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城镇化发展中的就业结构偏差问题研究

摘 要：本文对杭州市1998-2012年城镇化发展与就业结构偏差的历史和现状进行了回顾，并对就业结构偏差出现的原因进行了分析。研究表明，“离乡不离土”的特殊城镇化模式抑制了消费和第三产业发展，并造成劳动力素质无法提升，进而对第三产业就业带动作用的发挥起到了负面影响，是造成就业结构偏差的重要原因。

关键词：城镇化；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偏差

中图分类号：F291.1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3309（x）.2013.10.02 文章编号：1672-3309（2013）10-04-04

一、引言

城镇化是指由农业为主的传统乡村社会向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的现代社会逐渐转变的历史过程。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城镇化水平已由1978年的17.92%上升到2012年的52.27%，提高了34.35个百分点。根据美国城市地理学家诺瑟姆所提出的城镇化发展S型曲线，已进入城镇化发展的中期加速阶段。与此相对照，杭州市的城镇化率从1978年的22.96%增加至2012年的74.3%，上升了51.34个百分点，无论是城镇化的水平，还是增加速度，都要远大于全国平均水平，已经进入后期成熟型发展阶段。

城镇化发展与就业结构调整是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的重要问题。城镇化发展本应能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促进相关产业的发展，从而带动就业结构的调整。但是目前的情况来看，我国部分城市的城镇化发展与就业结构调整之间并没有形成协调发展的关系。以杭州为例。2013年第1季度，杭州市的GDP产值中第二和第三产业增加值所占比重高达97.5%，第一产业从业人口所占比重为10.9%。与2013年2月的最新人口变动抽样调查公报中所显示的74%的城镇人口所占比重相比，无论是产业结构还是就业结构都存在明显的问题。产业结构中非农产业所占比重（97.5%）明显远高于城镇化水平（74%），就业结构中第一产业从业人口比重（10.9%）远大于第一产业增加值所占比重（2.5%）。城镇化发展滞后于工业化，造成消费结构调整动力不足和服务业发展滞后，进而影响就业结构的调整。城镇化发展和就业结构调整与工业化相比而言的相对滞后，将影响城镇化发展和就业结构调整的良性互动，给经济和社会发展造成严重负面影响，进而影响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本文将在城镇化与就业结构演变互动的逻辑关系的基础上，结合杭州的具体情况，探讨城镇化与就业结构调整出现偏差的原因及其不利影响，最后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以期能更好的实现城镇化与就业结构协调发展的目标。

二、城镇化与就业结构演变互动关系的内在逻辑分析

针对城镇化与就业结构演变之间的关系，许多国内外学者都对此进行了研究。其中部分研究关注了城镇化与就业结构转变的阶段性特征之间的联系。如刘易斯、费景汉和拉尼斯、乔根森、托达罗、钱纳里？塞尔昆等通过对发达国家的工业化演进过程的分析发现，城镇化、农业产值和劳动力就业向工业的转换基本规律是同步的。

从轻工业起步，是大多数西方发达国家工业化的共同特征，轻工业往往是劳动密集型的产业，轻工业的发展既带动了劳动力从农业就业人口向非农就业人口的转化，同时也带动了劳动力从分散的乡村地区向城市地区进行聚集，城镇化进程开始启动。当人口聚集达到一定规模后，一些相应的消费服务行业，如餐饮、娱乐开始发展，这又进一步促进了人口就业结构的转化。因此，工业化的初始阶段，既是城镇化的起始阶段，同时又是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调整的第一次浪潮。

