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均田制兴衰分析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25X（2010）12-0155-02

摘要：唐朝的均田制度是适应当时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曾一度使人力与地力得到了合理的结合，促进了社会的发展。但是，传统国家是脱离于社会的国家，社会利益没有正常渠道体现于国家意志――法律之中。社会利益只能在法律的执行过程中曲折地得到反映，国家利益和利益集团的冲突是法律失效的根本原因。

关键词：均田制 利益冲突 法律失效

传统中国的法律，其目的在于维护既存的统治秩序，最根本的任务是维持社会安定。传统国家从未将社会发展作为国家的根本任务，自然法律的目的并非促进社会之发展。但是即使在维护社会稳定的基本目标上法律往往也是无能为力的。一个极为普遍的现象是“法久则弊”。也就是说一项法律在颁行之始，或许可以起到缓解某一社会危机的作用，但是时间一长，就自然地产生了各种弊病，背离了立法者的初衷，失去了法律应有的效力。唐朝的均田制在传统中国土地法律制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一、均田制实行的原因

均田制度产生于北魏后期，北魏前期存在的国有牧场制、屯田制、计口授田制等多种国有土地形式，为均田制推行提供了历史的依据和传统。均田制实际上就是国有土地的一种经营方式，即政府把所有权属于国家的土地，按照一定程序和规定授予直接生产者耕种，然后按授予土地的法定数量向生产者课取租、调、力役的国有土地制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均田制产生的最根本愿因是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到隋唐时期生产经验和冶铁技术有了很大进步，耕作速度大大加快，精耕细作和农业生产的独立性也同步增长，男耕女织的小农家庭成为当时主要的经济单位和劳动形式，这种形势下的农民成了国家的正式编民，摆脱了庄园主的超经济剥削和人身束缚，劳动的自主性和积极性大为提高。对他们来说只要有土地就能实现他们的理想；对国家来说，只要给他们土地，农业就会发展，税收就会增加，社会就会稳定，国力也会增强。唐帝国以丁男为基本单位的均田律令恰恰实现了这一点。均田制度符和当时生产力发展的水平，使劳动者和土地的结合比较合理。劳动者、土地以及劳动者与土地的合理结合是封建经济繁荣所必需的基本条件。人不能尽其力，地不能尽其利，人力和地利得不到正常的发挥，经济的衰退则成为必然。这种个体小农家庭在中国历史的深处潜藏着巨大的经济意义。

二、均田制实行的条件

均田制既然是国有土地的一种经营方式，那么推行均田制必需依国家拥有一定数量的土地为前提。唐初不仅疆土广阔，而且，经过隋末农民战争和唐王室的有意排挤，东汉以来占据社会经济、政治统治地位的豪门世族受到了沉重的打击，支掌他们的部曲庄园经济彻底瓦解，大片的沃土重新掌握在唐王朝手中。同时战争也造成了人口的巨大死亡据正史统计，贞观年间户数不足三百万。这样唐初形成了土地广大而人口稀少且豪强势力薄弱的经济社会形式。这为唐王朝对土地重新进行调整和安排，即推行均田制提供了良好的时机。在均田制的实施过程中唐王朝还不断的开耕荒地来解决人口的不断增长与耕地不足的问题，为均田制的实施创造良好的条件。

三、均田制的内容

唐朝国有土地的分配和使用主要是借助均田律令而化作永业田口分田职分田勋田公廨田以及赐田等。构成一个完整的均田制度。其主要内容大致如下。

1.均田的时间及机关（负责人）

《唐令拾遗・田令第二十二・二二》有令：“诸应收受之田，每年起十月一日，里正预校勘薄，历十一月，县令总集应退应受之人，对共给受，十二月内毕。”依唐令的规定来看，均田的时间为每年的十月至十二月，均田的机关（负责人）为里正、县令。

