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时代明镜”的文学工厂

不了解托尔斯泰，就不能认为自己了解祖国，不能认为自己是个文明人。

――高尔基《俄国文学史》

莫斯科河附近的托尔斯泰街26号，是一座美丽的草木葳蕤的庭院，越过临街的雕有花纹的木围墙，可见一栋橘红色的两层楼的木板房。院门口镶着的一块小小的铭牌上刻着如下俄文：“列夫・托尔斯泰故居博物馆，作家1882至1902年在此居住。”

这位1828年9月9日出生于图拉省拉皮文县的波良纳庄园的大文豪，虽然是名门贵族，世袭伯爵，却毕生都在探索社会的改革，尤其关注并致力于农民生活的改善。因此，托尔斯泰长期住在离莫斯科186公里的乡村。他不喜欢工业化程度日益提升的大城市，只是在1863年至1869年创作《战争与和平》期间，为了查找有关历史档案资料才去莫斯科。1881年9月托尔斯泰举家迁居莫斯科的主要目的，是解决几个孩子的上学问题。18岁的长子谢尔盖已到读大学的年龄。大女儿塔吉扬娜也要进莫斯科美术学校，托尔斯泰特意请列宾教她画画（博物馆里有一幅列宾1891年为塔吉扬娜画的肖像）。即使在莫斯科定居后，每年春夏季节还是经常回到波良纳庄园。1902年后，因儿女们都相继完成了学业，而这座庭院附近有家啤酒厂噪音很大，影响写作，年事渐高的老作家就很少住在此地了。1910年11月7日托尔斯泰逝世后，其二女儿玛丽娅成为房主人，十月革命胜利后，她将父亲的故居捐赠新生的苏维埃国家，1928年玛丽娅让出全部庭院，使其正式成为全民所有的博物馆，并担任第一届馆长。玛丽娅一直活到二战胜利后才去世。

当初托翁买下那栋橘红色的木屋时，只有一层，是他将其改建为两层楼的。据说这种木结构的住房非常干燥、暖和而舒适，最早的克里姆林宫就是纯木建筑。与楼房相垂直的一排也是橘红色的木平房，是托翁开设的出版社，用来排印和发行自己的文学作品，如今则是展览各种文字、版本的托翁著作及有关画册、资料的陈列室。我们一行中国人在翻译叶尔绍夫的引领下，把故居的16个房间一一作了较细致地参观。30岁出头的叶尔绍夫是莫斯科大学中文系毕业生，长相颇像大文豪果戈里（特别是那双深邃含笑的眼睛、饱满发亮的额头、向两颊包拢的长发和带有幽默感的胡子），我戏称他为“小果戈里”，他也笑嘻嘻地欣然接受了。他不仅汉语说得流利，对俄中两国的文学艺术历史都熟谙，所以使我们受益匪浅。

步入一楼的绿色门框的棕色小门，即来到一间不大的客厅，不管什么人，头一件事便是穿上一双特制的橡胶大套鞋，那套鞋能包容无论多大尺码的普通鞋，是用于保护室内的地板和楼梯的木阶的。据介绍，托尔斯泰故居的一切都是原物、原装和原貌，唯有地板和楼梯刷过一道油漆，而且大多铺设了地毯。即便如此，还要求参观者用橡筋箍上一双软底的胶鞋，可见管理者对世界级伟大作家寓所的文物何等珍惜。

一楼头一间是不大的餐厅，一张长方形的餐桌上铺着雪白的桌布，摆着盆碟刀叉等餐具及调味瓶。托翁全家就围坐在桌前用餐，那10几把整齐排列的靠背椅让人想象到其乐融融的家庭气氛。餐厅的鹅黄色墙壁一侧挂着布谷鸟钟，另一侧挂着二女儿玛丽娅的肖像，是大女儿塔吉扬娜画的。餐厅旁的一间小屋是放置碗柜和炊具、餐具的储藏室，所展示的各种锅盆壶碗杯碟，有金属、陶瓷、玻璃等质料，大都是本国产品，比较粗糙朴拙。“小果戈里”告诉我们，托翁的饮食极其简单，他本人是完全吃素的，不仅拒绝肉食，连牛奶都不喝，一般饭菜是燕麦、马铃薯和罗宋汤。

沿着一侧装有白色护栏的楼梯，我们登临第二层。首先踏入一间较为宽敞的大厅，是托翁全家人聚谈和娱乐的场所，也是接待宾客之处；其洁净的墙壁上安装着40支蜡烛和煤油灯，张挂着一些亲属（如夫人索菲娅、女儿塔吉扬娜、儿子谢尔盖等）和友人的照片，最令人瞩目的一张黑白像是招待来访者们的“大茶会”场景，时间为1898年4月的一天，画面为：十几位或坐或站的先生、女士围着一张椭圆形的大木桌，雪白的桌布上摆放着金属的茶具、漂亮的烛台与盛满点心、水果的盘子。托翁神情安详、慈和，与大家亲密无间的关系跃然其中。常言道“主雅客来勤。”这位文豪的好客想必是一贯的，因为在另一块蓝底桌布上，竟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客人们的签名。大厅旁即是托翁夫妇的卧室，索菲娅在卧室中间竖了一排屏风，并在隔开的外间置了几张沙发，权作她的客人接待室。索菲娅有自己的可以折叠台板的简陋的写字桌。

