题//太虚大师全书（第二编）[M]. 印顺文教基金会，2005.

[7] 太虚. 怎样来建设人间佛教. 太虚大师全书（第十四编）[M]. 印顺文教基金会，2005.

[8] 太虚. 文丛――缘起・宣言・启事//太虚大师全书（第十九编）[M]. 印顺文教基金会，2005.

[9] 陈永革. 人间潮音・太虚大师传[M].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

[10] 邓子美，陈卫华. 麾下一代新僧・太虚大师传[M]. 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9.

[11] 赖永海. 中国佛教通史（第15卷）[M].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