2.均田的对象及数量

《通典・田制》有如下规定：“凡天下之田，五尺为步，二百有四十步为田。凡给田之制有差，丁男中男以一顷（中男年十八以上者，也依丁男给）老男笃疾废疾以四十亩，寡妻妾以三十亩，若为户者则减丁之半。凡田分二等：一曰永业，一曰口分。丁之田二分永业，八为口分。凡道士给三十亩，女冠二十亩，僧尼也如之。凡官户受田，减百姓口分之半。凡天下百姓，给园宅地者，良口三人以上给一亩，三口加一亩；贱五口人给一亩，五口加一亩，其口分永业不与焉。若说明京城及州县郭下园宅不在此限。”其他王公、贵族、官僚及工商业者给田皆有制，最高的亲王一百顷，职事官正一品六十顷，最低的男爵及职事官从五品五顷，九品官一顷五十亩，工商者宽乡减半，狭乡不给。说明均田德 主要对象是普通百姓和官僚贵族，并以丁男为基本单位，其他杂色人授田均有等差。

3.均田的顺序及调剂

唐令的规定是：“凡州县界内所部受田，悉足者为宽乡，不足者为狭乡，……凡受田，先课役后不课役，先贫后富，先无后少。”“诸田乡有余，以给比乡；县有余，以给比县，州有余，以给比州。……狭乡田不足者，听于宽乡遥受。”这说明：（1）分配土地的制度比较严格完备；（2）分配土地以丁男为基本单位，妇女（寡妻妾为户者除外）不参加土地分配；（3）官僚贵族受田数额颇大。

四、均田制实施的程度与效果

唐初均田制的顺利实施，除了社会环境的安定，中央集权的强大，行政机构的完善有效等因素外，唐代法律对均田制的实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1. 收授田地的法律保障

《唐律疏议・户婚》“里正授田课农桑违法”条规定：“诸里正，依令：‘授人田，课农桑。’若应受而不授，应还而不还，应课而不课，如此事类违法者，失一事笞四十；三事，加一等。县失十事，笞三十；二十事，加一等。州随所管县多少，通计为罪。各罪止徒一年，故者各加二等。”唐律还规定：“诸应受复除而不给，不应受而给者，徒二年。”由此可见，唐律用严厉的制裁手段来保障土地的收授得以实现的。

2. 禁止买卖口分田的法律保障

《唐律疏议・户婚》“卖口分田”条律云：“诸卖口分田者，一亩笞十，二十亩加一等，罪止杖一百；地还本主，财没不追，即应合卖者，不用此律。”唐律有限制的禁止口分田的买卖，意在使国家不失应收回的土地，确保每年有地可授。

3. 禁止占田过限、盗耕、妄认盗卖，在官侵夺田地的法律保障

唐律有如下一些规定，其一是禁止占田过限：“诸占田过限者，一亩笞十，十亩加一等，过杖六十，二十亩加一等，罪止徒一年。”其二是禁盗耕公私田。《唐律疏议・户婚》“盗耕种公私田”条律云：“诸盗耕种公私田者，一亩以下笞三十，五亩加一等；过杖一百，十亩加一等，罪上徒一年半。……”

唐律为均田制的施行提供了充分的法律保障，均田制使劳动力与土地得到合理的结合，而这是农业经济发展的核心条件，所以它为唐朝经济的繁荣奠定了基础。但是均田制实施的程度并不彻底，不管是宽乡还是狭乡受田都普遍不足；而且随着人口的增加和土地兼并的日趋严重，为均田制的实施造成了极大的障碍。

五．均田制的失效原因

虽然唐律对禁止土地买卖作出了明确的规定，但只是一般的限制而缺乏彻底性。比如唐律规定：“诸卖口分田者，一亩笞十，二十亩加一等，罪止杖一百；地还本主，财没不追，即应合卖者，不用此律。”条文似乎很严厉，但却留了个漏洞：“即应合卖者，不用此律。”于是买卖一行，兼并随至。后门一开，就势不可当。土地兼并得不到抑制的直接原因又是律令自身的局限性。

