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虚大师的和平观研究

摘要：太虚大师是近代“人间佛教”运动的开创者，一生倡导佛教发挥护国和护世的社会功能，并致力于为人类的正义和平事业。抗日战争前后，他通过对近代以来历史上战争起源的考察，认为西洋“纵我制物”哲学支配下的“害他利自”观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认为在战后世界和平规划中，应把对人类心理的改造置于首位，人类的心力是变革的根本动力，而这种改造的心理工具就是儒佛文化，如儒家的克己崇仁、佛家缘成史观下的无我观和自他两利观等。同时，在缘成史观的制约下，太虚认为战后有效的和平建设还必须辅以政治、社会和教育领域的改造，多位一体，人类安乐平和的美满之治境的实现方始可期。

关键词：太虚；佛教；和平；战争

中图分类号：B9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6176（2013）01-0016-05

国内学界对近代中国佛教改革运动的领军人物太虚的研究，更多关注的是其在佛学发展史上的理论建树，认为其开创了佛教发展史上影响至深的“人间佛教”运动，使得佛教在佛陀大慈大悲、广济众生的思想基础上充满着人间关切。不足的是忽略了太虚思想遗产的另一面，即其作为具有国际视野和强烈入世情怀的“政治和尚”对国际政治问题的解读。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太虚大师的人间关切，推动着他从佛家的角度对战争起源以及战后世界和平建设路径进行谋划和思考。

～、太虚大师和平关切的佛理渊源

太虚大师对俗世战争与和平问题的关切，与其所倡导的人间佛教理论有着密切关联。人间佛教说是大师和平关切的理论基础，而大师对尘世和平的关切则是对人间佛教理论的重要践行。

太虚大师的“人间”一词涵义甚广，他认为“‘人间’一名，包括历史所载交通所及之全地球人类以言。”而人间佛教即人生佛教，其真谛如他所云：“人间佛教，是表明并非教人离开人类去做神做鬼，或皆出家到寺院山林里去做和尚的佛教，乃是以佛教的道理来改良社会，使人类进步，把世界改善的佛教。”也即在太虚看来，佛教的关切应该从鬼神本位转向生人本位，佛教真谛应该致力于引领人类的繁荣与社会的进步。并且这种关切对象突破了传统中国知识精英所理解的模糊“天下观”，而是超越民族国家、地域界限及于全球层面。这一解释，为后来大师的世界和平关切做了注脚。

在倡议人间佛教之时，太虚特别强调了佛教建设人间净土的社会使命，人间净土建设实质上就是人间佛教的践行。“佛学所谓的净土，意指一种良好之社会，或优美之世界。土，谓国土，指世界而言。凡世界中一切人事物象皆庄严清净优美良好者，即为净土。”他认为当下人世，战乱频仍，穷滥之徒苟生，因而是浑浊不堪的。但他并非要主张佛教众生离开此浊世而去彼岸寻求清净世界。他认为只要凭清净之心，去积聚善缘，在尘世建设一方人间净土还是可能的。他于《建设人间净土论》中曾云：“质言之，今此人间虽非良好庄严，然可凭各人一片清净之心，去修集许多净善的因缘，逐步进行，久之久之，此浊恶之人间便可一变而为庄严之净土，不必于人间之外另求净土，故名为人间净土。”与当下争杀浊世相比，人间净土的一个特征就是世界的平和安乐。因而，世界和平变成了太虚大师人间净土建设追求的重要方面。人间佛教的理念激发了太虚为人间寻求建设净土之道的佛教使命。这种使命的具体体现即探求危害世界和平的祸根以及如何根除祸根，并建设战后世界的持久和平和共同繁荣。尝试着从佛理中探求世间战乱频发的根源以及建设世界和平之道。

二、世间和平难以持久的根因

在太虚看来，世间的冲突可以分为一国内部的阶级战争和民族国家间的国际战争。而发生阶级争斗与国际争斗的病根，则在于国际社会存在两个不公正的现象，即“人民所享受财货苦乐之不平，列国所获有权利高下之不平”。而此不公平的病症“实由近代西洋“纵我制物”文化的做人之道、立国之道所演成。”也就是说，在太虚眼中，近代以来各国内战和国际战争，皆有西洋纵我制物的哲学为祟的结果。

