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年来关于见义勇为的研究综述

【摘 要】 文章对我国近十年来见义勇为的研究做了梳理与评介。阐述了见义勇为界定及困境，从理论与实践两方面分析了困境产生的成因，认为多年来研究主要从法律层面来考虑，忽视了道德和伦理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和价值。本文对见义勇为研究的趋势做了展望，阐述了个人的观点：应从法律和伦理之间的关系阐述见义勇为，从伦理评价的角度分析见义勇为，从伦理价值的视域研究见义勇为。

【关键词】 见义勇为;法律;伦理;评价;价值

见义勇为是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美德的重要表现之一，也是中国伦理道德的组成部分之一。近年来，随着社会的变迁和改革开放给人们带来的巨大变化，中国的传统美德特别是社会中常见的见义勇为行为也受到了来自各方面因素的影响和冲击。我国古代社会就对“义”和“勇”有初步的研究和概括，近年来，研究的氛围与日俱增，研究的视角日益宽泛化，研究的成果也日益丰富。本文就中国内地近十年来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简要的梳理和概括。

一、见义勇为界定及困境

从古至今，人们对见义勇为含义的界定很难有一个确定的、标准的答案。不同的人，不同的学者对其的解释和理解有所不同。有的学者从民法的角度进行分析，强调一种行为：这种行为能够使国家、集体或者他人的利益减少受损害或者避免生命伤害，这种行为就可以成为见义勇为。有人从人的行为的角度入手定义见义勇为，强调见义勇为是危难救助行为和合法。有的学者从行为的正义价值入手界定见义勇为，强调行为的正义性。也有人从行为所要求的高道德标准定义见义勇为，强调行为对行为人人身具有高度危险性和行为人应该具有较高的道德水平。

见义勇为的困境是研究见义勇为行为的一个现实的和理论的学理问题。学者们从多个角度对见义勇为的困境进行了研究。有的学者从公共生活领域，特别是道德生活领域的角度对见义勇的困境做了分析。在道德生活领域，社会需要见义勇为，但是社会上出现许许多多的事例，使得好心人不得好报，英雄流血又流泪的悲剧，以及光荣一阵子、痛苦一辈子的悲惨遭遇，让人们不得不考虑是否再伸出援助之手。有的学者从社会成员间互助的角度分析，认为，见义勇为从其现象来看是社会每个个体之间的互助行为，是维护某个具体当事人的个人利益的行为， 但就其实质是维护社会整体利益的行为表现， 进而使社会正义得以伸张， 社会秩序得以维护的有利于人们的行为。张崇刚认为：“应该把经济价值和伦理价值放在一个系统中来分析‘见义勇为’行为的动因。” [1]有的学者认为：“在道德问题上做经济的‘值与不值’的思考，算‘成本账’，容易使见义勇为的价值遭受质疑，让人产生模糊判断，不利于见义勇为道德行为在全社会的广泛弘扬。”[2]从道德评价与法律评价的角度来讲，孙丽英对未成年人和成年人分别进行了道德的评价，什么样的情况下应该见义勇为，明明知道自己办不到的、做不到的、不会做的，就不应该自己身体力行，而应该另择办法。在法律评价中，有人认为指出，见义勇为不是法律概念，就其特点决定了社会上只有一部分甚至可以说只有一小部分人能做到，它只能作为道德义务而非法律义务。而在一些法律词典中，也没有找到见义勇为的字样，因此见义勇为不应该作为法律概念来理解。有的学者认为，见义勇为可以作为道德评价，但是，其还存在许多问题，其中最大的问题就是在道德上仅对见义勇为作精神上的评价，而不作物质上的评价，不能更好地解决见义勇为人的物质救济问题。这是因为伦理本位主义认为：“道德是非功利性和超验性的，回应的是灵魂生活的要求，是精神领域的事务，不解决物质利益问题。”[3]从见义勇为的自身价值和社会背景的结构性影响的角度，“从其价值自身看，社会价值观会因群体、阶层等属性表现出不同的表现形态，包括官方提倡的具有主导性的‘制度化形态’有较高系统化程度的‘知识化形态’以及在日常生活中，通过习俗与行为方式等表现出来的‘生活化形态’。”[4]从社会背景角度看，从改革开放初期到现在，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市场经济的形势下，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发生了转变。人们不愿意伸出援助之手去帮助摔倒的老人和落水的儿童等等，其中的困境表现在对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健全和医疗保险及生活保障制度的不健全和法律制度的不完善。见义勇为往往是是处于一种高危险行为，如果被救者未成功获救或者见义勇为者不幸牺牲或受伤。其带来的后果就伴随着较高的医疗费用，容易带来一系列的麻烦，成为影响社会成员见义勇为行为的重要因素。在法律制度问题上，人们认为法律制度不够完善，其主要表现之一是法律制度缺乏价值关怀，对见义勇为行为的鼓励不足。表现之二是“碰瓷”、讹诈现象，会直接遏制见义勇为行为。还有一些受中国人的传统保守观点的影响，认为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我认为，比较新颖的观点是从亚里士多德美德伦理思考见义勇为。把美德作为评价见义勇为的标准，有利于引领道德价值的实现和实现社会和谐发展。“亚里士多德的美德伦理有助于厘清人们对见义勇为道德认知困惑;有助于固化人们对见义勇为道德思维理性;有助于指引人们对见义勇为道德行为选择。”[5]

