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福寿 用羽毛球报效祖国

陈福寿曾是印尼羽毛球国家队队员,上世纪50年代,他和王文教等印尼华侨伴随着“五星红旗迎风飘扬”的歌声回到祖国。他们这些本来准备回国求学建设祖国的青年,通过白色羽毛球却走上了另外一条报国之路。

1954年,印尼华侨陈福寿和王文教、黄世明、施宁安一同回到祖国,成为中国第一批羽毛球“海归”。

当时中国羽毛球运动水平之低,在今天看来不可想象。半个多世纪的征程,陈福寿先做运动员,再当教练员,历任福建女队教练、国家女子羽毛球队主教练、中国羽毛球协会副主席。作为一名印尼归侨,他把自己的事业与生命同中国羽毛球运动的崛起紧紧相连,而他们的拼搏也换来了中国羽毛球运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巅峰状态。

与其代表印尼,不如代表自己的祖国去拿奖来得更有意义

羽毛球在印尼堪称国球,球馆林立,民间的高手众多。其中包括很多生长在印尼的华侨青年。陈福寿就是其中之一。

陈福寿祖籍福建同安,1932年出生在印尼。当时印尼还是荷兰的殖民地,不过因为父母经商,家境还算可以。到陈福寿这一代,已经是第三代华裔了,但从他很小的时候,父辈就将“祖国是中国”的概念根植在他心中。

陈福寿的父亲很喜欢打羽毛球,在当地组织了一个俱乐部。在父亲的熏陶下,陈福寿从小就对羽毛球着了迷。上小学后,他得到了属于自己的第一支羽毛球拍,中学时,已经是当地小有名气的球手,他和同学王文教,鲜有对手。

在印尼,陈福寿曾获得印尼梭罗市的冠军,入选印尼国家羽毛球队,并代表印尼多次参加国际羽毛球比赛。1954年,印尼华侨组建了一支包括羽毛球、乒乓球、篮球、排球在内的球队回国,参加在天津举行的全国运动会。作为印尼羽毛球界名人,陈福寿也在其中。但是由于等到印尼华侨运动队抵达天津时,全运会早已结束,他们就和各个项目的前几名打了几场友谊赛。结果让陈福寿很吃惊,他发现中国的队员们简直没法跟他们交手,几乎没有一局能得到5分,而这几名队员已经是当时全国水平最高的羽毛球运动员了。虽然当时每场比赛都大比分取得了胜利,但是陈福寿心里却有说不出的难过。

“祖国的羽毛球运动水平这么低!我自己就是华人,与其代表印尼,还不如代表自己的祖国去拿奖来得更有意义。”回到祖国的念头一旦浮现,就再也无法按捺下去。陈福寿决定回国。王文教和黄世明、施宁安也决定一起回来。

回来的路并非一帆风顺。

听说陈福寿要回国,母亲首先反对。1951年陈福寿的父亲即已去世,年迈的母亲舍不得儿子离开,她担心儿子独自回国后遇到困难时孤立无助。但陈福寿决心已定,母亲和大姐终于被他说服,回国计划得到了全家人的理解和支持。

印尼政府也设置障碍阻止他们回归中国。为避免引起注意,陈福寿在护照中没有使用他在印尼的姓名,还同当地华文报纸负责人商议,在他与王文教、黄世明乘坐的轮船离开雅加达以后,才可以公布他们回国的消息。

这样,怀着赤子之心、立志发展祖国羽毛球运动的三位名将,在1954年6月终于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我们回来的时候连汉语也不太会说”,陈福寿记得,当年训练的间歇,还要骑自行车到阜成门附近学习汉语,“那时我们一周训练6天,到了周日,我常到一所专门教归侨汉语的补习学校找朋友聊天。那个学校在阜成门,挺远的。”

就这样,他们仅有的几名羽毛球运动员――陈福寿、王文教、黄世明、施宁安――组成了中国羽毛球国家队,成为中国羽毛球队开拓者。后来,黄世明、施宁安等人去了香港,陈福寿和王文教则一直坚持没有走。

我们回来主要是为了祖国

回到祖国的怀抱,心情是激动的,但实际面临的困难还是有。“那个时候中国羽毛球运动几乎没有什么基础,运动员技战术水平也很低。”与整体水平低相对应的,是当时训练条件的落后。

因为要组建国家队,陈福寿和几个运动员直接到了北京。但北京没有羽毛球馆,只好安排他们住在天津,在当地一个基督教青年会训练。一年后建成了北京体育馆,陈福寿他们才又回来。当时的北京体育馆,就建在现在国家体育总局的位置,现在已经年逾古稀的陈福寿,每天吃完饭最喜欢的事就是站在窗前,凝神看一会儿体育总局灰色的训练场和大楼。除了到福建省队任教练的几年时间,陈福寿一直没离开这个地方。

刚到北京时,条件很艰苦,陈福寿他们被安排住在体育馆附近的平房里,冬天没有暖气,只能靠烧煤球炉子取暖,这对在赤道地区生活惯了的印尼归侨们来说,的确难以适应。但他们一心想要振兴中国羽毛球事业,并不觉得十分难耐。

陈福寿记得,刚到北京的时候,自己一个月工资有二三十元人民币,觉得已经很不错了。后来涨到36元,“最后是45元,我记得。”在他看来,45元已经很高了!

