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莫邪 孔子很幽默

何莫邪

1946年出生于德国，挪威奥斯陆大学汉学教授，汉学家李约瑟的高足，北京大学、浙江大学、武汉大学客座教授，著有《丰子恺：一个菩萨心肠的现实主义者》等。

有位欧洲的汉学家，他自称“小何”，喜欢谦虚地跟中国的朋友说：“我这个可怜的‘老外’，研究中国文化，你们‘老内’不要笑话我！”可是这位“老外”可不一般，他可以研究郭店竹简、《说文解字》《论语》以及先秦诸子。

这位“非中国的中国学者”，精通德国、英语、法语、丹麦语、汉语、拉丁语等十多种语言。何莫邪，以最为苦涩的古汉语为研究对象，并为此花费了30多年的时光，可是，他不是老学究，这位挪威夫子是个老顽童。他喜欢从中国古代文化中看到消失了的幽默感，比如，他看《论语》《公孙龙子》《孝经》都是奇书，看到其中深藏的幽默语气，幽默是创新的源泉。他不但研究中国哲学，也喜欢中国漫画家丰子恺，是丰子恺的忠实拥趸，并写书分析丰子恺的漫画，把这位东方的画家介绍给欧洲乃至西方世界。

朴实无华的丰子恺

每次来华，何莫邪先生都会搜集很多中国的漫画，他逛潘家园，用北京话，与老板讨价还价，这是他的一大乐趣。他常会对陪同者说：“这次买的不多，我家收藏了六千多本中国漫画书。”当然，他也搜集先秦哲学和隋唐佛学的书。

何莫邪喜欢的题材，不是满怀激情的诗人，而是绝望无缘的乞讨者，不是听话的“年轻少爷”，而是淘气顽皮的儿童，不是自然的和谐，而是人们尴尬中的微妙冲突。

一次，何莫邪在伦敦的书店。接触到了丰子恺的漫画，疏朗的线条，简洁的画面，辅之寥寥数语的说明，让何莫邪认为那是一种“图画里画出的哲学”。

何莫邪说：“我们可以看他，用他的画，就是真的直接能够表达出一种自然智慧，一种很快乐的、平静的哲理，同时，他对他看到的东西，都是一种有情世界的感觉。”

从丰子恺开始，何莫邪对中国漫画产生了浓厚兴趣，他广泛收集丰子恺的漫画、散文、随笔，这是他在古汉语研究专业之外最大的兴趣。1979年，《丰子恺：一个菩萨心肠的现实主义者》初稿完成，序言中，他这样写到，丰子恺十分轻松，谦和地对待自己的创作，如果，对他的漫画写上一篇死气沉沉、循规蹈矩的学究式的评论，他发现，那显然是不相适宜的。基于此观点，何莫邪以大胆的主观感觉，完成了他对丰子恺漫画的评论和解说。

在何莫邪挪威的家中，充满着浓郁的中国风情，从书房门口溥杰的题字“小雅之堂”，到墙上的丰子恺的漫画，长条桌上的菩萨泥塑，以及书架上随处可见的孔子和关公像，何莫邪每件器物，都能讲述一段快乐的故事。

意外的是，何莫邪从不挥毫泼墨，他对画画的兴趣停留在欣赏和解读上，但这种解读显得随意，他并不刻意考虑丰子恺漫画的创作社会背景，只是单纯地从线条中读到快乐，用他的话说，那是“漫画自己对西方观众说话。”何莫邪曾经在挪威举办东方漫画展，将这种朴实无华的艺术带到西方。

李叔同、丰子恺、溥杰、梁漱溟、吕叔湘、丁聪、廖冰兄等，何莫邪从他们身上感受到的，是中国文化的精粹和中国文人的风骨。

我与他们拉过手

与传统的欧美汉学家不同，何莫邪很幸运，他不仅仅口语很好，而且还有很多与中国学者直接交流的机会。他喜欢用“我与他们拉过手”，来形容他与中国学者的交往。

1985年，何莫邪在剑桥协助汉学家李约瑟，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史》，负责“中国逻辑史”分册的编辑工作。玄奘大师的高徒窥基大师，是他的研究重点，也就是唐朝的因明学。当时，他认为几千年来，中国多技术，少科学，因为，逻辑是科学成立的支柱。中国人不重视逻辑。那时，他与汉学家李博士“拉过手”。过眼茫茫，心里寥寥，读破万卷书，还要走过万里路。

