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下中国该做什么

中国经济最近确实是困难一起来，这主要在四个方面。gg-，为了给过旺的外需“让路”，2004年以来对国内生产与投资活动，一直都在执行一系列行政、法律、经济的调控措施。第二，我们高度依赖的外需遇到了一个重大的转折――美国和欧洲的金融危机影响到实体经济和市场信心，导致市场需求收缩，影响了整个进出口。中国的出口增长率迅速下降。第三，实际上，这几年国内在通货膨胀之前有一个资产价格大幅度上涨的过程，相当一批企业和家庭，在2005年后资产价格大起中入市，又在资产价格大落中损手损脚，面临财务压力和心理适应。第四个因素就是转型经济，特别是2004年以来的宏观调控，还不可能做到完全用经济的手段，还有很多行政的价格管制和产业管制，使得经济面对变动时调整不会那么灵敏。

祸起货币

如何看待这些复合的困难?

我们的外需突然下去了，跟美国的变化有关。美国的基本面数据很有意思：美联储基准利率从1999年的8％降为2008年的1％-2％；1990年后，美国10年期国债利息率平均从6％降到4％以下；2005年美国贸易赤字上升到占GDP6％；储蓄率几等于零；美国的债务等于GDP的350％(其中外国债权占60％以上)，其中美国国债等于GDP的60％；财政赤字超5000亿美元；次贷与房地产泡沫(1998～2006年增8％以上)；2007年金融衍生产品总值等于GDP的35倍!

为什么美国人可以过那样一种超高消费、低到零的储蓄(当然社保、私人保险帐户里面是有一些储蓄的)、极高负债的生活呢?美元作为全世界的储备货币，为这种生活方式提供了基础。

现在关于金融危机的缘由有很多讨论，华尔街、监管缺失、贪婪等都起到一定的作用，很重要的，有一个祸害跟美元在全世界这种独一无二的地位有关系――从长期看，美国并没有谨慎地对待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地位，某种程度上它滥用了这一地位。

美元最初是金本位，后来是名义金本位(政府盯住黄金价格、但不可兑现的货币本位)，1944年布雷顿森林协定后，美元获得了全球储备货币的法定地位。但成为世界货币后，美元发行的速度跟美国财政部保有的黄金数量是脱节的，1971年尼克松没有维持住，干脆宣布关闭黄金窗口，也就是说美元从法定的可兑现的货币变成了不可兑现的货币。

美元从金本位逐渐过渡到“不可兑现货币”，这就埋下了一个大的祸根。为什么美元超越金本位后，还是被各国持有?有人从美国霸权的角度解释，但也可以倒过来说，其他国家都滥发货币，比较而言，美国还算好的，所以其他国家还是更愿意持有美元――即使它已经跟黄金脱钩了。

过去，关于固定汇率有一种理论，说美元是一个好的货币，而发展中国家容易滥发货币，你这样钉住它，或者是粘上它，你滥发货币的机会就少了。但现在看来，冷战结束后，美国变成全球独大，它在货币问题上轻率的程度已经相当严重了――它利用独有的地位大手笔地滥发钱，大手笔地降低利率，大手笔地借债。从这个角度看，其他国家实行“固定汇率”或“钉住美元的汇率”会遭遇麻烦。

不可持续的增长模式

因为美元独一无二的全球地位，美国经济实行的是高消费、低储蓄、低利率、双赤字、大量发债的经济增长模式，而“钉住美元”的中国则形成了顺差扩大、积攒外汇储备、持有美元资产的增长模式。

这样的模式现在遇到两个问题：它能不能持续下去?它要不要持续下去?现在看来，这个增长模式不合适，关键是美国的模式不可持续――这么低的储蓄、这么高的消费、这么高的债务就是不可持续，它不是这里出问题，就是那里要出问题。

我们现在一方面对外是大幅的顺差，不得不大量地储备美元资产，这中间价格的波动，已经造成资产的损失。另一方面，所有的顺差进入中国都变成人民银行的基础货币往外发，使得我们财政性需求被动地增加，多发的货币变成我们的资产价格，变成我们一年半里面上证指数从1000点涨到6200点，变成我们过高的房地产价格，然后再推入到CPI里面，出现了通货膨胀，然后就变成了一个政策反映――非控制不可――无论房价偏高，或者是猪肉价格偏高，都迫使政府做出控制性的反映。

通胀最终是一个货币现象。首先是本币低估造成了过热的中国出口部门。现在很多工厂关门，8月份以来我也看过一些工厂，就问他们，当年根据什么信号建的?你投资的时候怎么想的?在当时的相对价格下，产能形成了，现在当然很麻烦。

