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老板是中国人

海尔在意大利东北部这个不大的范围内，即便有一个工厂，也没人知道。更别说在其他地方了。但它却是个巨人，家电产量位居世界第三。它的出生地在中国山东，当所有人都把工厂开到它的家乡时，它却一意孤行，或是远见，或是疯狂，把工厂开到意大利。这里一个工人的成本是那里的十倍。来我们这里投资的中国企业，海尔只是其中的一个例子。他们把处于危机的意大利企业重新扶植起来，跟当地的企业主进行合资，让企业重新开门营业，意大利人很愿意去他们那里工作。

对于像特雷蒙蒂那样的近视眼，在他第一次担任经济和财政部长的时候，曾经想说服布鲁塞尔用关税挡住远东的商品。他最近的一篇文章《担忧和希望》指出，2001年12月11日是欧洲走向灭亡的开始，因为那一天北京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从此开始了商品和人员的“入侵”。摘掉眼镜，凑近了来看，这只是故事的一部分，而且是最没意思的那一部分。

我们前面说到海尔，虽然是家电行业的铜牌，却鲜为人知：逆向投资，颠覆经济全球化的规律。你们可以做个调查，看有多少人知道这个巨人的名字。它从青岛起步（跟著名的中国啤酒――青岛啤酒源于同一地方），经过20年的发展，如今有300亿美元的营业额和5万名员工，在160个国家设有销售网点。也许情况在变化，我们看见一块路牌，指示去往海尔工厂的道路，工厂坐落在坎坡多若的一片凄凉荒野里，距离帕多瓦半个小时的车程，路牌上写着“奥运会官方赞助商”。事实上到现在为止，他们的秘诀就是：干活，干活，干活，形象随后。同样的模式，被许多决定征服“懒惰的”意大利的中国企业所采用。带来投资，带来就业，带来一种在“衰败的国家”已被忘却的乐观精神，一如《纽约时报》所描写的那样。

“2004年，在向我们投资的国家中，中国排第33位；2006年，已经排第10位了。第二年又提前了一些。”意中基金会市场及研究中心主任罗森达尔对我们说。该组织由罗米蒂发起并担任基金会主席，宗旨是加强双边的了解和贸易。

海尔的意大利总经理阿布里茨奥开始说，并按亚洲人的习惯双手递给我们名片。

“在这里，中国人只有我的助理和15名短期实习生。”

还有在进门处两块一样的钟，标着“这里”和“那里”，相差七个小时。他们投入资金，保留当地人员。

“他们在（20世纪）90年代末搞明白了，要征 服世界，应该经过欧洲。”

为了试探行情，他们派出一位生产经理，更像是一个旅行的推销员，来到古老的欧洲大陆。他说着乱七八糟的英语，拿着一本用旧了的样本手册，全是中文，想说服大型经销商的主管，销售那些谁也没听说过名字的冰箱。

“2001年，他们决定动真格的了。需要一个生产基地。他们选定Meneghetti，一个处于困境的冰箱生产企业。为什么选择意大利？因为我们是家电产业的发源地。准确地说，我们曾经是家电生产的强国，现在Ignis是美国人的，Rex是瑞典人的，Zanussi不存在了。但是这个环境还保留着家电生产的能力。”

海尔带着亚洲产品的坏名声，向上爬坡：

“从那时起，我们开始颠覆众人的传言：中国货价格便宜，质量差。没有品牌的作用，我们开始开发一个产品，让产品自己说话。结果这款冰箱赢得了红点设计大奖，欧洲一个重要的设计奖项。”

一款真正的全球产品：

“在中国构思，在德国设计，完完全全意大利制造。”

与利益相抵偿的是一种美德，用十倍的成本养活120个家庭。

孔子提倡谦虚精神，发号施令但不表现在面上。和记黄埔意大利3G公司（H3G）就是这样做的：

“我们320名高管中，没有一个中国人。”

H3G的手机集团总经理诺瓦里说，H3G是总部设在香港的跨国公司。其实他们完全可以设代表，对于60亿欧元的巨额投资来说，这是最近十年意大利得到的最大外资。管理的链条不长。

