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捧红”了哪些药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历史的悲剧，但对于科学界的诸多领域，特殊的历史时期，特殊的需求，也造就了某些行业的黄金时代，比如制药，也有人用“黄金时代”来形容二战期间及二战后这一领域的发展。

在药品研发及生产领域，特殊的时代和需求，让某些药物备受关注。以青霉素为例，它与原子弹、雷达并称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三大发明，英国首相丘吉尔曾经这样说：“青霉素是二战时最伟大的发明。”除了青霉素，磺胺类药物、抗疟疾药都在战争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

制药企业的黄金时代

特殊的历史时期造就了特殊的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历史的悲剧，但二战后亦是制药业发展的黄金时代。根据报道，战后初期，制药公司面对着一个几乎完全空白的领域（在发现青霉素之前，很少有药物能有效治疗疾病），在每一种主要药物门类中，从止痛药、抗炎药到心血管和中枢神经系统药品，大量的需求得不到满足。

尤其是在战胜国美国，二战后更是美国制药业发展的辉煌年代，据统计，1954年至1978年间，每年新药品的回报率为20.9%，制药企业的研发热情高涨，大量费用（占到销售额的17%至18%）被投入到药品研发中去。辉瑞、默克等制药巨头均在这个时候脱颖而出。青霉素、磺胺类药物等在二战期间挽救了大量生命，至今仍然广泛应用于临床。

青霉素二战三大发明之一

作为一种临床广泛应用的抗生素，青霉素的出现大大增强了人类抵抗细菌性感染的能力。

青霉素的发现是一次意外，早在1928年，英国的细菌学家亚历山大・弗莱明一次外出度假时，因忘记了正在实验室培养皿中的细菌，后者不得不暴露在空气中。3周后他归来时，与空气接触过的葡萄球菌长出了一团青绿色霉菌，霉菌周围的葡萄球菌菌落已被溶解，他断定这种霉菌在生产某种对葡萄球菌有害的物质，弗莱明将其分泌的抑菌物质称为青霉素。

遗憾的是弗莱明一直未能找到提取高纯度青霉素的方法。

1943年，制药公司发现了批量生产青霉素的方法。当时英国和美国正在和纳粹德国交战。这种新药对控制伤口感染非常有效。

也有报道称，美国制药企业早在1942年就开始大批量生产青霉素。到1944年，药物的供应已足够治疗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所有参战的盟军士兵，除了伤员，在公共医疗中也开始应用。

国家卫计委全国合理用药监测系统专家孙忠实介绍，在二战期间，制药企业利用发酵工艺实现了青霉素的产业化生产，青霉素被大量使用。这在当时是一大进步，在这之前，青霉素的生产并未产业化，价格也比较高。

此后，青霉素及时抢救了许多伤病员。有关二战的一幅宣传画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青霉素对于士兵和当时特殊历史时期的重要性，宣传画中的标语为：“感谢青霉素，让受伤士兵可以安然回家。”青霉素被盟军士兵亲切地称为“救命药”。青霉素与原子弹、雷达并称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三大发明。先后参与青霉素研发的弗莱明、钱恩、弗洛里于1945年共同获得诺贝尔医学和生理学奖。

正因为青霉素的发现及使用，还带动了抗生素家族的诞生。“抗生素的使用将人们的寿命平均延长了24岁。”孙忠实说道。

磺胺类药物

青霉素之前的消炎杀菌药

磺胺也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抗感染药，早在二战之前的1936年便已经开始投入临床使用。在抗生素广泛应用之前，磺胺类药物是最好的杀菌药物。

磺胺的发现及使用在二战中对抗细菌感染起很大作用，大量减少了二战伤兵的死亡率。据报道，在伤口撒上磺胺粉以防感染，是每个美军士兵都被教导的基础战场急救知识的重要组成部分。二战中，每个美军士兵都配发了挂在腰带上的急救包，其中便装有一包磺胺粉和一卷绷带。磺胺粉和磺胺药片也是战场救护兵所携带的重要急救药物。

孙忠实告诉记者，当时，外科医生为伤员伤口消毒杀菌，一般都使用磺胺粉药物，直到解放战争时，磺胺粉仍在使用，“通常是在清创后涂抹，可以消炎杀菌、防感染。”在青霉素产量并不是很高的情况下，磺胺仍然是消炎杀菌药物的一个选择，“而且区别于青霉素的生物发酵工艺，磺胺是化学合成的药物，容易获得，战争期间的贡献也很大。”

抗疟疾药

避免军队大幅减员

除了上述药物，抗疟疾药也是二战时比较有代表性的药物。

孙忠实介绍，二战期间，在一些亚热带国家和地区，如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泰国及中国云南、贵州等，难以控制的疟疾疫情成为很多士兵的死亡原因，而非战争。部分军队因此导致的减员也比较严重。“正因为如此，抗疟疾药的发现及使用也在二战期间产生重要影响。”