律令自身的局限性，首先是因为其跟上社会发展的步划，律令日益松弛，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则加速了它的最终废止。这是法律作为一种控制社会的工具所表现出的一个普遍现象“法久则弊”。其次是由唐代土地私有制决定的。唐代土地私有制从根本上说是一种土地私有制。均田中的永业田、赐田以及私人占有的庄田和小农的自由田都是纯粹的私有土地；均田中的口分田、营田、屯田以及职分田、公廨田属于半私有性质的土地，分得口分田的农民、获得职分田的官僚以及营田、屯田、租种公廨田者，对其土地只有占有、使用权，而不拥有最终的处分权，处分权掌握在国家手里，而国家只不过是以皇帝为中心的统治者的代名词，公共权力私有化有可谓是中国古代政治的特点，所以，国有土地本质上终究还是一种私有。作为国家形式的私有体现为国家利益，作为个人利益的私有体现为个人利益。体现国家利益和体现个人利益在很大程度上是对立的。国家利益要求禁止土地买卖，以确保最高统治集团的富有、社会的安定和王朝的延续；而个人利益则希望土地兼并不受任何限制，以满足个人的欲望。因此，为了调和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的矛盾，唐朝立法者在他们制定的律令中，一方面允许土地买卖，另一方面又加以一定的限制，最后便形成了不彻底禁止土地买卖的律令，这就是律令自身局限性的根源。

土地买卖必然引起土地兼并，买卖和兼并又往往引起社会矛盾的激化，造成社会的大振荡，每一次大振荡后建立的新王朝鉴于历史的教训，为了确保王朝的稳固，必然要用国家强制的手段来进行新的土地分配，调整土地关系，限制土地的自由买卖和兼并、以免重蹈覆辙。这样一来，法律成了国家政治权利干预经济，控制土地私有制不断深化的主要工具。但是，私有制的发展规律是阻挡不住的，它在和法律的较量中，最终必然是胜利者，这就是经济规律的力量，这就是汉代的限田制、西晋的占田制、北魏的均田制一个个统统先后失败的根源所在。大唐均田律令最终也没能逃脱这个结局。

五、总结

法律是实现社会控制的工具，但是法律之于社会并不是万能的，换言之，法律对社会的影响必然有某种限度。就法律与社会的关系而言，在现代民主社会中，法律应是社会的产物，法律反映不同个体和不同利用之间的妥协，是凝聚社会共同体的手段；在传统社会中，法律则单纯是统治者控制社会的工具。现代社会中，社会利益可以通过民主协商，直接反映到立法程序中；而在传统社会在中，社会利益没有正常的渠道可以形成法律意志，法律代表的只是统治阶级的意志，法律对社会利益的认识依赖于统治集团的体悟。尽管统治集团是按照自身的领悟来认识社会利益，然而社会利益仍然会曲折地反应出来。当法律对社会利益的调整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某些社会集团的利益的时候，这些社会集团虽然不一定能依自身的势力直接影响立法，但是他们势必要以各种手段来影响立法的执行；而当阻碍法律实施的利益集团掌握着充足的社会资源，受益于法律变革的利益集团属于相对弱势的群体时，阻碍法律实施的力量超过了促进法律实施的力量；尽管立法者从本意上希望推行法律，也会各种手段去努力维护法律的有效，但法律的失效是不可避免的结局。

传统国家不仅是任务性质上的小政府，即国家的目的只在于自身的存续，而且是一个结构上的小政府，机构简单，官员也少。传统国家健在官僚统治的基础上，但是官僚体系却维持在一个非常小的规模上，尤其是地方政府其在册人员很少。这使传统国家在执行法律方面处于非常薄弱的境地。尽管有大量不在册的辅助人员或非正式人员也都可以纳入受托执行任务人员之中。但是他们不在正式的国家公务人员之中，也不能从公共管理和服务中取得固定的收入。国家固然不需要支付一笔可观的行政费用，但是这一群体却不得不在受托行使行政权力的过程中谋取个人利益，这种行为将严重影响法律的执行。

强大的利益集团与软弱的执行机关结合到一起法律的有效性就面临着严重的考验，软弱的执行机关无力推动法律的实施。而强大的利益集团将迫使执行机关向他们让步，代价是利益集团向执行机关中的相当一部分人员提供现实的个人利益，最终的结果多半是法律成为一纸具文。法律的实施不可避免地会遇到抵制或受到破坏，其失效也是不可避免。

参考文献：

［1］《唐律疏议》

［2］《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第四卷

［3］《中国法制通史》第四卷

［4］《中国土地资源研究》

［5］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2007年第十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