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4-19 05:29:52
编者按：2010年2月2日，在成功登上大洋洲最高峰查亚峰后，7名来自中国的业余登山队员却在下撤途中陷入了困境――当地土著背夫突发疾病，迷信的土著认为他们带来了不祥。不准他们再次经过下撤途中必经的土著人村庄。来时的路已经封闭、物资几近耗尽、沉重行李无人搬运，登山队此时的每个决定，都面临生无抉择。在中国外交部领事保护中心和驻印尼大使馆的努力和斡旋下，他们在2月4日到达印尼小镇帝米加，摆脱险境。回国后，7名队员之一的《新周刊》社长孙冕讲述了这段历险记。
我们到帝米加去的时候，坐的是螺旋桨飞机。我第一次坐如此小的飞机，每个人都要称重量。包括每个人的装备。
飞行持续了一个多小时。起飞后，就看到原始森林、河流、小村庄，根本看不到机场，远远地看到前面有一条白线，飞机就降落了。当时的情景，我这一辈子都没有见到过一很多土著人跑过来，有的手里还拿着大弓箭，开始抢东西，背东西。这个情景跟我们看《战争之王》一样，一架军用飞机到了以后，土著人就像蚂蚁一样，一瞬间就把飞机拆光了。
他们背东西的话可以得到酬劳。虽然很多人来抢，但都很友好。探险公司―早已经联系好，他们是早就知道我们要来的。然后我们去了一个小平房，就看到土著人。身上戴着奇怪的装饰物，我们说是巨大的葫芦丝。但我们没有问他们任何关于身上装饰的问题――因为要尊重他 们向导说不要轻易地问。但我们做了一件事，全世界的人都会的事，就是微笑，跟任何人打交道就是对着他笑。我们用照相机拍照，他们也不排斥。
我们住下的村庄还有学校。刚好学生放学，他们穿着校服，很友好跟我们打招呼，嘻嘻哈哈跟我们一块走，看出这个村庄是比较文明的。村里有小卖部，我们的手机没有电，就到小卖部充电。进去的时候要脱鞋才可以进入，里面有卖电池、衣服，杂货，村庄还有一个小银行。在随后我们去过的村庄中，这个村庄应该说是离文明的城镇最接近的。后面经过的村庄，好像更原始，土著住的是那种木头片搭的窝棚。
“全世界最难的一条路线”
在村庄停留了一天，我们第二天就走了。第一天出发的时候，村庄有摩托车，将我们拉到山脚下。行李和生活用物是当地探险公司请来的当地人背着的，他们的速度比我们要快。
我们开始走入丛林。据说这个丛林的路线，是全世界最难的一条路线，所谓的难，就是离大本营很远。像珠峰等很多大本营都可以开车进去，但我们在丛林里一直走了六天。每天都有下雨，平均每天都要走七八个小时，短的也要六七个小时。
森林根本没有路。一棵老树倒下去，就成了一段路，树上长满的青苔，我经常滑倒，脚插到树洞里。我很奇怪这么大的森林，没有见到鸟，只听到鸟声，也没有看到野兽。森林非常茂密不见天日，空气很干净，甜甜的，还有些像《侏罗纪公园》电影里面的那些植物，我也搞不清楚是什么。这种森林的状态，我是第一次看到，倒下来的树基本上是不朽的。
我们在森林不敢随便碰东西。看到过一种蚂蚁穴，附着在树上，密密麻麻的，好像巨大的菠萝蜜一样。其中一个队员要将蚂蚁的蚁穴砍开，我就说不要，因为它们也是一个世界、一个社会。我们对森林的一切，都非常敬畏和尊重。
晚上的时候，土著人会围坐在一起，就像祈祷一样唱歌，而且是和声的，非常好听。刘建去看过，他们是围在篝火旁边，老人离火最近。这个场景很和谐。刘建拿着照相机拍照，还录音了，他们还请刘建坐在火堆中最高贵的地方，还送了他一串贝壳做的首饰。
六天，我们穿过原始森林，穿过沼泽地，徒步100多公里才到了大本营。到达的时候是下午两三点钟，晚上两点我们就出发了。冲顶一般都挑黑夜出发，白天出发的话，回来就不够时间。
对我来说，在我登了那么多的山，这是最险的山。山不在高，但都是石岩，都是悬崖峭壁。我们沿着陡峭的山脊走，山之间有个断崖，绕不过去，必须要用绳子滑过去。那里事先已经架有一组绳子。看出绳子已经架了很久了，上面打了些生锈了的岩钉，绳子都磨得冒花了。
领队孙斌给我打好了8字环，我整个人挂在了绳子上面。在空中用手抓绳子溜过去，还有一条绳子在另一边由向导助力拽我过去，我一向恐高，悬在半空中真的吓得魂飞魄散。当时我脱口就喊：妈妈呀，我以后再也不调皮了以后一定要听你的话。这一个是调皮，一个是壮胆。当时每个人的心都悬着，我这么一叫，大家就乐开了。