二、见义勇为困境之因

见义勇为困境出现的原因，学界对其分析也是有所不同的。总体性的研究，主要有以下两个原因是不可否认的：多元文化的交错碰撞特别是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和社会保障制度和法律制度不健全和不完善。

有些学者认为在道德选择角度，人们缺乏见义勇为的道德判断能力与道德选择的经验。以及“见义勇为”行为的特殊性使人们在“义利”抉择中“知行”相悖。有的研究者从评价的角度分析，认为对见义勇为行为主要进行道德评价，并不能解决其生活上的要求，更无法解决物质利益的问题。有的研究者从法律的界定视角分析，指出关于见义勇为，法律没有明确的界定，而且见义勇为者维权也比较困难。有的学者站在社会责任的角度，认为：“市场经济条件下行为主体社会责任缺失，无私奉献精神淡化。从生命自身的角度，民众热爱生命、珍惜生命的理念增强。”[6]从个体的自我意识来讲，市场经济的体制日趋完善，物质生活也相对充裕，个体意识也在逐步觉醒，这就使人们对中国传统美德特别是见义勇为这种做法有了自我和社会的不同程度的制约。有些学者从伦理结构分析、道德与利益关系分析以及道德的维系力量分析。笔者认为见义勇为出现困境的原因可以理解为“陌生人的道德困境”本文主要从伦理和法律之间、伦理评价和伦理价值三个方面进行分析和展望。

三、对见义勇为研究趋势的展望

如何展望见义勇为这一传统文化，挖掘出见义勇为伦理学的现代价值，实现道德与法律、伦理之间的一个和谐，是学者们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

目前，学界对见义勇为问题的研究不少，但是多数是从法理、民法、商法和刑法等角度进行的分析，成书的专著也相对比较稀少。一般的说法和观点多是套用某些学科或某种理论并加以分析和论证，缺乏对见义勇为困境问题的相对独立和比较深入的思考，尤其表现在对见义勇为理论中涉及的伦理和道德的基本研究亟待考虑。

虽然见义勇为困境及其原因分析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多，但是大部分成果仍停留在表象上的分析，缺乏进一步的专研，而且还有一些曲意迎合社会中的热点，分析比较臆断。见义勇为的困境问题，本文认为主要从三个方面来研究和分析。

1、应从法律和伦理之间的关系阐述见义勇为

学者研究见义勇为主要从法律的角度进行研究和思考，从伦理学的角度相对稀少。这里先主要介绍法律和道德之间的关系。有的学者认为：“道德是一种以善恶为基本范畴的社会意识，是社会生活对人们的要求，体现的是‘自律’范畴;法律则是上升为国家意志的道德观念，并有强制力保证贯彻执行，体现的是‘他律’范畴。”[7]我们知道在一个法治社会里，法律是每个公民都必须遵守的强制性规范。古罗马法哲学家赛尔苏斯认为：“法律是善良公正之术。”而“所谓善良，即是道德;所谓公正，即是正义”。道德是人们在社会生活实践中活动需要的产物。道德告诉我们社会生活中的哪些“应该”和“不应该”;法律则是道德无法解决时，启动的最底层的强制的手段。也就是说当道德的效能不尽人意时，必须将道德的要求上升为法律的要求来实现社会的和谐。可以说见义勇为并不是一个法律概念，而是一个对于大家来说都不陌生的道德相关的概念。

那么，在法律和伦理之间应该怎样阐释见义勇为的困境呢？首先要清楚法律和道德、道德和伦理之间的联系，才能更好的理解这种困境。笔者认为，见义勇为对个人而言是善的要求，是道德的行为，是义务性的行为。而对于大多数社会上的人而言，不是一个普遍性的行为，义务性的行为，而是没有目的的超功利的行为。这其中可以理解为伦理层面的。而对于公安干警而言则是职业的正当行为。这层可以理解为法律上的关系。处理好个人与社会，摆正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见义勇为的困境就会少很多麻烦。