“我每天跟霍建宁通话，他是李嘉诚的左膀右臂，李是上级母公司和记黄埔的老板。每天的电话都是这样开始的：‘有什么好消息给我听吗？’问题可以在5分钟内解决，或者拿出所有必要的时间去解决。其他的时候我们完全自治，这是我的职业生涯中从未遇到过的。”

从诺瓦里兴奋的讲述中，可以感觉到他们是什么样的人：

“他们很喜欢我们的文化，有时候问得特别细，我回答不上来。”

他们特别关心人：了解到诺瓦里喜欢吃虾，每月他去伦敦参加分公司高管会议时，都用不同调料为他烹制虾。他们还为他的安全担心，因为他开一辆Smart汽车，认为以他对公司的价值而言，这辆车不够结实。他们还认识了他的家庭，经常询问他孩子的情况。总之，他们有点像我们意大利南方人那样讲关系，人际关系是良好合作的必要条件。

“当他们聘任我的时候，对我说：‘能力和经验是很重要的，但我们认为还有一件事更加重要，那就是：信任。’”

意大利的码头并不觉得缺少中国人。在那不勒斯，集装箱主要是中国远洋公司的，它是世界上排前几名的船主， 1995年和德里亚斯特的科苏里驰兄弟公司，以相等的股份组建了一个公司。资金各投一半，但人员上并不对等，90名员工中只有4名中国人。搬运集装箱的是科纳泰科，中国远洋公司和瑞士地中海航运公司（Msc）各占50%的股份，提供700个工作岗位，最近几年投资6300万欧元，强化那不勒斯码头的吊车和基础设施。2006年决定建设莱万特码头（位于意大利北部的西南端，濒临利古里亚海），这是业内最大的一笔私人投资，总金额4亿欧元，其中科纳泰科出资2.18亿欧元，其余的由金融市场募集。首席执行官雷格拉-德费欧说：“这个项目能够直接提供500个、间接产生3500个工作岗位。”

但这个项目谈了快十年，书面文件都准备好了，一个接着一个的紧急情况，不断向后推迟，中国人也许应该重新规划意大利港口的地理策略。

在工作上，合作共处的质量，跟随着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趋势在上升。

“20世纪90年代初，”中远热那亚公司的高管穆兹奥里回忆说，“我们的中国同事单独有一个办公室，他们关在里面抽烟，还有一个痰盂。中午12点准时吃午饭，然后要午睡一会儿，哪怕是坐着睡，晚上6点钟准时吃晚饭。”

就这些，他们跟当地人的人际关系几乎没有。后来，他们的祖国越是得到发展，这些来到国外的人就越是表现出自信。

“现在，他们愿意呆在我们的开放空间里，跟下级促膝谈心，他们很少有抽烟的，对体育和新闻表现出浓厚的兴趣。”

他们想打造和谐的办公室文化：“运用家庭公司的策略，关心个人生活，参与欢乐的聚会。”

不管是自然的还是刻意安排的，重要的是很有效果。

在这里，唯一的“文化冲突”是当中国人邀请意大利同事去中餐馆吃饭。他们点菜单以外的菜，可能是某个地区的特色菜，而菜单上的是给西方人准备的。不过那些特色菜，对于我们的口味来说，实在太难吃。

“不过现在，我们之间有了信任感，他们能够原谅我们有时谢绝他们的好意。”

当他们的妻子在夏天或者假期来到这里的时候，会邀请我们到家里作客，他们在家里做的菜不像餐馆里那么复杂，倒是更接近我们的饮食。但是禁忌还是有的。他们从不参与谈论国际政治：

“根本不可能听到他们评论自己国家的事情。”

但他们似乎很乐意去听关于意大利的和左派，维尔特罗尼意大利（PD）领导人。和贝卢斯科尼的辩论，“还有热那亚球队和桑普多利亚球队的比赛。”

“我们不是中国人，我们是地球人！”

（节选自《不死的中国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