当时，我没有办法去想任何的事情，只能充分地相信这条绳子，充分地相信向导，我说过的一句话：在荒郊野林走路，对也是这条路，错也是这条路，对于领路的要给予一百倍的信任，没有其他的选择。
“他们说我们会带来恶魔”
冲顶后下山的第二天，我们准备好东西就要走了，却碰到那些给我们背物资的土著人走过来。其中一个土著背着一个人，然后将这个人放在地上。这个人好像奄奄一息，没有说话，躺在那里后，土著马上用布帮他盖上。接着看到探险公司领队的人，开始跟他们吵架。我听不懂。
吵架的时间比较短的，土著们不一会就背着那病人一溜烟都走了，其中一个土著人，估计是探险公司请来的，拿出电话就打，打完后高声地向走远的土著说些什么，但土著们没有回头。这个时候，探险公司的向导才告诉我们，说有一个土著人病了，说是我们给他们带来了不吉利的事情，他们要回去。土著人还说，我们回去的时候不准经过他们的村庄，说我们会给他们带来恶魔。
后来听探险公司说，他们曾经带了100多个队，我们是他们唯一带的中国队。他们说基本上都安全出来的，遇到这样的情况，也是第一次。
土著沿路撤回，将我们和行李、帐篷、食物留在那里。记得出发的时候，我们的队伍很多人的，还有小孩――有女人用网兜将东西放在额头上，背着小孩喂奶，晚上还听到小孩的哭声现在，―下就有几十个人一起走掉了最后只剩下五六个人。
向导提出要跟总部联系，因为没有人帮我们背东西了，原来的路走不通了。这个时候就开始和探险公司交涉了。探险公司说，他们还能帮我们联系一条只走三天就可以回去的路。我们后来就问，为什么之前三天的路不走，来的时候要走六天的路。他们就说三天的路要经过一个矿区，等于是非法进入矿区，属于冒险的路线。
这条路线要经过的矿区，有人说是金矿有人说是铜矿。听说以前也有别的登山队，在夜里乔装打扮走矿区进来，但这是违法的。还有，向导跟我们说，走矿区的路线，会经过一个村庄，这条村庄的人曾经追杀过他们――因为之前他们争执过，曾死了一个当地人，这个矛盾―直存在。
探险公司跟土著之间的矛盾是由来已久的，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这次一个人病了，是一个总爆发，探险公司的人也是措手不及。我估计这可能是探险公司带人进山，要借道村庄过，在经济上产生了积怨。
因为我们来的时候所经过的五个村庄，都要给钱的。有的村庄，有人拿着弓箭站在那里，进入要跟他们交涉。我记得出发前往森林的第
一天，探险公司还有三个拿着AK47的人跟着我们走，这是探险公司雇佣的。我们发现带枪的人也给土著交钱，给了钱就通过了，每个卡都要给钱通过。不过，我们没有直接跟土著人发生任何的关系。
探险公司的向导跟总部联系后，说要派人出来，但我们还需要在这里等三天。
我们登顶的时候，看到那边灯火通明，知道矿区离我们不远。我们一起分析：认为原来的路不能走，在这里等探险公司三天也不行。因为我们不能等在那里，担心之前离开的土著人会回来。当大家一起进行选择的时候，次落，国家登山队的副队长，他说假如碰到这样的情况，我们宁可冲到矿区给他们当俘虏，也好过在森林里给土著人抓去。我们商量的结果，还是要第一时间跟在北京的王勇峰队长做救援呼救。
“挪威队给了我们电池”
这时，才发现带来的海事电话没电了。
刘建赶紧找出剩下的干电池，用胶布缠在一起，用两条的铜丝卡住电话的正、负极通电话。这样的方法，一个电池不到两分钟就没有电了。
就这样断断续续地跟王勇峰队长作了汇报，约好了跟队长再通电话的时间听取进程。
下午的时候，我们碰到挪威队下山了。孙斌就到挪威队求助，他们拿了他们的电池给我们，但一看电池不合用，他们就将充电板给了我们，也不合用。刘建是比较懂电器的，他把一个插头剪断，重新接驳上，最后变成了充电板直接插到卫星电话里，一手拿着充电板，一手拿着卫星电话打。
这太巧了。我以前登山的时候，大本营中有很多的队。但这次我们到大本营的时候，这里根本没有队，就我们一个队，但没有想到前脚上去，挪威队后脚就到。我们住了一天，他们下来，就留了电给我们，这种几率太小了。真的走了狗屎运。
因为是在峡谷里，卫星电话每次有信号的时候，最多不超过一两分钟，因此通电话的时候，一定要将诉求讲得很清楚。我提议指定由王秋杨负责向国内通话，因为她表述问题比较坚决、清晰、简短。王秋杨起了很大稳定军心的作用。