何莫邪来到马来西亚，教授数学逻辑，也开始学习中国现代汉学、这期间，他的中国朋友越来越多。从新加坡开始，杜维明、吕叔湘、梁漱溟、黄苗子、方城、丁聪等中国学人，他都跟不只“拉过手”，还建立了恩厚的友谊。

何莫邪开始广泛地接触中国各界文人，汉语语法大家吕叔湘是他最早结识的中国学者。1980年代，何莫邪将自己花了5年时间撰写的，关于中国虚词应用的论文寄给吕叔湘。何没想到，吕将论文复印后，当作北大学生的教材，这对何莫邪简直是莫大的鼓舞。

梁漱溟是何莫邪久仰羡慕的大学者，他了解的梁漱溟自信、刚直，并且“肚子里的气很大”。吕叔湘很是豪爽，愿意为他们牵线搭桥。1985年，辗转之下，何莫邪见到了一派儒家风范的梁漱溟。有过两天深入的交流，成了好朋友，“人心本无事，有事心不乐，有事行善事，多事亦不错。”这是梁漱溟赠与何莫邪的题字，至今还收藏在他挪威家中。

当代哲学史家庞朴，是何莫邪的老朋友，这样描绘何：“他举例，他说如果你要哭，说哭这个字，哭是一种形态，泣呢，哭泣的那个泣，泣是什么样子？悲与哀，中国人一般不研究，说悲与哀怎么不一样，说不明白。可是，他的任务就是专门研究，他就搜集资料，专门研究悲与哀怎么不一样，什么叫悲，什么叫哀？”

中国文化很幽默

何莫邪，1946年出生于德国的哥廷根。1966年，他来到英国牛津大学，攻读古代汉学语言学。1973年在马来西亚，他学习现代汉语，1980年，又迁至挪威，在奥斯陆大学汉学系担任高级讲师，并于1985年晋升为汉学教授，后为挪威皇家科学院院士。

何莫邪对于中国文化的幽默感有很深的体察，至今，他搜集了有700多种中国笑法。对于憨笑、耻笑、笑破肚皮、冷笑、含笑、笑掉大牙等等，他都有自己的研究和区分。他先收集资料，从每个与笑有关系的词汇出发，研究它们背后的文化史、思想史，这是何莫邪的高明之处。

最初，何莫邪以希腊文为研究对象，1966年，何莫邪20岁时开始对中国文化有浓厚兴趣。导师将他送到牛津大学学习古典拉丁文，他却“进行了革命”，写信给自己的导师，称已改变计划，要在牛津学习古代汉学。

与其他人不同，何莫邪的汉学学习，以枯燥的文言文开篇，牛津大学的7年时间里，何莫邪读了孔、孟、老、庄、韩非、墨等先秦诸子百家。同为学者的父亲，对何莫邪的这一兴趣很是担心，他担心儿子选择的是一个“饿肚子”的专业，将来该如何维持生计。何莫邪说：“我自己研究枯燥的《论语》的时候，也是主要讲孔子的幽默。关于孔子的幽默，再哈佛大学的杂志上，写了《论孔子的幽默》一文。”

何莫邪自称“俺小何”，每次表明观点，都要特别表明是“俺小何”不太同意，“俺小何”最认同的是林语堂对孔子的注解，“乘桴浮于海”，“杀鸡焉用宰牛刀”等名句，都是孔子幽默的表现。

何莫邪强调自己研究孔子幽默感的理由：“孔子跟他学生说话，都是平和的语气，我觉得不似弟子与老师，他们很像是朋友。子路骂他，哪里可以骂老师，他们是朋友。后代人不能说孔子是朋友了，是吧？”

“我对中国文化的研究，出发点是哲学。没有哲学内容的中国文化，我不太感兴趣。我不宣传中国的伟大，而批评地分析中国文化的特点，不要吹中国文化，要看中国文化的幽默的地方。要注意，幽默这方面退化了。”

当然，像他这样快乐的老头儿，不会把兴趣仅放在枯燥的语言学上，他还喜欢研究小人书、连环画、漫画、笑话书等，但他从所有这些研究与爱好中悟出的道理，却都有那么一点儿哲学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