那么，何为“纵我制物”的哲学呢？太虚认为，作为世间两般文化之一的西洋文化中的“我”，指私己及由私己所发之贪欲、忿争等。“物”指自然界之万物及人间之家庭、国家、社会、经济等，前谓所知公式及所得知识皆是工具。然彼工具将供何者为用，及作何等之用耶？即供自我为用。在太虚眼中，这种用包括自我发展需要征服自然和征服人类其他群体。太虚曾感慨地说：“纵我制物”的观念肆虐，以致“社会堕落，道德沦亡，四境战争，弱肉强食，人格破产，野心如焚，较之禽兽差别几希”。因而，这种哲学观念的实质在太虚看来，即为“以扩充自我的自由快乐，为人生的意义和价值。但与自我相对的皆为外物，谋所以利用而制服之，据此为一切发动力的根本精神，纵任自我去想种种方法，以制御用一切的外物，以满足自我的欲望。”太虚认为这种纵我制物的观念源于西欧发生于15世纪的文艺复兴和宗教革命。文艺复兴使人类弃神权而主张人权，使人类发展自我为中心的新天地。这种观念驱使人们穷尽脑汁去发展能制御外物满足个人欲望的手段，由此，有了科学技术革命的发生。不过，太虚并未否认近代欧洲科技变革对于人类进步的贡献，只是认为在纵我制物哲学的支配下，科学与技术成了强者征服弱者的工具，推动了近代帝国主义扩张。在他看来，“帝国主义者，即一个国家或一种民族的纵我制物，求自我国民的向外发展，而制服利用其他的国民。”

太虚认为，“纵我制物”哲学的危害性是由其内在性质决定的。“而就其性质考核之，实趋害他俱害之错路。”纵我制物哲学支配下的“损他利自”的哲学观念的具体内涵即“欲以损他——他人、他国、他阶级、他民族——为手段，而达到利自——自己、自国、自民族、自阶级——目的，致演成此他自俱害的结果！”在对世界和平的破坏方面，其具体演进逻辑表现为“由个人的损他利自而演成资本主义之剥削，因以激生被剥削者的反抗；由民族的损他利自而演成帝国主义之侵掠，因以激生被侵掠者的反抗。加以资本主义冲突，帝国主义争斗，任何动作皆非陷入于相战相杀之途不可”。

因而，在太虚看来，战争作为人类社会的一痼疾，虽有其政治、经济和社会等方面的原因，但根本上还是源于纵我制物哲学支配下的“损他利自”观念在国际社会的存续。“损他利自”行为的结果是“他自俱害”，在国内层面表现为阶级战争，在国际层面则表现为世界战争的爆发。

三、持久和平建设之道

二战后期，随着盟国的胜利指日可待，国际社会为了避免再次发生一战之后“赢得胜利，却失去和平”那样的悲剧，政学各界未等战争结束，便开始了如何建设战后持久和平的讨论。精通佛理并有着国际视野的太虚，则对如何把争杀的浊世改造为和平的净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一）和平建设的重心：心理革命

太虚认为，人生相互残杀的现实，必须予以改革，但如果仅限在通常的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层面，还是不够的。他说：“佛的革命方法，是由心理而生理，由生理而物理，以至于世界之改造，使恶浊之世界，成为不相残不相杀之相存相安之世界。盖佛法既以为无论是物理的、生理的、心理的，皆可以改变，而其改变之主要活动力即是心力，故从心理革命为人手。反之，若唯从物理而人手，则必不能成功。故须由最基本之心理以为改革之策源。”在太虚看来，万物皆可改变，然而变革的源动力应该从心理层面着手，否则很难凑效。因而，针对国际社会热议的通过对国联进行改造，进而建设一个能有效维持和平的普遍性国际组织的方案，太虚认为其是“今后建设世界普遍永久和平的最好方案”，但“仍不过暂时救济而非根本治疗，如欲从根本上永远确立世界人类之和平幸福，则非将现代人类之心理完全改造不为功”。既然战后世界和平改造的重心应置于人类心理的改造上，那么应以何种清净之心来取代造成战乱不断的污浊之心呢？太虚的回答是佛儒文化心理。

