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开“针灸”镇痛谜底的韩济生院士

他揭开了针灸镇痛的谜底，他开发出韩氏针灸仪，将针灸的治疗范围扩大到戒毒、戒烟、治疗孤独症等更广阔的领域。他就是中国科学院院士韩济生，对于他的评价，他的亲人和学生这么说：

别看他现在这副书呆子样子，年轻时，他的兴趣广泛着呢：唱歌、游泳、打排球、玩双杠、跳苏联鸭子步舞、当文娱委员……他还特别喜欢动手修东西。做一些精美的手工艺品，甚至会裁剪衣服……他是一个惜时如金、与时间赛跑的人，几乎把分分秒秒都用在了工作上。1994年从美国西海岸到东海岸，再到加拿大做报告，10天讲了14场，最后发着高烧返回北京

――夫人

父亲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人，与他交往不深时，会给人一种傻呆呆的感觉，三句话不离本行。实际上，他兴趣广泛、多才多艺。对国际政治、历史、旅游有着浓厚的兴趣，在书法、缝纫、电子技术等方面有极大的爱好。是一个非常热爱生活的人。只是紧张繁忙的工作使他放弃了全部业余爱好。

――儿子

我一生只挨过父亲一次打。小的时候我带着一幅猪八戒面具故意吓哭邻家的小孩，被父亲训斥。没过多久，因好玩我又旧戏重演，这次被父亲重重地打了手心，并受到严厉警告：打你第一下是因为你欺负弱小者；第二下是因为你明知故犯。记住：要爱护比自己弱小的人，绝不可欺负人。

――女儿

每年元旦，韩老师总忘不了给我们每一个海外学子寄来一张贺卡，捎来一份问候和祝福。从韩老师指导下的神经科学研究中心，我们得到的不只是科研上的成果，还有亲情、关怀和建立起来的手足般的友谊。无论走到哪一个角落，如同有一根无形的线牵着每一位学子的心，将我们紧紧连在一起。

――学生

真实、真诚，和蔼、平各。这就是众人眼中的韩教授。如今，韩老已经八十多岁高龄了，但他还在为事业奔波着，努力着，勤奋着……

总理的嘱托：针炙麻醉

1928年，韩济生出生在浙江萧山县城厢镇一个开业医生家里。济生，饱含了父辈对他深深的期望。在众多职业选择中最能直接体现“济生”内涵的莫过于医学。1947年，怀揣一颗报国救世的仁爱之心，韩济生考入上海医学院。

从1952年离沪到1962年到北京医学院工作，韩济生本想老老实实地跟着院里的王志均教授研究消化生理学，却偶然成为国家指派的“针灸麻醉”研究员。

“1958年处在‘’时代，当时国家提倡‘想干就干’。有一次，北京医科大学附属三院的外科医生用针灸止痛，给病人做了个摘除‘扁桃腺’的小手术，效果很好，他们就开始尝试用这种麻醉方法给病人做肺叶切除等更复杂的手术。慢慢地，国际上听闻了这种不打动刀的办法，都想跑来看看。后来，连西哈努克亲王也来到北医三院观看，‘针灸麻醉’后来还吸引了更多元首来华访问，这事儿直到惊动了。当时冷静地抛出一个问题：大家都来看‘针灸麻醉’，有谁能讲出它的原理吗?于是相关研究开始启动。”韩济生说，当时医学院的很多讲师并不看好这门“差事”，都抱着消极态度，避免接手。1965年，当命令下发给韩济生时，他没有推托。“三千年历史的针灸，一定可以有理可循!”