托翁夫妇一共生育了13个孩子，不幸夭折了5个。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房间，而且室内陈设和格调各不相同，如谢尔盖的卧室除了粗糙的木床、床头柜和书架外，还有一台钢琴。塔吉扬娜的闺房墙上挂的、桌上摆的满是肖像油画、人物素描等美术作品。而安德烈和米哈伊尔的工作桌上则放着书籍、公文簿与地球仪、文具、闹钟等。托翁对子女的培养、教育是很重视的，他在辛勤不辍的笔耕之余，亲自教孩子们学习法语、文学、数学、物理、化学等课程，甚至还教他们下国际象棋（古老的棋子、棋盘至今犹存）。夫人索菲娅则是家中的德语教师。索菲娅的原籍是德国，父亲在俄国皇宫里当医生，由于托翁经常去克里姆林宫里查找和研究古代文献档案，与索菲娅的父亲熟识，便有了这门异国婚姻，其婚礼还是在克里姆林宫的教堂里举行的，时间为1862年9月23日。托翁的以身作则、刻苦自励、坚持体力劳动、追求平民化的生活方式，势必要求子女养成艰苦朴素的作风。在故居里，我们随处可见有关的实物，如托翁耕田、锄地、种菜、挑水、砍柴、割草所使用过的工具，他用以代步的自行车（系俄罗斯自行车爱好者协会赠送，托翁是67岁以后才学会骑车的，他经常骑着它到户外兜风），他在冰天雪地中骑着瘦小的驽马出行时穿的旧皮袄，他在家园里溜冰时穿的冰鞋，还有木工桌案上陈列的几双托翁亲手制作的皮靴及其生产工具，其中一双皮靴是他为女婿苏霍京制作的。苏霍京曾把这双皮靴同托翁的12卷著作并列放在自己家的玻璃柜里，贴上幽默的标签：“第13卷。” 托翁见到后，非但不见怪，还诙谐地笑道：“这是我最好的一卷。”由此可以感察，这位作家具有多么独特、丰满的个性和超凡的人格魅力。

当然，最吸引我们注目的是托翁的工作室。那是二楼最里面、也是最安静的一间，不仅高大宽敞，结构也颇合理。一个长方形的大书桌占据了室内的中心位置，它的正面和左侧共有三扇大玻璃窗，采光极佳。深褐色的书桌设计精巧、美观，圆柱形的桌腿雕饰着优美的线条，桌面四周装置了矮小而好看的围栏，唯有坐人部位留有缺口，以便伏案书写，它让我联想到婴儿的可爱的小床。桌前安放着一把圆形座位的靠背椅，桌子右侧有一只厚重的皮沙发，前者乃为简陋的硬木家具，显然是作家长时间写作的坐处。后者厚重、软和、舒适，似乎是为来此小坐、交谈的他人准备的。桌面上立着两支一尺来高的蜡烛，平放着墨水瓶、蘸水笔、吸墨工具与纸张之类。托尔斯泰后期的大量作品就是在这张书桌上完成的。如：长篇小说《复活》、《天国在你们心中》，中篇小说《克莱采奏鸣曲》、《谢尔盖神父》、《哈泽-穆拉特》，戏剧《黑暗的势力》、《教育的果实》、《活尸》，论文《什么是艺术？》及《回忆录》等等。眼前，在留有托翁指纹、汗迹的书桌上，摆放着《复活》的一页手稿，供参观者瞻仰。

在莫斯科生活的这20年，是托尔斯泰世界观转变、发展的重要时期，也是他文学创作丰收的季节。对于中国人来说，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位最伟大的俄罗斯作家从1884年开始，对孔子、孟子、老子的思想和著述兴趣浓厚，情有独钟，他根据德文、英文、法文亲自将他们的《论语》、《道德经》等著作译成俄文，进行研究，1909年他出版了俄文的《中国圣人老子语录》。托翁在自己的日记里写道：“读孔子，越读越感到深奥与美妙。”（1884年3月29日）“我在研究孔子，我觉得其他学说都无聊。好像是恰到好处。主要是这个学说严于律己，当我独慎其身时，他能对我起良好作用。但愿永远坚持这种新鲜感觉。”忆及托翁对我国传统文化的高度挚爱和赞评，以及中国古代哲学思想、教育思想对他的深刻影响，同时想起这位大文豪的世界名著《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等在我国的广泛流传、深入人心，我对置身其中的托翁的工作室顿时平添了敬意和亲切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