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的挑战,速度与制度之争

现行经济增长模式是不可持续的

自2008 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至今已延续了四年，但尚未看到尽头。这表明这场危机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周期性衰退，而是世界经济深刻的结构调整。尽管中国不是危机的重灾区，但作为一个开放程度最高的经济大国，也难以独善其身。金融危机的长期化以及随之而来的全球经济“再平衡”，既意味着国际需求的相对缩小，更意味着中国的出口将受到买方和卖方经济体国际收支双向平衡的制约。中国出口再难呈现高速增长的局面。

在世界经济发生重大变化的同时，长期以来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内部主要基础性因素也发生了或正在发生重大变化：

一是世界经济低迷的长期化，意味着这种以世界需求为市场，依赖廉价要素投入，以规模效应取胜，不断增加产能的出口导向型增长方式已走到了尽头，许多相关行业开始出现大规模产能过剩；中国的城镇化在经历了三十年的高速增长后开始放缓。

二是城镇化率从“九五、十五”平均每年1.35 至1.45 个百分点下降到“十二五”

规划设定的0.8 个百分点。自2007 年农民工在就业人口中的比例出现负增长、农民工工资持续上涨，沿海一些城市出现了民工荒的现象。这表明廉价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时期已经过去，“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

三是中国社会老龄化已悄然来临，长期以来经济发展享受的“人口红利”开始耗竭。

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增长到2015 年将达到拐点，之后转为负增长；届时中国65 岁以上老人占人口比重将接近10%，抚养比开始上升，而储蓄率将开始下降，从长期看投资能力会持续弱化。这不仅意味着依靠投资来消化过剩产能难以为继，而且也意味着投资驱动型增长方式开始终结。

四是资源和环境的瓶颈约束更为凸显。1993 年中国转为石油净进口国，十八年后的2011 年中国石油进口达到石油消耗量的56%。与此同时，中国的水污染、空气污染仍未有好转的趋势，环境容量日益缩小。根据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2011》的数据，以PM10 为指标衡量空气污染，在全世界所有大城市（按照人口衡量），污染最重的20 个城市中有12 个是中国的。这意味着这种资源耗费型、环境破坏型的增长方式已难以持续。

由于基础性因素的变化和内生问题的显现，持续多年的经济增长模式的动力已甚微，中国经济发展已进入了一个“新时期”。

共识是启动新一轮改革的思想基础

当下关于中国经济发展是否进入了一个“新时期”在学界存在争议。一些学者将争议聚焦在经济增长的速度上。他们认为工业化、城镇化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国的劳动力成本比较优势、后发优势、政府对产业升级的特殊功能可以使中国在未来的二十年或更长时期保持相对高的增长速度，如8%或以上。这些观点所隐含的意义是，现行的经济增长方式仍然可以维持，而不必进行实质性的调整。如果需要改革，也是修补性的，微调式的。

维持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现行的经济增长方式不仅因要素投入巨大、资源环境耗费严重而代价沉重，更为严重的是，因分配不公而威胁着社会稳定，使其丧失了可持续的社会条件。退一万步来讲，即使现行增长方式可以维持GDP 的增长速度，但如果不能显著地改善民众的福利及其分配的公正性，也就丧失了经济增长的根本意义。

关于“新时期”速度或制度的争论反映出改革的必要性、改革的目的上需要凝聚更广泛的社会共识，共识的要点应该包括：

1、从更深层的意义上讲，改革开放的内在逻辑和终极指向是建立一个现代社会。市场机制是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基本特征是市场供求决定价格，从而引导资源配置。但市场价格以及相应的交易体系需要民主、法治、产权保护、信息公开透明、政府与市场边界的划分等制度基础设施的支持。在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的市场化经济体制改革仍有待深化，而与此配套的社会治理体制、政治体制的改革及法治建设也应相应启动。

2、现行的政府管制并主导经济发展的体制安排是渐进式改革中的过渡性体制安排。这一安排在启动市场化改革、推进工业化进程中曾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随着市场化的深入发展，这种体制安排对价格、交易的管制扭曲了资源配置、抑制了市场活力，而政府投资挤占了资源并妨碍了创新。权力介入市场，成为当下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环境领域诸多弊端的根源，并威胁着社会稳定。

3、传统经济增长模式的不可持续预示着中国经济发展进入一个“新时期”。根据中国以往经验，需要建立可以支撑“新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坚强体制依托，改革现行的体制安排是必然的，通过改革挖掘新的增长动力、转换增长方式。为此，在“新时期”应把质量、效率、均衡、绿色、公平作为体制建设有效性的标准。

4、新一轮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是界定政府与市场的功能，重点是转变政府的职能，即从一个管制、主导经济活动的政府转变为一个向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包括有形和无形的）的服务性政府。政府职能转变应从（要素）价格、财政、税收的改革入手，因为价、财、税是政府管理的主要公共资源，也是政府调整经济结构、调节社会收入分配的主要政策工具，是界定政府与市场功能的关键所在。

5、改革不仅是个理念问题，也是利益格局的调整。现代社会是一个多元的利益结构，改革的成果应使大多数人获利，同时兼顾少数的利益，使改革的成本可以承受，改革的风险可以控制。中国当下改革的阻力主要来自于在政府主导经济体制下形成了权力介入市场并由此形成的特殊利益。对此，社会精英的责任和民众的呼声是必要的，他们可以凝聚话语的力量，但政治家的改革意愿和决心在转型的关键时期更为重要。

6、改革需要总体设计并组织实施。应该由一个充分理解改革的战略意义、超越部门利益的“改革委员会”来负责改革的总体设计和监督执行，直接对最高决策者负责。相关政府部门只参与讨论，但不作为提出方案的主体。这样才能客观地辨明改革的好处和成本，排除行政阻力，实质性地推进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