有资料显示，1943年，前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院长詹姆斯・A・香农，担任Goldwater纪念医院的研究主管，并在药理学家E・K・马绍尔的介绍下，接受了美国政府的研究课题，从事抗疟疾药物的研究。

氯胍和奎宁是当时用于抗疟疾的主要药物，二战期间，抗疟疾药的使用挽救了很多人的生命，保证士兵能够远离疟疾。

吗啡

常用镇痛剂

众所周知，以鸦片为原料制成的吗啡是一种常用的镇痛剂，其实从美国南北战争开始，在战争中就被使用，但一般都采用皮下注射。

吗啡在二战中也被各国军医作为镇痛剂大量使用。美国则更进一步，根据报道，医疗兵能直接在一线为伤兵有效注射控制量的吗啡，当然，这也与企业有关，施贵宝的西雷特吗啡皮下注射器像一个迷你牙膏管，内有32毫克的吗啡。管口密封，前装一个双头针管，使用时下按针管以破封，然后进行皮下注射。注射完毕后将注射器别在伤者的领口，以便计算吗啡用量，防止产生用药过量。

（据《新京报》）

看晚清民国“牛人”做广告

袁世凯与烟草广告上的“爱国军”

1895年，清廷正式委派袁世凯在小站督练新建陆军。几年后，小站新军竟然也吸引了英美烟草集团的目光。

托拉斯英美烟草集团于1902年在伦敦成立，首任董事长就是美国烟草大王杜克。最初，全部是洋图外文的香烟包装并没有博得中国烟民的好感，烟草商想到了入乡随俗。此时，小站练兵如火如荼，世界瞩目，新军形象当属上佳之选。于是，新军的形象被迅速移入英美烟草公司的品牌，他们推出了爱国军牌5支装香烟。香烟包装上的中国军人身着新式军装，英姿飒爽，身后的来复枪和大清飞龙旗颇具时代感。

烟标与广告上的新军形象正是袁世凯倾心打造的。袁世凯自主持督练新军以来，十分看重军制与军容，他主张军容壮观，强调装备现代。1903年，袁世凯引进日本设备，在小站兵营主持建立了北洋烟草公司，这家官商联办的企业也是中国人自己兴办的第一家纸烟厂。北洋烟草公司出品有龙球牌、双龙地球牌香烟。小站出品的香烟随即呈进慈禧御用，深得嘉赏。这两种香烟也很快畅销各地，与英美烟草公司形成了有力的竞争。

丰子恺为汽水画广告

早在1850年代中叶，国外的汽水就在上海出现了，当时是由英国人开办的一家药房附属的汽水厂生产的，汽水市场随之逐渐兴起。稍后，英商老德记药房出品的荷兰水 （汽水）更为活跃。“老德记”汽水可谓“出身名门”，生产设备直接进口，洗瓶、蒸馏、灌装、封口等很早就实现了自动化。1933年前后，中国商人接手了“老德记”，为此还了一组漫画广告。

1930年代，真正现代意义上的漫画已经进入中国社会的不同层面，包括与商业广告的结合。“老德记”邀请到了当时已驰名南北的漫画家丰子恺为他们画广告：画面中的青年正在松树下喝汽水，品饮的姿势好像是在吹响号角。毕竟，在中国驰名几十年的汽水“现由华人自办完全国货”确实是扬眉吐气的事。丰子恺的广告获得了很好的反响，这种新鲜的饮料也从此与他结下了缘分。

吕美玉：广告肖像维权第一人

1925年，美丽牌香烟在上海华成烟草公司诞生。在这个时期，有位楚楚动人的名伶也风靡大江南北，她不仅引发了烟草商之间的竞争，还牵出了中国商业广告肖像权的第一案。

其缘由是美丽牌香烟的包装以一帧漂亮的名伶照片为底创作出来的，该女星即是京剧名伶吕美玉，照片是她演出京剧时装戏《失足恨》时的半身剧照。随着香烟旺销，吕美玉更成为影响一时的摩登人物，甚至有很多时尚女子纷纷模仿起吕美玉在舞台、烟标上的时装穿戴、发型、仪态。

1927年中期，魏荣廷、吕美玉夫妇将华成公司告上法庭，要求美丽牌香烟停止使用吕美玉的照片，并需支付巨额赔偿。这时，美丽牌香烟已是畅销全国的名品，若改换商标必定会面临巨大损失。华成公司最终与吕美玉达成了庭外和解共识，除了支付对吕美玉的侵权赔偿外，还订立了另一份协议：今后华成公司每售一箱（50000支）美丽牌香烟需付给吕美玉大洋5角的 “商标租费”，按月结算。香烟的巨大销量让吕美玉一夜暴富，她也从此告别舞台。直到1933年，魏荣廷迫于舆论压力才表示主动放弃华成公司的款项。华成公司也算仗义，又一次性付给他们2万元，从此了断了“烟标官司”。

（据《民国广告与民国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