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博弈论的上市公司财务报告舞弊研究

中国证券市场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已经具有了一定的规模，但它毕竟是一个新兴市场，市场体系和相关的法律法规制度还在逐步建立和完善过程中，许多方面还不够规范，这在上市公司财务报告舞弊方面表现得尤其突出。上市公司财务报告舞弊行为泛滥已成为影响我国资本市场正常运行的重要因素。目前，国内学者对财务报告舞弊的存在性研究已经取得了大量成果，但是对如何治理上市公司财务报告舞弊行为方面，一直局限在会计学角度。本文通过上市公司与证监会之间的博弈解析，以及基于博弈解析的案例分析来提出治理建议，以期对证券市场的治理有所帮助。

一、上市公司与证监会之间的博弈解析

（一）博弈假设

1、博弈主体假设：该博弈模型弈的参与人都是理性的，他们会在某种约束下做出最优化的理性决策。

2、行动策略假设：上市公司有两种行动可以选择：即过度盈余管理或正常盈余管理；证监会有两种行动可以选择：监管或不监管。

3、博弈顺序及信息假设：每个参与人对其他参与人的行动选择的了解不一定准确，本模型参与人的信息是不完全的，即本模型采用不完全信息静态博弈。

（二）博弈模型。从上市公司与证监会的策略组合来讲，有以下四种策略：（监管，过度盈余管理）、（监管，正常盈余管理）、（不监管，过度盈余管理）、（不监管，正常盈余管理），相应的支付矩阵为：

（第一个表示证监会效用，第二个表示上市公司效用）

其中，L0：代表上市公司正常盈余管理下的收益；L1：代表上市公司因过度盈余管理所获得的额外收益；P1：代表证监会对上市公司过度盈余管理所作的惩罚；C1：代表证监会监督上市公司所付出的代价或成本；S1：表示上市公司过度盈余管理对社会造成的负效用；1：证监会监管的概率；1：上市公司的过度盈余管理的概率；：监管部门监管中查实上市公司过度盈余管理的概率。

（注：假设在一定条件约束下，监管部门能够查出上市公司过度盈余管理行为的概率是一个常量，而不是一个变量。）

根据该支付矩阵，我们可以计算证监会的期望收益函数与上市公司期望收益函数，其中证监会的期望收益函数为：

EUZ=11（P1－C1）＋1（1－1）（－C1）＋（1－1）1（－S1）（1）

上市公司的期望收益函数为：

EUS=11（L0+L1P1）＋（1－1）1（L0+L1）＋1（1－1）L0＋（1－1）（1－1）L0 （2）

对 （1）中证监会的期望收益，就1求导，并令其等于零，即：

=1（P1－C1）＋（1－1）（－C1）＋1S1=0

对 （2）中上市公司的期望收益，就1求导，并令其等于零，即：

=（L0+L1－P1）＋（1－1）（L0+L1）－1L0＋（1－1）（－L0）=0

解之得：

证监会的最优监管概率：*= （3）

上市公司最佳过度盈余管理的概率：1*=（4）

综合上面的数学推理过程，可以看出，在证监会选择是否监管，上市公司选择是否过度盈余管理的博弈中，Nash均衡是存在的，Nash均衡为：*= ，1*=

（三）博弈解析结论

1、从（3）式可以看出：上市公司的非法收益额E1越大，证监会审查概率相应应该提高；证监会对上市公司惩罚力度P1越大，使上市公司管理高层不敢轻易舞弊，也使得证监会的审查概率下降。

2、从（4）式可以看出：证监会的监管成本C1越高，即证监会为查证上市公司存在过度盈余管理行为所花费的成本越大时，上市公司过度盈余管理的概率就越高；证监会对上市公司过度盈余管理行为的惩罚力度P1越大，上市公司舞弊的概率就越小；上市公司财务报告舞弊对社会效用S1造成的损害额越大，以社会福利最大化为目标的证监会自然会加大惩处力度，从而使上市公司的舞弊概率降低；上市公司的非法收益额L1越大，证监会审查概率相应也就越大；证监会对上市公司惩罚力度P1越大，使上市公司管理高层不敢轻易舞弊，也使得证监会的审查概率下降。

3、从（3）和（4）式还可以看出：证监会的监管概率和上市公司的过度盈余管理概率与证监会查实上市公司过度盈余管理的概率高度相关。如果较大，可以减少证监会的监管概率；同时也能降低上市公司过度盈余管理的概率。

二、基于博弈解析的银广夏案例分析

（一）银广夏违规的事实。从1998年10月起，银广夏宣布自己已经从德方客户手中拿到5，000万马克的供货协议；到2001年4月，银广夏经审计的数字表明其在2000年的对德出口额为1.8亿马克，仅在2000年，此项“利润”据推算即达到4.7亿元左右；与此同时，该公司公告自己已与德方客户签订连续三年、总额达60亿元的订货合同。为了证明这种超常规的暴利为事实，不仅有财务报表还有真实投入。为生产那种能够出口获得巨额利润的“萃取产品”，公司已经出资2.8亿元，于2001年6月在安徽芜湖建成新的生产线，更大规模的生产线尚在申报过程中，据称投资将达5亿元。而真正的事实竟然是，所谓“出口”纯属子虚乌有。