就生活来说,那个时候一穷二白的新中国比印尼要艰苦得多,不过陈福寿说他们根本不考虑这一点,“如果只想着生活安逸,我们就不会回来了。毕竟我在印尼是名人,要找什么工作都很方便。我们回来主要是为了祖国。”

上世纪50年代,陈福寿他们这支国家队甚至没有教练。“训练时,我们自己商量着练。”

即便如此,中国羽毛球国家队的水平还是一路走高。1957年中国应邀前往莫斯科参加第7届世界青年联欢节,林启武率领陈福寿与王文教、黄世明、施宁安等4名运动员参加。

这是中国羽毛球队首次参加的国际性比赛,当时参赛的还有丹麦、英国和加拿大等国的羽毛球选手。在这次比赛中,陈福寿击败了英国运动员,获得了单打冠军,还与王文教合作,获得了双打冠军,并与一名苏联女运动员配合,获得了混双冠军。

虽然在陈福寿看来,当年的比赛近于表演,水平并不算高,东南亚的羽毛球强国都没有参加,但还是显现了中国羽毛球队的水平与实力,反映了中国羽毛球运动的发展与进步。这种进步,缘于国家对体育事业尤其是羽毛球事业不断的投入,也凝聚着陈福寿和他们这一批羽毛球“海归”们的全情投入与不懈努力。

1962年,陈福寿因年龄、伤病等因素退役,由运动员转为教练员。执教将近30年时间里,他每天从早上6点队员出操开始直到晚上10点熄灯检查完毕回家,从来没有管过家里的事,但经他执教的刘晓征、陈玉娘、梁秋霞、韩爱平、李玲蔚等至今仍是中国女子羽毛球史上响当当的名字。

陈福寿初当教练员的时候,选运动员的范围很小,群众中几乎没有羽毛球基础。当时,全国开展羽毛球运动最好的三个地方是福建、广东和上海,差不多都是印尼归侨比较多的地区。随着我们国家羽毛球队逐渐打出了成绩,陈福寿他们也有机会深入到工厂、学校跟群众一起运动、沟通、打比赛,随着经济的不断好转,大家也能买得起球拍打羽毛球了。陈福寿发现,选运动员的范围在不断地扩大,水平也有所提高了。他们这一代羽毛球“海归”,也在自己的奋斗中不经意地带动了整个国家羽毛球运动的发展与普及。

终于,他的队员实现了他最大的愿望。

1984年,中国女子羽毛球队首次出现在尤伯杯赛场上。她们技艺高超、打法快速多变,以5:0的相同比分,分别击败印尼、日本、丹麦、韩国和英格兰等强手,一举夺得第10届尤伯杯赛冠军,登上了世界女子羽毛球团体冠军的宝座。第一次参赛就取得如此出色的成绩,不能不令人咋舌。

此后,中国女子羽毛球队又连续夺得4届冠军,创造了尤伯杯历史上“五连冠”的优异成绩。前4次比赛,陈福寿都在现场,但第5次,就是1992年那一届,陈福寿已经退休。那次女队是他昔日的队员陈玉娘带队。

因患有心脏病,为避免激动,陈福寿现在甚至不能到现场看比赛,但他的心却始终不曾离开。他曾说过这样一段话,让人深深感受到这样一位老华侨的赤子之心和对羽毛球的一片深情:“过去一直有人要请我到国外执教。1954年,我们的国家那么穷,我还决心从印尼回来,就是为了祖国的羽毛球事业。我刚退休的时候好多国家请我去,我不去。哪怕再高薪聘请我也不去。我希望我们的水平不断地提高。在以后的比赛当中不断地拿出最好的成绩。因为不管我是国家队教练还是普通观众,首先我是中国人,我希望中国取得冠军。”

别的国家再高薪请我,我也不去

对于陈福寿来说,此生最憾未能在运动员生涯中代表中国队出征国际赛场。“我从印尼回国的时候,目标很清楚,就是拿到世界冠军,给祖国争得荣誉。可是因为海峡两岸的政治对立,国际羽联搞两个中国,我们拒绝加入,所以我们也就没有了参加国际比赛的机会。”

1972年3月,历经磨难的中国羽毛球队在总理的亲自关照下,恢复成立,地点还是在北京体育馆,也就是现在国家体育总局的位置。陈福寿、王文教等第一批羽毛球“海归”纷纷从地方队和下放的地方回到北京,聚集在久别的羽毛球馆里。可是当年意气风发的青年已陆续步入不惑。陈福寿当时已经40岁,被任命为中国羽毛球队副总教练、女队主教练。他唯一的目标就是让培养的运动员拿到世界冠军。

“我成为世界冠军的心愿永远不能实现了,但是我培养的队员,一定要争取拿到世界冠军。”陈福寿教育他的运动员时,宗旨永远只有一条:我们的训练目的就是为了提高水平为祖国争荣誉。即使训练休息时,开开玩笑,说点轻松的,他也对运动员讲,你训练的目的不是为了别的什么,而是为了祖国的荣誉。所以你一定要负责,为国家负责,自己要想办法练好,不断地提高水平,早日为祖国争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