随后，随着城市聚集程度的上升，企业之间竞争程度也不断上升，轻工业的发展对技术装备提出更高的要求，并且随着人们收入上涨对重工业产品需求的增加，重工业开始取代轻工业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霍夫曼根据工业化早期和中期的经验数据对此进行了验证，发现随着工业化的推进，消费品部门与资本品部门的净产值之比是逐渐趋于下降的。重工业的发展对企业规模化和专业化经营提出要求，这成了城市聚集程度进一步提高的重要前提。与轻工业不同的是，重工业属于资本密集型的产业。随着重工业的份额不断加大，资本排斥劳动的效应不断凸显，工业对劳动力就业的吸纳能力开始趋于稳定，甚至将趋于下降。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劳动力非农化进程的停滞。研究表明，这反而带来了劳动力就业结构调整的第二次浪潮。其原因在于，重工业具有规模化经营的特征，大型专业化的生产需要有大量生产服务型行业对其进行配套，因此当重工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出现停滞甚是下滑时，一些相关的生产服务型行业，如金融、保险、物流运输、通讯、批发零售等行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却不断上升。劳动力向第三产业的转移开始加速。因此，城镇化的加速阶段，同时也是劳动力从第一和第二产业就业转化为第三产业就业的重要阶段。

西方发达国家的城镇化发展历史中，城镇化发展、产业结构转化、就业结构调整往往是相互协调、共同发展的。一方面轻工业的发展带动人口的迁移和城镇化发展，人口从乡村地区到城镇地区的聚集又带动了消费服务行业的发展，从而进一步带来了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调整。而另一方面，就业结构的调整意味着劳动力从农业就业转向非农就业，伴随着就业结构调整而来的，是就业迁移者们的收入上涨。就业结构调整和收入上涨又将反过来进一步促进城镇化发展、产业结构调整和就业结构调整。其作用机理如下。第一，收入的上涨使得城市的吸引力相对于乡村而言变得更大，从而将吸引更多的农村劳动力在更高的收入和更好的工作机会的吸引之下从农村迁往城镇。城镇化的发展步伐随之加大。第二，收入的上涨提高了人们的消费能力，人们的消费数量扩张，消费结构升级，给消费服务行业以及重工业带来了发展的契机，因此产业结构进一步调整，就业结构也随之发生改变。 西方发达国家的历史展现了城镇化、工业化、就业结构非农化的共同促进和协调发展。这三者之间的逻辑关系可以概括如图1所示。

图1 城镇化与就业结构演变关系的内在逻辑

三、杭州市就业结构偏差的现状分析

表1给出了1998年以来杭州市GDP部门结构、就业部门结构以及就业结构偏差的变动情况。表中的数据显示，杭州市的GDP部门结构以及就业部门结构都不断的优化。从GDP的部门结构来看，产业结构的变动呈现第一产业明显下降、第二产业稳中有降、第三产业不断上升的趋势。尤其是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已于2012年超过了第二产业所占比重，突破了50%。这是一个积极的信号，表明杭州市的产业结构已经进入了以服务业为主的重要阶段。从就业的部门结构来看，其变动趋势与GDP的部门结构变动趋势略有不同。第一产业的就业比重大幅下降，其下降幅度远大于第一产业占GDP比重的变动。第二产业的就业比重明显上升，变动方向与第二产业产值比重截然不然。第三产业就业比重有明显攀升。

为更清晰的判断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变动的协调程度，表1中计算了各次产业的就业结构偏差。各次产业的就业结构偏差值等于各次产业产值占GDP的比重除以各次产业的就业比重，随后再减去1。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越协调，就业结构偏差的值就应该越接近于0。就业结构偏差的值大于0，表示该产业产值所占比重大于就业所占比重，如果这一正的偏差值过大，则表明一种“有增长无就业”的增长模式，就需要反思为什么产业的就业带动作用会如此之弱。反之，如果就业偏差的值小于0，则表示该产业产值所占比重小于就业所占比重，如果这一负的偏差的绝对值过大，则说明这一产业的生产效率非常低，有大量冗余劳动力，但是却没有带来高的产出。此时需要考虑的是，如何提高这一产业的生产效率，或者是如果将劳动力从这一低效率的产业中转移出去。