接手研究“针灸麻醉”后，韩济生没有按套路出牌，他并不急着苦背《黄帝内经》等古书，而是将“针灸麻醉”推向了实验室。“针灸一直在国际上存有争议，是因为我们无法用西医知识解释它的原理。比如，人们生病时，中医说气血不通，在不通的地方用针捅一捅，来调通经络。我希望可以用实验来解释它的道理。”

于是，韩济生开始进行初步实验。他和同事详细观察记录了194名正常人和病人的针刺镇痛规律。“我们发现病人在扎针前忍受疼痛的时长只有2分钟，而扎针后。忍耐的门槛提高到3分钟左右，出现痛觉迟钝的现象。”除此以外，他们还发现，在其中一个穴位上连续针刺30分钟后，不仅该穴位附近产生镇痛作用，且全身都有明显效果。将针拔出后，镇痛作用并非立即消失，而是每16分钟下降一半。

这种现象让韩济生提出一个假设：针刺时，体内产生了具有镇痛作用的化学物质，这些物质可能主要作用于中枢神经系统。为了验证这个假设，1972年，韩济生开始在家兔身上做实验，对“甲兔”进行针刺，将甲兔的脑脊液抽取注入到“乙兔”的大脑，“乙兔”也产生了镇痛反应。实验结果使他确信：脑脊液里含有镇痛物质。

随着实验的不断深入，韩济生逐渐发现，这些物质就是脑啡肽、内啡肽以及强啡肽等，它们是人体自身释放的一种神经肽。“我们用低频电脉刺激穴位时，可引起它的缓慢释放；高频刺激时，会强烈释放。实验结论表明，针灸学中关于‘在同一穴位用不同手法进行针刺，可产生不同疗效’的说法并非空穴来风，具备一定的科学依据。”

韩济生颇为欣慰地说：“当时，做课题实验的条件非常有限，不允许我们进行脑脊液中微量物质的分离和提取，欧美的科学家给动物做足底电击、冰水浸泡，才引起脑啡肽释放；我们用针灸轻轻刺激穴位，就可以办到。而脑啡肽、内啡肽等又是看得见、抓得住的物质，大家比较容易接受。”就这样，揣着沉甸甸的数据，1979年，韩济生第一次走出国门，站在了美国波士顿“世界研究学会”的演讲台，卜，用确凿的实验数据和创新的神经学理论，将东方人的针灸原理从头到尾地解释了一遍。这次演讲，使很多存有“针灸不科学”偏见的学者改变了原有的想法。

回国后，韩济生没有止步。打破“偏见”只是第一步，“针灸止痛”的应用才是关键。1990年，韩济生根据针灸原理制作出一款书本大小的“经皮穴位神经电刺激仪(HANS)”：只要把邮票大小的电极贴在穴位表面的皮肤上，通过电流进行刺激，就可以发挥与针灸止痛类似的作用。他携带仪器，出席各种免费讲演，帮助那些患有腰痛等慢性疾病的人治疗疼痛，并将“针灸麻醉”逐渐推广应用于临床医学的各个领域。“对于癌症患者，通过针灸刺激患者分泌脑啡肽等镇痛物质，使他们不再单单依靠杜冷丁等品，用药量可以降低一半。”随后，广州、北京、上海等医院借助他的理论，陆续在临床开始应用“针灸止痛”法。

1997年，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召开1000多人参加的听证会，讨论针灸是否科学、应该具有何种法律地位等问题。韩济生作为直接接受美国卫生部科研基金资助的科学家，对于“针灸疗法具有化学物质基础”的理论进行了科学阐述。从那以后，美国的医疗保险公司开始为这种治疗方式担保；美国政府也将他所开拓的“针灸理论”编入供医学研究生研读的高等教材《物质依赖》；英国的皇家医院也开始推广“针灸止痛”疗法。

深重的任务：针灸戒毒

据国家禁毒委员会办公室消息，中国目前登记在册吸毒人员121.8万名。而实际上，由于存在没有登记的潜在吸毒者。估计真实的吸毒人数是登记在册的1.6～

2.2倍甚至更多。

吸毒是一个严峻的社会问题，戒毒是一个亟待攻关的医学课题。续研究，他又为“针灸原理”瞄上了新阵地――戒毒。

确定目标后，韩济生的身影开始频繁出现在戒毒所、公安局，跟吸毒人员打起了交道。“他们告诉我，吸毒是一种‘飘’的感觉。随着毒瘾的加大，想获得这种‘飘飘欲仙’的，只能不断加大剂量。”韩济生在研究后认为，脑啡肽就像天然吗啡，可以帮助人们减轻毒瘾。由于吸毒人员长时间使用吗啡等药物，自身的脑啡肽分泌已变得非常迟钝，所以通过电疗针灸，唤醒脑啡肽的自然分泌，完全可以使他们减轻毒瘾。