这留下了一个很重要的教训，就是相对价格是没法人为控制的。控制住的只是名义汇率，不是实际汇率。人民币升还是不升?快升慢升?升到什么程度?那都是名义汇率。当名义汇率不反映真实的相对力量时，真实的力量就会发生变化，最后客观上把你的汇率校正过来。

体制政策要靠前

中国经济的一个问题是有刹车不用，到路上就挖沟。所谓挖沟是什么?就是体制性的政策。确实车速太快(内需，外需一体化太快了)，本可以用比较灵活的方法调整，可是这几年我们利用投资项目的审批、土地的供应、产业政策来限速。

对于目前的困难，不是仅靠松货币就能够解决的。货币政策在应对通缩方面有作用，但对于启动经济增长不会有那么大作用――路上还有那么多的沟没有填平，你就松货币给他冲冲车子，一定是磕磕碰碰的。尤其从长远看，中国央行无法像美联储那样把货币发到全世界。靠央行松货币不可能振兴美欧市场需求，另外国内生产与投资的逐渐走弱也不是“货币”这一个因素决定的，因而仅靠货币政策不足以应对外需内需双走弱的局面。

所以只有老老实实回到基本面去。

针对目前困难局面，我们要争取独善其身，主动转变自己的增长模式，改变经济流程，从外向转到“外向、向内并举”。各项应对政策中，体制政策要靠前。

首先要取消临时价格干预政策，推进价格改革，让相对价格发挥更大作用。治理通胀不能靠价格管制，那属于一错再错，因为人们会对价格控制做出反应：你不让面条涨价，他会把面条做细。这是数量型的反应。现在看来质量型的反应后果更可怕，牛奶里加了水，发现蛋白质不够了，就要放三聚氰胺。要杜绝这样的现象，就要尽量减少诱因，物价管制是诱因之一。而且现在这种国民经济调整，不能笼统地讲内需、外需――虽然总的来说向内，可是什么叫内需?要用相对价格来告诉市场，告诉企业。

第二是减税，减税同时要减少政府支出，政府是否发债可以进一步研究。减税的前提是减支，不减支而减税，财政赤字会变大，长远来看对货币稳定、财政稳定影响严重。这几年由于经济好、收入高，政府自身的行政性开支的增长，是离谱的，好日子没有了，大家都要过紧日子，首先从政府开始，把这部分开支明显减下来。至于生产性的、投资性的那部分政府债，则要看市场的情况另外研究。

第三是扩大准入增加竞争，继续推进对行政垄断部门的市场改革，中国这么高储蓄而投资不旺，与很多高回报领域开放度不够有很大关系。这次次贷危机爆发，世界经济形势紧缩，中国面临实质性改革的压力――原来我过得去，可以不改革，现在可能过不去了，或者就业、税收受很大的影响，那就得认真地考虑还有多少可以放松的领域，把前几年中断的一些文章重新做起来。这个领域是非常大的。

第四是清理近几年的政策性法规和条例，对产业政策、市场准入、投资、安全、环保、劳动等方面诸多法规条例，要做一个系统和清醒的评估，该坚持的坚持，该放松的放松。

现在不抓紧把身上捆着的东西解开，中国经济要适应这个转变有困难。现在都说投资不足，北京已经出现所谓的投资负增长，是因为有奥运会，上海投资多少年没有过地低，江苏逐月减低，这些都是事实。但是你走到微观上去看，我们的投资项目，从发现机会到立项，再到批准，过程还是惊人地长。

但这一点跟货币政策不同，利率可以调高调低，法规和条例一旦放下去，一个既得利益就形成了，如果没有力量，你是拔不出来的。

第五，这几年一直控制“地根”，现在需要反向操作扩大供地，在缩小征地范围的同时启动集体建设用地入市，以城乡建设为主轴推进内向产业增长。

总之，中国目前遇到的困难有其由来，一定要针对这个由来采取措施。在这个过程当中，体制政策要靠前。这也是30年经验中非常重要的一条，经济增长不是靠玩别的花样玩上去的，而是靠改变体制约束，改变激励机制。要回到这个基本的经验点上，在眼前出现经济困难时，加大体制政策改革的力度。

(摘自：《南方周末》2008年11月6日，记者余力根据周其仁教授在11月1日“CCER中国经济观察”第15次报告会上的演讲整理而成，转载时略有删节编辑：张小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