从表1中计算出的就业结构偏差数据来看，杭州市第一产业的就业结构偏差值多年来一直为负，其绝对值较大，且多年来偏差的程度并没有太大的下降，第一产业的就业比重一直远大于第一产业的产值比重。这表明近年来，虽然杭州市的城镇化率有了较大提高，但是城镇化对就业结构的非农化调整作用并没有充分发挥出来。虽然第一产业的就业比重从1998年的31.03%下降到了2012年的10.92%，有了较大幅度的下调，但是这一调整并不充分。其结果是，第一产业的劳动效率低下，仍有大量农村冗余劳动力需要从第一产业中转移出去。

杭州市第二产业的就业结构偏差为正，近年来有明显下降趋势。这表明杭州市早期第二产业也存在就业带动能力不足的问题，而近年来第二产业的就业带动能力正逐年上升，进而第二产业的就业偏差逐年下降。

杭州市第三产业的就业结构偏差值为正，第三产业产值比重大于第三产业就业比重。虽然这一偏差值正逐年下降，但是与第二产业相比，第三产业的偏差值仍明显偏大。说明第三产业仍然有较大的就业带动空间，尤其是有较大的空间能容纳从第一产业中转移出的冗余农村劳动力。

四、杭州市城镇化发展中就业结构偏差的原因分析

从杭州市的数据来看，第二产业所发挥的就业带动效应已趋于合理化，而第三产业的就业带动作用仍有所不足，进而导致第一产业相对而言冗员过多，效率低下。究其原因，可以概括如下：

（一）杭州市第二产业内部结构的调整为第二产业就业结构偏差的下降提供了基础

据研究，虽然发展重工业在短期内会导致高产量低就业的现象，但是在长期中却对就业有正的促进作用。重工业是资本密集型的产业。不同于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是，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就业弹性系数低，在短期内会形成资本对劳动的排斥，即“替代效应”，从而在带动产量扩张的同时却没有带动多少的就业。而正是由于短期内对劳动的排斥，资本密集型的产业在收入分配方面并不需要将过多的收入分配给劳动者，从而有利于形成大量的储蓄，根据经济增长理论，储蓄为投资提供了重要的资金来源，高储蓄有利于经济中的高投资和高增长。而高增长则会为经济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在长期中带动就业的增长，即“收入效应”（朱劲松等，2006）。

纵观杭州的第二产业内部结构的变动轨迹，可以发现，从解放初至今，杭州市第二产业内部结构的变动分成了以下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解放初，杭州市的工业以丝绸、棉纺作为主导产业。第二个阶段是60年代至80年代初，期间轻工业占主导地位。第三阶段为80年代初至上世纪末，机电工业成为主导产业，纺织工业、化学工业、轻工业共同组成支柱产业。第四阶段为本世纪初至今，这一阶段中，杭州市重工业趋势日益明显。杭州重工业占全市工业比重从2001年的48.2%逐步上升至2012年的61.3%。

杭州市第二产业内部结构调整对就业的影响符合理论的预期。在杭州的工业重心由轻工业转向重工业的早期阶段，重工业的确展现出了它对就业的“替代效应”。在表1的数据中，2001年以前，第二产业的就业偏差都达到了0.4以上。而随着重工业的深度化发展，重工业对就业的“收入效应”也逐渐体现，对就业的带动效应逐渐加强，从而第二产业就业偏差也逐年下降。

（二）“离乡不离土”的城镇化模式是导致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就业结构偏差的重要原因

与国外不同的是，我国包括杭州在内的大多数城镇中，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城镇转移模式非常特殊，可以概括为一种“离乡不离土”模式，也可说成是“农民进城”模式。所谓“离乡”，指的是农民离开家乡，到城镇去寻找新的就业机会，并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呆在城镇地区生活。所谓“不离土”，指的是农民虽然已经在城镇生活和工作，但是他们的生活和工作都被边缘化了，这部分农民与城市的联系非常微弱，能随时回到家乡，继续从事农业生产。在工作方面，他们大多从事一些传统的初级服务业，比方说，家政行业、餐饮业、建筑业等等。这些行业不要求具备高的专业技术，仅要求能从事熟练的劳动以及高体能消耗的劳动。这类工作不具稳定性，并且收入往往偏低。在生活方面，离乡的农民往往缺乏城镇户籍，无论在子女教育方面，还是在医疗保障等方面，相对具有城镇户口的居民而言都具有劣势。再加上低收入和高房价等因素，离乡的农民具有很强的流动性。在工作形势恶化或者农忙时节，他们回到农村从事农业生产。在工作形势好转或农闲时节，来到城市寻找工作。