紧接着，HANS仪器开始广泛应用于戒毒所。“吸毒者在使用20－30分钟后，就开始慢慢恢复平静，而戒毒的全过程需要维持两周左右。”为了激励吸毒人重新振作，韩济生和老伴儿掏出10万元积蓄设立了“韩氏戒毒不复吸奖”，奖励给那些意志坚定的成功者。为了防止他们复吸，韩济生还花钱雇佣社工，帮吸毒者做后期的监管治疗。“最初，100人中只有20人左右在一年后仍然没有复吸。但通过治疗和监管，这个数字又增添了二十几人。”韩济生欣慰地说。

此间，韩济生于2004年获NIH重点科研基金与哈佛大学合作研究针刺戒毒原理，其间兼任哈佛大学精神病学科兼职教授，以探讨“韩氏穴位神经刺激仪”是否能为可卡因吸毒者解除毒瘾；2005年6月，他又与吴阶平基金会、上海市针灸经络研究中心、上海市科委和上海市禁毒委合作，意在发起声势浩大的绿色戒毒、防复吸工程……

十几年的“戒毒战”中，韩济生又找到了更多的灵感，开始向孤独症、抑郁症等精神疾病发起挑战。2008年，韩济生将研究重点放在“孤独症”群体。“治疗失眠有药物，孤独症没有；治疗抑郁症有药物，孤独症没有；孤独症几乎没有治疗方案。”韩济生说，患孤独症的人群有3个特点：语言障碍、交流困难和重复动作。2008年春节，韩济生邀请了一批儿科医生，开始了“春光行动”。他告诉记者，“在大脑里，有两种物质，‘血管紧张素’和‘子宫收缩素’，它们是控制人际交流的‘友善物质’。当这种物质偏低时，人就会表现交流不畅、不合群。我们试图用针灸来刺激这两种物质的分泌，改善自闭症状。”在经过无数次实验后，韩济生决定给辅助对象无偿提供HANS仪进行治疗。有些孩子从只吃一种品牌的方便面，改善到可以吃水果等食品；有些孩子也从最初一个字的用语，变得连贯说话。这一切，都让韩济生觉得很温暖。

高尚的师德：真诚

“千教万教教人学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这是韩济生身体力行的座右铭。“我爱教学，得天下英才给予教育，是人生一乐。”韩济生说。

1993年，韩济生主编出版了我国第一部大型神经科学专著《神经科学纲要》，在一年多的时间内就汇聚了国内外69位华裔学者完成150余万字的巨著，被中国神经科学的创始人之一张香桐教授称之为“奇迹”。该专著1995年获得国家教委颁发的生物医学科技书目中惟一的特等奖，并获1996年卫生部科技书刊一等奖和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

与韩济生共过事的人对他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工作态度深有感触。而以常人的眼光来看，他的某些做法近乎苛刻、较真，甚至达到令人生畏的程度。对自己的每位研究生毕业论文他都严格把关，大到实验思路、网表设计，小到标点符号，绝不马虎。学生们都有这样一种强烈的感受，在不断修改和完善论文的毕业答辩过程中，是韩先生最为“刁难”他们的时候，也是他们科研能力再提高的过程。他反复告诫学生：实验一时做不出理想结果，可以慢慢找原因，但绝不能为赶文章，搞假结果。违背科学精神，做人、做事都不可能成功。他常以国外曾有人为个人名利，把小白鼠身上的毛染黑，称之为基因突变，因此身败名裂的例子教育大家。基于此，北京大学神经科学研究所在几十年的科研学术中从未发生过后面的实验否定前面结果的尴尬之事。