太虚认为佛法中的“无我”理论是改造人心的关键，他说“人生世界，互相争夺权利的原因，既然在于自私自利的心理习惯；那末，要想根本的彻底的改善这种心理习惯，就必须求之佛法！佛法能从根本对治这种自私自利的病症者，就是‘无我’。所谓无我。是要打破人我执和法我执。因为人类自私心理的根本所在，就是‘我’。佛法中以缘生性空的真实义，证明了‘我’空。既然把人类自私心的根据——我否决了，打破了，那末，从我相我执所产生的自私心理，当然是不攻自破，不灭自无了。佛法经论无量，而宗义所在，第一就是‘无我’。”1940年太虚作《应罗斯福总统邀请之和平建议》一文，再次提到佛学在心理革命中的指导作用。认为人类心理的改造，“消极方面在去除慢、贪、嗔、痴，积极方面在实行慈、悲、喜、舍，把向来仅视为佛教徒个人修养的，要根据大乘佛法普救世界众生的宏愿，扩充为国民心理的训练。”

此外，太虚特别强调了中国古代的道德文化在心理革命中所能起到的作用。“应可启发其改求做人立国之正道矣！做人立国之正道为何？则利他俱利之东方道德文明也。”太虚所讲的东方道德文明的核心在行为上倾向于克己崇仁。在太虚看来，“‘仁’指自他之调和性。自他犹云物我，我以外皆为物，故自以外亦皆为他，自他调和则一切无不调和。”并认为这种克己崇仁的文化与佛教文化存在相通之处，“克己尚德的人生正义，能切近明行之者，则为儒道的文化；能彻底明行之者，则为佛教的文化。故非发扬儒佛的文化到全世界成为全人类的做人立国之道，不足以平此两种不平。”故而，在太虚看来，唯有世界各国把儒佛文化作为本国立国之道，世界政治中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不公的情形才会消逝，战争作为一种制度才能消弭。

再者，在肯定佛儒文化救世的基础上，太虚还肯定了未来中国在建设战后世界秩序中的作用。他认为“中国有为民的中国文化，有为众生的佛教，故我们应担负起这种由救世界而救中国的大责任来，以造成中国与全世界的和平安乐。”

（二）和平建设路径的多位一体

太虚大师在肯定心理革命在战后世界和平建设中首要价值的同时，并未忽略和平建设的其它方面。太虚在其《联合国战胜后之平和世界》一文中，专门论述了政治、经济和教育三位一体建设在战后世界和平中的价值所在。在他看来，经济谋生活，政治致平安，教育成进步，政治、经济依教育而进展，教育经济依政治而安稳，政治、教育亦依经济而生存。由此互依互资之原理，虽教育、政治加以调整，而经济无合理之办法，则政治与教育亦必难存立；甚至为求生存，挺而走险，因之引起战争。

谈到政治，太虚认为，政治上“首先要解决的即为过去存在着的帝国主义式的殖民地制度；如此种制度不能废除，即平和世界根本无从建立。”此外还包括军缩、制定世界和平法典以及对德日的合理处置。谈到教育，他认为现在的教育，“实不足以负起养成‘建设平和世界’的新头脑新力量的责任”。因而他提倡“大学”教育，这种大学是相对于格物致知之小学课程而言，“其道以明明德于天下之天下平为至善。故大学之道，是以世界人类利益为第一之教育，可为改进现代教育的指针”。这种大学旨在“融化人种间、民族间、地区间、文化间、风俗间、语言间各种的歧视和隔膜，各能发挥其所长而渐汰其所短，使人类社会在文化的交遍互融中奠定平和世界的基石。”经济方面的改造，太虚认为当在民生主义的社会公正建设。他说“我们知道：国际间掀起争夺相杀之不安原因，是经济支配的不均衡，力争所需，因此，国际秩序紊乱了，人道正义也毁灭了。所以真正的民主国家急切需要的，是解决民生问题。民生主义之最高原则，在使一般人民同得经济的均衡及生活之平等，每个人的享受上必须苦乐共同。这次反侵略国家战胜侵略轴心以后，须首先从这个注意上而重新建立世界和平秩序，这才是长远的秩序。若不然，所谓和平的秩序，仍是少数国家霸权宣布的幌子，则三二十年后，谁又敢对第三次世界大战提出绝无爆发的保证？”

