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城市化过程中性别分层加剧

问题的提出

中国城市化进程迅速推进，城镇化率从2000年的37％上升为2010年的49.68％。据九三学社中央提交给全国人大的一份《关于构建失地农民权益保障机制的提案》分析，2005年全国失地农民总数为4000多万人，并以每年200万人的速度递增。其中，女性农民失地和土地收益问题最为突出。据全国妇联第三次妇女地位社会调查数据显示，2010年，没有土地的农村妇女占21％，比2000年增加了11.8个百分点，同年，农村无地妇女的比例高于男性9.1个百分点。由此可见，随着城市化的快速推进，性别分层与性别矛盾也在同时加剧。

针对快速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性别分层加剧状况，笔者调查发现：性别分层在城市化过程中非但没有“自然而然”消失，反而导致性别矛盾不断凸显，应当引起整个社会与决策者关注，警惕中国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和倒丁字结构的加深。

深圳是中国城市化进程推进的龙头，户籍人口270多万，常住人口1000多万，是我国唯一没有农业户籍人口的城市。2004年深圳完成了城市化转变，将所有的农民身份全部转换成了居民身份。其做法是，将原先的村委会转为居委会的同时，将原有的村土地资源也转为集体经济股份合作有限公司，使得集体资产保值增值，让农民成为股民持续受益。

深圳的城市化没有对农民采取“一脚踢”的做法，没有导致农民的贫困化，相反农民从中受益，全都成了新居民，生活富足，享有股民的福利待遇。

与此同时，一直被忽视的性别问题凸显出来：从2004年至今出嫁女不断到当地政府上访，成为困扰政府的难题。所谓的出嫁女包括两类人：一类是结婚嫁到夫家的妇女，一类是结婚留在村庄的女儿户。本文所说的出嫁女主要指招婿上门的女儿户。2004年村民转股民时，上百名出嫁女被剥夺了股民资格，直到现在，她们仍然集体到政府、妇联上访，要求保障出嫁女的股民资格。

公司章程：如何确认股民的资格与待遇

2004年，深圳关外的村委会开始转为居委会，农民转为居民，新的城市社区出现了。需要指出，城市化过程中产生的新社区与一般的城市旧社区不同，旧社区生活地与生产地是分离的，人们居住在同一社区，却在不同的生产单位工作，很少具有社区集体资产的决策权和使用权。新社区是由农村村委会转换而来的，有土地资源需要处置和转移，对于农民来说，在告别土地转成居民同时可最后一次从土地获益，这次分配和转移至关重要。

政府要求各个村委会成立股份合作有限公司，一般说来，村委会将行政村40％的股份用来发展经济，60％的股份分配给个人，持股者成为集体股份有限公司的股民，可以享受股民待遇。股民资格就成为关键。政府将股民资格的确认权下放到社区，交给了原村民，由村民表决确定股民资格，股民制定集体股份合作有限公司的章程，然后上报当地政府审批同意之后生效。

在制定章程时，各公司各有特色，股份数额不等，但是在排斥女儿户享有股民资格上却惊人一致，几乎所有的公司章程都与父系家庭紧紧捆绑在一起：父系家庭的老人、儿子、儿媳及其子女无一例外都享有股权，不论是否有土地资源的投入；女儿一旦结婚留在村里只享有2～3年股民待遇，然后就会取消股民资格；女婿和孩子则被视为社区的“外人”根本不能享有。

农民身份转变为市民身份的过程，交织着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之间的价值冲突。我国法律是依据工业文明价值理念建立起来的法则，强调机会平等，尤其要维护弱势人群的权益。但是，法律法规并没有成为民间的行为规则，在实际生活中，人们往往自发地倾向于传统性和草根性，自发地用农业社会的价值理念来处理城市社区中的资源分配资格问题。比如，按照男娶女嫁的婚居模式确认股民资格就是典型例证。

在集体成员资格向股民身份的转化中，女儿户的权益受到了两次剥夺。第一次被剥夺是集体成员资格从有变无，最终取消股民资格。本来，集体经济股份合作有限公司最大的资产是土地，女儿户也有一份承包地和责任田，与其他男性村民一样都凭借土地人股。既然凭借土地入股，就应当享有股权，是不应该被剥夺的。所以，规定股权2～3年之后取消，是违背公司法的。可是，实际上股份合作公司采用的是农耕社会的价值理念，将家庭父权制的原则运用到公司的股民资格的认定上，导致对女儿户的制度性剥夺，这种剥夺使得女儿户的利益每年减少几千元或几万元。

女儿户的第二次被剥夺是新社区福利待遇的丧失。新社区集体经济创造出来的福利待遇，本来应当受惠于新社区的所有居民，特别是弱势群体，才能更好体现社会公平原则。实际上，新社区的福利待遇，却继续增益那些已经获得股权的股民，股民不仅可以享受年终分红，而且可以享受其他福利待遇，如社保、集体旅游等，而没有股权的女儿户的子女，则不能享受任何福利待遇。经过两次权益的剥夺，性别分层急剧强化。