从1981年开始招收第一个博士生开始，韩济生已经先后培养了50多名博士生，目前大部分都在欧美工作和学习。

1998年，恰逢韩济生院士执教45周年，他的学生将他们与恩师的点滴回忆编成了一本书――《芳菲时节》，其中，几乎所有的学生都在书中提及受惠于实验室的周末午餐会。韩济生院士实验室的第一次周末午餐会始于1985年，至今已经坚持了近20年。午餐会既是大家互相沟通信息，进行学术论讨的地方，也是韩老师培养学生表达能力的地方。在会上，每个人都可以无拘无束地发表自己的想法和学术见解，大胆发言。正是韩老师对学生的这种广泛的能力训练，使得他们很快就适应了国外的工作方式。

每学期开学，韩老师都要亲自为实验室的每一位研究生准备一个半月的汇报记录本，并亲手用毛笔写上：“在科学的道路上”，以及每个人的名字。韩老师规定研究生必须不断总结研究中遇到的问题，以及提出对下一步研究工作的设想，并在每月1日和15日以书面报告的形式按时上交，他不但要求学生按时上交，他自己也在抓紧时间批改，将学生提出的问题给予及时的解惑。

韩济生院上不但教会了学生做学问，而且青传身教，潜移默化中教给了学生很多做人的道理。正是他的学者正气，赢得了学生广泛的尊敬和爱戴。

某单位审批学位点请他填写专家鉴定意见后，送上2000元人民币表示谢意，他按审稿标准只收下50元，其余如数退还。某学生拿着自己起草的出国推荐信请他审阅，她把自己学习成绩的名次写为：“top5％”。韩济生认真询问她的成绩后指出：“你的成绩不够‘top5％’，就不要写这句。科学就是要实事求是，你连对自己的评价都没有勇气求实，你将来所从事的科学研究能让人信服吗?”

韩济生曾给学生上过一堂“课外课”：他问学生，有一排10辆自行车成片倒下，你的车子恰好在最上层，你的反应是什么?是庆幸自己的车子在上层，推起就走，还是考虑到自己的车子先倒下才碰倒一大片，因此愿意把倒下的车一辆辆扶起?当你走到门口，看到后面有人跟随，你是闪身而过，还是把门推住几秒钟，给后来者以方便?韩教授对日常“小事”的分析，在年轻学生中激起了心灵的震撼。

在韩济生的感召下，北京医科大学神经科学研究中心所有的学生和研究人员都在奋力地为发展针灸医学和疼痛医学奉献着。1993年，卫生部批准该实验室建立“脑功能研究”部级重点实验室。谁能想到，这个实验室是从原来一个仅有3个人的针刺麻醉研究室发展而来的呢!

韩济生领导的实验室，既像一座钟表，又像一座熔炉，在有序而火热地向前运转。

缘自家乡的美德：勤奋

“我买了一本书，写的是麦哲伦航海。麦哲伦坚持着一次次远航，总算完成了自己的一个心愿。我觉得科学家也是在实现自己的心愿。”韩济生在工作和生活中也

是个远航者，朝着一个又一个目标进发。

在老伴朱秀媛眼里，韩济生是个工作狂：“工作累了中途小憩，他把双手搁在脑袋底下，手压麻了就会自然醒来，他再接着工作。”

女儿韩一虹仍记得，父亲当年要从天坛逆风骑车30多里路到北医去上班，她有一次央求说：“爸爸，外面风雪太大，你能不能等雪停了再走?”韩济生回答说：“我想看看，这回能不能再次战胜挑战。”他把困难都当成了磨练意志的机会，这种激情一直在生活中伴随着他。

“作为一个科学研究者，发愁的时间是长期的；愉快的时间是短期的。刚拨开迷雾见明月，一个新问题又来了，刚愉快一点，又开始发愁。”韩济生说。

韩济生就像是一台“双核”电脑，从密不透风的安排中挤出时间，在枯燥的研究之外不断找寻生活的可爱之处。采访中，韩济生的手指不停地在腿上写啊画啊。他爱练书法，可是从来没有充裕的时间练，就只能在自己的腿上写写画画；他原来跑步锻炼身体，因为没有时间，有时就改成了原地蹦跳。