2、从伦理评价的角度分析见义勇为

倪愫襄学者把伦理评价分成了事实和价值两个方面。伦理价值一般指：正当、义务、良心、善与恶，这些都是我们做出伦理评价时，所用的价值词。有的学者从当代伦理学体系中存在的两大困境：功利论与道义论的对立与效果论和动机论的对立，认为：“正确的选择应该是在道德起源原则标准的问题上应该坚持功利论而反道义论;在道德评价依据的问题上应该坚持道义论反对功利论。”[8]伦理评价和道德评价还是有区别的，要区分这两个评价，就要清楚伦理和道德是从哪个角度分析和理解的。学界对伦理和道德的区分和辨析很多。有的学者认为：“‘伦理’ 专指道德准则和社会道德观念， 用‘道德’专指善恶。”[9]魏书胜老师认为：“道德是个体的，伦理是社会的;道德是纵向的，伦理是横向的。”[10]这里主要是从社会上和横向的角度来理解伦理评价的。对见义勇为从伦理评价角度来讲，不能有过多的苛责。道德是个体的、自主的，而伦理才属于社会的，大多数人的选择。人存在着一种特殊的生命本性―社会性，这是人的全部关系的核心。有的学者认为道德评价的根据只能是行为的动机。从伦理评价的角度讲，效果本身无所谓善恶，效果也就不能作为道德评价的根据。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主张：“动机和效果的辩证统一。”王海明则主张，动机和效果要分开来讲，认为评价行为者品德依据其动机;评价行为本身依据其效果。有的学者对动机与效果，从零效果，正效果和负效果三种情况下划分了动机与效果的关系，并指出效果与行为者的能力，判断力等方面是有直接的关系的，笔者认为这种解释是有道理的。

3、从伦理价值的视域研究见义勇为

从两个维度来解读伦理价值：伦理价值的个体维度和伦理价值的社会维度。不同的学者对伦理价值的理解也不同。倪愫襄把伦理价值分为规范和美德。他认为：“规范伦理表现为伦理价值的正当、义务等底线伦理的形式。而美德伦理表现为伦理价值的善、良心、德性等自觉的更高要求的伦理价值形式。”普理查德认为：“善作为某种目的设计的是动机，而‘应当’则只涉及行动，相互间不可互约。”见义勇为对于个人来说，是道德的、义务性的、应当的行为;而对于社会上来讲，不是道德，义务的行为，而是没有目的的超功利的行为。正当可以理解为是伦理价值的基础，是处于伦理价值底线和基础的;而善是伦理价值目的性、理想性的层面，是伦理价值的高层次价值。”笔者认为，见义勇为对于个人而言，属于伦理价值中善、良心、德性（美德伦理）的部分;而对于社会上大多数而言，则属于正当的（规范伦理），但是非义务的行为。因此，我们在伦理价值教育方面，对见义勇为的评价和认定，不应该仅仅局限于动机、效果或者二者的统一，而应该从更广泛的角度，以及给社会带来的积极影响这样才能更好的传递正能量。

近年来对见义勇为的困境主要从法律的层面来讲，从而遮蔽了其中蕴含的更重要的伦理价值的意义。见义勇为虽然是人们耳熟能详的词汇，但在现实中却存在许多见义不为的现象。因而从其原因和未来展望的视域出发，希望更多的人能关注从伦理价值的角度分析和考虑见义勇为，这对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的作用。

【参考文献】

[1] 张崇刚.“见义勇为”的成本与收益[J].喀什师范学院学报，2001（4）.

[2] 王修彦.新时期见义勇为价值系统的失调与重建[J].理论与现代化，2014（4）.

[3] 饶世权.对见义勇为道德评价的不足及其法律完善[J].重庆邮电学院学报，2002（2）.

[4] 王处辉.论中国社会价值系统的一主多元特性[J].江海学刊，2008（5）.

[5] 张世友，王倩薷.美德伦理引领与见义勇为行为[J].重庆社会科学，2012（3）.

[6] 吴绍珍.见义不为伦理困境产生原因解读[J].理论与实践，2012（6）.

[7] 刘煜，程刚.论法制视域中的社会道德构建[J].道德与文明，2013（5）.

[8] 田浩，李一宏.当代伦理学理论体系的两大困境及其出路――对立的道义论与功利论如何达成统一[J].求索，2008（11）.

[9] 郭永军.道德评价的根据再认识――从道德的本质谈起[J].山东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6）.

[10] 魏书胜.从人的生命本性看道德与伦理的区分[J].道德与文明，2009（2）.

[11] 张黎夫.一种关于动机与效果的新阐释模型[J].道德与文明，2003（6）.

[12] 余华.破解见义勇为难题-从道德与法律的二维视角[J].绵阳师范学院学报，2006（4）.

[13] 孙丽英.见义勇为的道德评价与法律评价[J].法治与社会，2007（12）.

[14] 刘云林.法律道德化的学理基础及其限度[J].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6）.

[15] 倪愫襄.伦理学导论[M].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

[16] 魏英敏.新伦理学教程[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17] 张传有.伦理学引论[M].人民出版社，2006.

[18] 周中之.伦理学[M].人民出版社，2004.

[19] 王海明.伦理学原理[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