第二天早晨的时候，队长就传递来这样的信息：此事已经到了外交部，已经启动了领事庇护程序。队长告诉我们不要着急，让我们等。但晚上的时候，我们就做出了自己的判断――不能继续在这里住下去了。
我们分析，土著人说我们给他们带来了病，如果这个人半路死了，他们也许会很快就回来寻仇。我们决定，第二天就冲到矿区去。这个时候，国内还没有确定最后是怎样的一个情况。
“听到枪声就趴下去”
等到第二天要走的时候，探险公司还不愿意走。我们拿起背包就走，探险公司只好跟着我们。那天是没有人领路的，我们就顺着小路往峡谷走，朝登顶时看到灯光的那个方向走，就是峡谷的另外一端。
到矿区路程比较短，两个小时就到了。我们到矿区的时候，看到警示牌，登山的人不能跨越这个牌，但我们跨越了这个牌，我们直接地冲到矿区的边缘。
我们搭好帐篷，跟王勇峰队长通了电话。得到的消息是：驻印尼大使馆已经跟当地沟通了，准备将我们接出来。最后要我们报出方位和经纬度，是王秋杨拿出自己的手机，用Google测出了经纬度。但这个经纬度怀疑是不准的，后来听警察说，他们按照这个经纬度去找，找不到我们。
后来我们还向王队长报告，我们就驻扎在斑马石下。这是一块巨大无比的石头，下雨留下一些痕迹、青苔，一道黑一道白，登山的人和当地人都知道的。
我们住了一夜。第二天，刘建起得比较早，我也起来了。刘建忽然高声叫：有人来L有车来了。一会只见来了三辆丰田的警车，几个人飞快地从车上跑下来了，是带枪的警察，我看了一下，弹夹里面装满了子弹。警察告诉我们，要领我们出去，就领我们七个人。
这个时候，大伙松了一口气，飞快地拆帐篷，上了警车。经过大矿坑来到了警察局，要做文件，该文件的表述是，我们在矿区发生任何事情与矿区无关，不能他们。他们起草了一份文件，用电脑打出来的，还贴了一张类似邮票的东西，每个人都要在邮票附近签字。签字的时候我们觉得很轻松，没有想到这个地方还是不安全的。
在警察局待了一两个小时，吃了手抓饭，他们对我们非常友好。然后让我们去坐公共大巴。出发前大巴上来两个美国人，属于矿区的安全顾问，他们提醒我们，这个地方不安全，上个月曾经发生不明武装扫射过路的汽车，打死了几个人，让我们听到枪声要马上趴下，气氛非常紧张。
我看到司机戴着钢盔和穿着防弹背心。三辆大巴、三辆货车结伴而行，前后都有警车，里面是荷枪实弹的警察。由他们护送出去，不单单是护送我们，还护送他们的人出去。
我通过后窗玻璃往外看，看到两边是峭壁，我就想两边都不可以藏人；看到平坦的路，我就有些紧张，但看到路边都有部队的人，荷枪实弹在守卫，看起来当地的政府武装，还是掌握这条路的控制权。
这条路走了两个小时左右，到了帝米加。后来队长告诉我们，我们在印尼已经引起很大的关注，赶快让我们离开这个是非之地。探险公司给我们换了机票，我们第二天就飞往巴厘岛。在巴厘岛停了一天半，就回来了。
回到北京后，王勇峰队长请我们吃饭，我们都对组织指挥这次营救的队长表达救助之恩。还接受一些媒体采访。我就说，所幸的是，我们七个人都是多年的山友，在出现情况时大家的意见相当统一，而且没有慌张，更没有矛盾。更想不到的是，在那么短的时间内，祖国就伸出援手将我们解救出来，真觉温暖。
回想整件事，我相信闭塞的部落，在外来经济进入后，他们可以获取额外的收入，例如帮人家搬东西和运东西。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我们好像缩小版的阿凡达，在原始森林里“遇到”土著，看他们围着篝火唱歌。
但是，我们这些外来人并不是来破坏的，并不是开着推土机去的，只是借他们的一条路让我们过，我们没有掠夺他们的资源，只是通过探险公司，让他们帮助我们拿东西。从第一天飞机下降的时候，那么多人抢上来拿东西的信息告诉我们，他们是乐意的。
你走遍全世界，只要会笑，就有一张通行证。互相表达善意和善良的就是笑。不需要语言，也会获得很多，例如一口水喝，一口饭吃。其实，他们一直都是非常友好的，到最后一天也是非常友好的。我们没有跟土著吵架，土著只跟探险公司吵架。
包括到最后一天，仍有一个没有离开的土著人，他好像和离开的人不是一条村的。他是单独给我背包的，他背大包，我背小包，他对我就一直非常好。我记得他曾经拿着吃的东西，好像是即溶咖啡，要给我，我不好意思地拿了一条。走的时候，我将我的雨衣，睡袋和零钱都给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