每年暑假，韩济生都会到波士顿与哈佛大学合作科研3个月，每天背着书包走路上班。在路上，如果不思考实验问题，他就会用步距测量从家到实验室的距离。

有朋友曾向朱秀媛“告状”，“你们家老韩骑车太快，让他慢着点。”韩济生却说，“我的车速在不断调节，路两边没人的地方就骑快点，当做锻炼身体。中国人把自行车当交通工具，外国人当运动器材，我中西结合，效率更高!”

帮助韩济生编写戒毒科普读物的马达深深地被他发现美、创造美的能力折服，“哪怕是路过一个小小的徐家汇花园，他也会给地上练书法的老人、相互依偎的老年伴侣、盛开的鲜花照相!”有一次，马达注意到韩济生的羊毛衫两只袖子的肘部非常特别，就问韩济生，“这羊毛衫买来就这样吗?”韩济生得意地笑了，“我找人补的，还不错吧!”

韩济生的“抠门”是有名的，比如他总是将复印纸一面用过反面再用；把每天收到的大量信件的信封收集起来作为资料袋再次利用。他还上书北医大校长，建议校内交流的信件，信封用铅笔写，这样用橡皮擦后可以再次使用。而在儿女的记忆中，近十年来，孩子们从国外回来探亲，父亲只在学校附近的一个小餐馆请他们吃过一次饭……

但对于有益于年轻人成长的事情，他却“大方”得很。比如，为了提高效率、节省学生们的时间，他曾自费花500美元在美国购买了处理资料和作图用的软件；考虑到研究生生活待遇低，他总是将自己出国讲学所得的讲课费兑换成人民币，作为津贴，按每人的表现和贡献发给大家。同时在韩济生的心中始终充满着对教育事业的关注。当他获得光华奖学金后，他将一半捐给了实验室，另一半捐给了希望工程，为偏远山区小学建立一个图书室。这是北京市以个人名义捐资建立起来的第一个“希望图书室”。在捐赠仪式上韩济生讲：“书中自有五彩景，书中自有希望路，一本好书可能指出一条希望之路。可能改变一个人的一生，改变一个村镇……这是我对希望图书室的梦想，但愿梦想成真!”“父亲上楼都是快速跑步，每一步都迈两级台阶。他欣赏刻苦勤快的人，看不起懒惰散漫的人，憎恶偷奸耍滑、弄虚作假的人。”儿子韩松平说，父亲对他要求十分严格。1992年，韩松平在华盛顿大学做博士后研究，正逢父亲编写《神经科学纲要》第一版，父亲对他说，虽然他能胜任某一章的写作+但是另一个已毕业的研究生更合适，如果这个研究生不愿意写或者不能完成任务，才能由他接手写。“临近截稿日期的一天父亲突然说对方不能及时完成任务而由我来写。”这本书，是中国惟一一本神经科学教科书，成为了神经科学工作者的必备书籍。

“我曾经问过他，不竭的动力来自何处，他说，要是时间给浪费过去了，特别没劲，能做出一点成绩来我比什么都高兴，他的原则性很强，不愿做有短期效益的事情。”朱秀媛说，正直，是两人共同追求的目标，所以两人给松花江畔出生的儿子取名叫“松平”，希望儿子能够成为一个公平、正直的人。

“我的父亲常常提到，在老家浙江萧山，每个人都很勤奋，杂货店里的伙计盯着屋顶上的椽子就能把一大堆货物的价格算得一清二楚。”韩松平在高中毕业的时候回了老家，虽然没能看到能够娴熟心算的杂货店伙计，但是看到了当地人被日头晒得黝黑的皮肤和一年种三季稻的辛劳，他说，从那里，他找到了父亲顽强拼搏作风的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