2001年8月2日，《财经》杂志发表题为《揭开银广夏陷阱》的文章，以大量的数据和调查揭露了银广夏舞弊的事实。随后，中国证监会迅速组织力量进行调查，经过一个多月的调查取证，查取了大量违规事实，形成两大箱近百本卷宗。经查证，1998年～2001年期间，银广夏累计虚构销售收入104，962.6万元，少计费用4，945.34万元，导致虚增利润77，156.7万元。其中，1998年虚增利润1，776.1万元，1999年、2000年及2001年上半年分别虚增利润17，781.86万元、56，704.74万元和894万元，而当期实际亏损分别为5，003.2万元、14，940.1万元和2，557.1万元。

（二）证监会对银广夏的处罚。中国证监会于2001年9月6日公布调查结果：“银广夏公司通过伪造购销合同、伪造出口报关单、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伪造免税文件和伪造金融票据等手段，虚构主营业务收入，虚构巨额利润7.45亿元。其中，1999年为1.78亿元，2000年为5.67亿元。此外，公司还存在隐瞒下属公司的设立、关停情况，虚假披露配股资金使用情况及对外投资情况等违规事实。”2002年5月14日，中国证监会对银广夏发出行政处罚决定书。按照处罚决定，对银广夏处以罚款60万元，并责令改正。2003年9月16日，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对银广夏刑事案做出一审判决，原天津广夏董事长兼财务总监董博因提供虚假财会报告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万元。原银川广夏董事局副主席兼总裁李有强、原银川广夏董事兼财务总监兼总会计师丁功民、原天津广夏副董事长兼总经理阎金岱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年零六个月，并处罚金3万元至8万元。随后，投资者发起了民事索赔，2004年年底，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对首例民事赔偿案判决，被告赔偿原告各项损失110，672.05元，但银广夏公司却无力赔偿。

（三）基于博弈解析的案例分析。从银广夏案例来看，第一，财务报告舞弊带来巨大收益。银广夏通过舞弊得到了三次配股“圈”钱2.54亿元的巨额收益，而其股票的流通市值到停牌时已比1998年末至少增加70亿元以上；个人利益方面，仅2000年银广夏董事局的经费就在1，200万元以上。第二，证监会和法院等有关部门处罚力度太小。依照现行的《关于经济犯罪案件追诉标准的规定》，公司向股东和社会公众提供虚假的或者隐瞒重要事实的财务会计报告，造成股东或他人直接经济损失50万元以上；或致使股票被取消上市资格或交易被迫停牌的，应予以立案追究。《刑法》第161条规定，凡提供虚假财会报告罪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并处或者单处2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罚金。根据《刑法》第229条第3款的规定，凡出具证明文件重大失实罪，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并处或单处罚金等，这些都说明我国证券法律制度中针对违规舞弊行为进行处罚的制度安排存在严重处罚过轻问题。另外，民事赔偿制度不健全，至今尚未有真正意义上的民事赔偿司法操作程序，投资者因银广夏会计信息披露舞弊而蒙受损失的民事赔偿也成了司法的空头支票。第三，财务报告舞弊被查处的概率较低。影响因素主要有：企业内部监督失效，外部独立董事、董事会和监事会形同虚设；内部会计人员工作独立性不充分；证券监管部门人力、物力、财力不足，职权设置不当，监管手段落后；社会信用体系尚未建立等。

综上分析可见，在现有制度安排下，银广夏违规作假使财务报告舞弊，其获得的违规收益大而遭受的处罚小，这正是其上市公司违规作假引发严重财务报告舞弊的根本原因所在。

三、治理上市公司财务舞弊的建议

（一）加大证监会处罚权限。从博弈解析和案例分析来看，增加对财务报告舞弊上市公司的处罚力度有助于降低上市公司财务报告舞弊的概率。然而，由于现行法规和条例赋予证监会的处罚力度过低。因此，建议通过相关法案的修改，使证监会对舞弊的上市公司的处罚力度加大。

（二）建立健全相关索赔机制。银广夏案件中股民的索赔成本较高，并且无法得到赔偿。如何有效地建立健全相关机制，是规范资本市场的重要课题。银广夏的舞弊收入巨大，但是舞弊成本很低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广大投资者并没有获得赔偿。现行机制甚至是变相鼓励了上市公司财务报告舞弊行为。

（三）加强证监会的业务水平。博弈解析中，如果证监会的监管成本降低、查实概率提高，就可以有效降低上市公司财务舞弊的概率，并且证监会可以降低监管概率。加强证监会的业务水平也是比较切实可行的办法。

总之，通过博弈解析和案例研究，可以看出上市公司财务报告舞弊的违规收益大小取决于三个方面：一是财务报告舞弊的直接收益；二是制度安排对财务报告舞弊所给出的处罚力度大小；三是财务报告舞弊被查及查证的概率大小。并且，财务报告舞弊的直接收益越大，制度安排所给出的处罚力度越小。在财务报告舞弊被查出的概率越低的情况下，企业所得的违规收益就越大。因此，以上三方面的情况将直接影响上市公司对会计信息质量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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