太虚从人类心理革命开始建设战后和平的倡议，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倡建者们的初衷不谋而合。第二次世界大战很大程度上起源于法西斯主义、黩武主义、民族优越主义等极端心理形态的事实，使盟国的战后和平建设者们深受震撼。太虚大师出于对尘世和平的关切，以其精深的佛理和学贯中西的国际视野，为人类指出了一条建设持久和平的路径，即多位一体的和平建设新思维。

四、太虚和平建设构想的哲学依据：缘成史观

太虚认为，战后世界和平建设过程中，以心理革命为优先的多位一体的路径选择，是由佛法中的缘成史观决定的。那么，何为缘成史观？在太虚看来，“缘，谓许多关系条件，由许多关系条件完备的聚集以成为各种事物，故名缘成。由众缘于离合、聚散、生灭：增减、时时变化，而事物遂亦时时变化，故谓之宇宙的缘成史观。人生为宇宙中之一部分，故人生亦由众缘关系而成种种之变化。不过，人生因有了人生特殊的函素与组织方式，故又特成人生的缘成史观。”从通俗意义上理解，太虚所说的缘即因，成即果，事物之间因果联系的产生和形成便是缘成。而当这种因果必然联系在被用作解释人类社会现象的规则时，便成了缘成史观。其核心理念是社会诸要素之间存在的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因果联系。

在太虚看来，如果把缘成史观用来指导一国内部社会集团之间以及国家之间的交往原则的话，那么应该摒弃纵我制物哲学制约下的“害他自利”的观念，提倡的是“自他两利”的心理。如他所说，“故欲此方之利益，须兼谋其他各方之共同利益方能达到，绝不能以损害他方为手段，而可达到自方之利益的。此所谓：利他则成自他两利，害他则成自他两害也。”而这一切的实现，皆因众缘所成的缘故。

人类进入20世纪上半叶，由于交通、通讯技术的发展，国家之间相互依存的态势已经形成。太虚大师敏锐地觉察到了国际政治中出现的这一现象。他认为“每一个国家民族的利益，都依倚着、或根据着其他国家民族的利益而存在。侵略其他的国家民族的利益，无异是把自己国家民族的利益斩塞了！”并认为惟有“消极的不害他，积极的能利他，人类的和平，乃能确立永存。”

作为近代人间佛教运动的开创者，太虚大师身体力行，把佛教真谛应用到推动人类进步和社会改良的现世事业中来，发挥佛教护国与护世的社会功能，致力于人间净土的建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太虚所倡导的建设人间净土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消弭战争制度在人类社会中的存续。其根本途径则是通过以佛理为工具的心理革命，同时辅以政治、社会和教育革命。

时至今日，在建设和谐世界的时代背景下，太虚大师的这种深契佛陀本怀的思想遗产，之于世界和平维持的价值显得更加弥足珍贵，并得到世人的认可。中国佛教协会前会长赵朴初在中国佛教协会第四届理事会第二次会议上曾作报告《中国佛教协会三十年》，针对中国佛教向何处去的困惑，他的回答就是提倡人间佛教，以实现人间净土为己任。2012年4月27日，时任国家宗教局局长王作安在主题为“和谐世界，同愿同行”的第三届世界佛教论坛闭幕式上致辞道：“当今时代，践行‘人间佛教’，建设‘人间净土’是佛教徒的大愿。佛教界应当带头倡导和谐理念，既要重视不同语系、不同宗派、不同国家和地区佛教间的相互学习借鉴，又要重视与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其他宗教的交流对话、兼容并蓄，去除我执与成见，化解矛盾与纷争，在多样性中寻求圆融，在差异性中达成共识。”这一点，是对太虚倡导的“缘成史观”的现代阐释。“缘成史观”的核心理念就是强调万事万物之间的相依相安，追求共生共存。这一理念在西方文明冲突论甚嚣尘上的今天，对于构建共存共荣的多元文明的世界无疑具有重要的思想导向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