“离乡不离土”的城镇化模式不利于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优化调整。第三产业的发展需要建立在有足够的消费人群和消费能力的基础上。进城的农民工难以在城镇拥有稳定的工作和充足的社会保障，因而他们仅会将城镇视为农闲时的工作所在地，而不会将城镇视为自己的定居地以及长远生活所在地。即他们的工作和收入发生城镇，但是他们不敢在城镇消费。在扣除生活必需的消费后，他们所积累的收入将拿回乡村进行消费。工作和消费地点的城乡分离，导致城镇消费群体规模偏小，消费能力不足，第三产业的发展受到抑制。

更为重要的是，“离乡不离土”的城镇化模式抑制了劳动力素质的提升。无论是在城务工的农民，还是他们的子女，都由于社会保障、户籍等因素，无法接受到城镇较为优质的教育和培训，其结果必然是劳动力素质的低下。

劳动力素质的低下与杭州市产业结构升级对人才的需求形成了矛盾。重工业发展到一定阶段，需要有一定生产服务型行业与其相配套。如金融、保险、技术服务业、咨询信息服务业、邮电通信业等。图2给出了1999-2011年杭州市交通运输、仓储及邮政业，金融业，以及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察业占GDP的比重的变化趋势。以三类行业为代表来观察杭州市第三产业内部结构的变动。可以发现，交通运输、仓储及邮政业这类传统的生产服务型行业在杭州市GDP中所占的比重正逐渐下降；而金融业，以及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察业这类新兴的生产服务型行业所占比重正逐年上升。与传统服务业不同的是，金融业以及技术服务业等都对劳动力的素质提出了高要求。

因此，城镇化发展要求产业结构调整与之相适应，而重工业和与之相配套生产服务型行业的发展，则要求有高素质的劳动力来满足行业发展的需要。即随着产业的发展，产业对低素质劳动力的就业带动作用正日益减弱，而对高素质劳动力的需求则日益增加。“离乡不离土”的城镇化模式却抑制了劳动力素质的提升，从而使第三产业发展对就业的带动作用无法充分（下转13页）发挥出来。

五、结论及政策建议

从杭州市的数据来看，杭州市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中仍存在较大的就业结构偏差。第一产业存在冗员过多的弊端，第三产业则存在就业带动效应发挥不充分的问题。这既与杭州市城镇化发展中产业结构调整的背景有关，也与“离乡不离土”的城镇化模式密不可分。就业结构偏差是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不利因素，将会带来一系列突出的问题。首先，第三产业就业带动作用没有充分发挥出来，会导致农民非农转移的渠道受阻，阻碍城镇化发展的步伐，不利于当前城镇化发展战略的实施；其次，城镇化发展不顺，将会导致农民收入增长乏力，造成社会有效需求不足，抑制第三产业发展，进而反过来阻碍第三产业就业结构的调整。因此，加快城镇化进程，缩小就业结构偏差，已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问题。针对以上问题，本文提出政策建议如下。（1）改革“离乡不离土”的城镇化模式，加快户籍改革步伐，使农民不仅能够进城打工，也能够进城落户，享受城镇的医疗和教育，从而扩大城镇消费群体，提高社会消费能力，以促进第三产业的发展；（2）加大城镇教育资源的辐射范围和辐射力度，使进城农民工及其子女能接受较好的教育，从而为第三产业，尤其是生产服务行业的发展提供高素质的劳动力后备队伍，带动第三产业就业效应的充分发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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