性别分层导致性别矛盾凸显

随着制度安排引发的性别分层加剧，女儿户强烈地感受到不公平。她们并不认同只能男娶女嫁的婚居规则，争取与男性相同的股民资格，就成为她们上访的最大动力。与新社区交涉无果，出嫁女开始找妇联、找政府要求妇女与男子享有平等的股民资格。

凡是经济效益好的地区，上门女婿就多，自然女儿户就越多。深圳也同样如此，每个居委会都少则有10多户女儿户，多则几十户，每户三四人，就涉及几百人的利益与权益问题，不可小视。

当地基层政府最早感受到出嫁女带来的压力。此前，当地妇女极少与与社会稳定发生联系。而今，却成为集体上访的主力军，不仅为自己维权，还为丈夫和孩子维权。对于政府官员来说，如何认识女儿户的股民资格，是一个矛盾而又困惑的问题。很多官员深受传统和习俗影响，视男娶女嫁为天经地义，不由自主就会流露出对女儿户的排斥。从法律上来看，妇女的要求是在法律允许范围内的，股份公司没有理由剥夺其权益。更何况，妇女的上访已经影响到社会稳定，必须面对和解决，否则，会酿成更大的矛盾冲突。于是，当地政府颁布了城镇化过程中的指导意见，强调公司章程中股份资格的确认要以户口为标准，特别强调户籍人口包括结婚留在村里的妇女，保证与男子享有同等的待遇，否则，公司章程不予批准。当地政府开始用工业文明的价值理念引导并规范公司章程了。

对于新居民来说，制定公司分配章程有一种趋向传统的倾向，因为过去村集体资源分配规则一直是排斥出嫁女的，而且畅行无阻，没有人要求必须考虑户籍，必须男女平等。现在，政府出面动用行政手段加以干预，使得新居民开始考虑规则的调整问题，何况如果迟迟不调整，自身的利益也会受影响。政府的引导和把关产生了效力，所有的股份公司章程都将户口留在村里的出嫁女纳入分配范围之内，出嫁女第一次与男性同等享有权利，而且，1／3的社区将股份给了出嫁女家庭。

但是，问题并没有全部解决。尽管所有的出

嫁女拥有了股民资格，但是2／3的社区，并没有接纳女儿户的子女连带成为股民。公司股东表决时不赞成，理由依然是，“女婿和小孩都是外人，我们不能将股份分给外人”。“有的外来女婿是冲着股份来的，有了股份就离婚，股份就被带走了”。出嫁女们不服，理由是，媳妇离婚的也很多，怎么不说将股份带走?同龄的孩子同样在这里生长，为什么出嫁女的孩子就不分?女儿户深知，在股东的观念没有改变之前，按照民主程序表决，就会导致大多数人剥夺少数人的权利，他们期望依靠政府的强制力解决问题。

目前，解决出嫁女家庭的股份问题仍十分棘手，大多数股份公司已经将股份分完，股份是可以继承的，如果要重新调整，就意味着从股民手里夺利益，会导致大多数股民不满，操作起来的难度极大。

两点建议

中国未来20年将是城市化的加速期，城市人口将达到70％以上，并逐步完成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大规模转型。人们曾经乐观地估计：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妇女地位将得到提升，妇女问题将自然而然得到解决。深圳的事实表明，城市化不是万能的，不会自动解决农业社会转为工业社会中的性别不平等问题，甚至会强化性别分化。此外，中国农村80％左右的集体分配规则是排斥女儿户的，将近50万的村委会具有剥夺女儿户权益的倾向。倘若这些乡规民约不能依法得到及时纠正，会随着利益分配差距急剧增大，使原先隐蔽的性别矛盾迅速走向公开和冲突，给社会长治久安带来不容低估的负面影响。如何在未来的城市化过程中防止这一问题呢?

需要各级政府高度关注这一社会动向，总结城市化龙头地区的经验和教训，及早采取措施，处理好利益分配的公平性，设计解决社会矛盾的时间表，有效防止性别矛盾的激化。

建议一：将城市化过程中的性别问题提早解决。城市化是各种利益矛盾的交集点，错综复杂。要减少利益冲突，可以将已经发现的问题前置。比如，在尚未城市化的农村地区，制定修订村规民约的时间表，分期分批由地方政府组织和引导，动员村民及早修改男女不平等的村规民约，明确提出婚居模式多样化和男女平等的分配措施。在修改村规民约的同时，各级政府应当结合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做好宣传教育动员，切实转变民众与干部观念。将修订完成性别平等的村规民约作为干部考核指标。关于如何修订村规民约，河南登封的成功经验可以借鉴。

建议二：在正在进行城市化的地区，政府要做好把关和方案的审批工作，出台分配方案的指导意见，指导意见的内容要具体明确，考虑到各种相关的利益群体。最好明确规定分配条款：

凡是户口在本村委会的包括妇女、女婿及其子女同样享有村民或居民待遇。凡是人户分离的妇女，如果在男方家不享有土地使用权和村民待遇，土地留在女方家，女方家土地拆迁应享有村民待遇。

村委会和新社区制定的章程要在街道和乡镇备案，基层政府要予以监督指导，并对违法规则予以纠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