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妄的“高兴”

贾平凹的新作《高兴》以写实的笔法叙述了进城农民的捡破烂生活，属底层文学，但它又与一般的底层文学有所不同，它不仅关注捡破烂农民窘困的生活状况，更关注进城农民的精神状态。小说原名《城市生活》，后来改名为《高兴》，“高兴”既是小说主人公的名字，又实中见虚，具有深刻的内涵。小说主人公也好，人物原型也好，“刘高兴”都是他们进城拾破烂后改的名字，可见，这部小说是充分写实的。小说既让我们看到农民这个弱势群体在城市充满悲痛、侮辱、无奈的生活，更让我们看到刘高兴这样的新型农民对城市文明的主动吸纳和接受，看到他们为融入城市所做的种种努力以及他们精神境界和生存策略的变化。作家描写了苦难，但没有强化苦难，而是用平和之笔，对此作了淡化处理。小说几经修改，最后由主人公刘高兴的第一人称叙事，并且让刘高兴乐观、宽容、自信的“高兴”声音居主导地位：“咱既然来西安了就要认同西安……不要怨恨，怨恨有什么用呢，而且你怨恨了就更难在西安生活。五富，咱要让西安认同咱，要相信咱能在西安活得好，你就觉得看啥都不一样了。”作家关注的是进城农民的心路历程，看重的是城乡生活、经济、文化差异给农民带来的心理、情感和情绪上的变化。刘高兴爱恋着城市，强烈地想改变自己的命运，成为一名真正的城里人，但城市会“认同”他吗？七个月的西安生活，击碎了刘高兴的梦想：“他爱这个城市，这个城市并不爱他”，迎接他的是五富的死以及自己无归宿的漂泊。书名起名为《高兴》，是一种“含泪的微笑”，它深化了当下农民工生活和精神世界的叙述。正如沈从文所说：“神圣伟大的悲哀不一定要有一滩血一把泪，一个聪明的作家有时是用微笑来实现的。”刘高兴生活在当下社会，他的思想和行动不可能不受到现代化意识形态的规训和影响。作家已经看到城市化、现代化历史进程中乡村及乡土生活方式的瓦解及传统乡村文化身份从单一向多元的变化。刘高兴的“异化”正表现了城市边缘人在城市/乡村二元对立中对城市身份的梦想和挣扎。

五富和孟夷纯是仅次于主人公刘高兴的两个人物。五富是随刘高兴进城的农民，他对高兴如影随形，但他们的精神世界却有着很大的差异。五富是个不折不扣的农民，他看重土地、房屋，爱惜粮食，具有鲜明的小农意识。孟夷纯也是从农村来到城市，靠卖身筹钱替兄伸冤。这两个人物与刘高兴具有互补性，在某种程度上，五富与孟夷纯分别代表着刘高兴的过去和未来。过去，刘高兴也像五富一样，“是传统的我们习惯认知的那种农民”（贾平凹语）。现在，他在城里追寻着自己的理想，梦想着（孟）平安（夷）和干净（纯）地靠自己的能力吃饭，开辟出自己在城市的生存空间，靠自己的能力弥合城市与乡村之间的距离。刘高兴一再强调自己“活着是西安的人，死了是西安的鬼”，但他处处体验到的是城市对他的拒绝和冷漠。作品结尾，一心要挣钱回乡的五富死在了城里，孟夷纯也被抓，虽然刘高兴说自己要留在城里，但茫茫然何处是归宿？将来，他会不会也要像孟夷纯那样屈辱地生活，精神迷失，灵魂异化？

《高兴》不仅对主人公刘高兴实现理想的艰难进行了描写，还对城乡文化的难以融合进行了形而上的思考。这主要是通过一些具有象征意蕴的情节表现出来的。比如：说卖肾。为了能盖房娶媳妇，刘高兴把肾卖给了城里人，“自我的肾移植到西安后，我几次梦里见到了西安的城墙和城洞门扇上碗口大的泡钉，也梦见过有着金顶的钟楼，梦见我就坐在城墙外一棵弯脖子松下的白石头上。”“我一只肾早卖给了西安，那我当然要算是西安人。”来到西安后，刘高兴始终像城市人一样穿戴言行，为人处事，而且自认为已经找到了移植自己肾的人，并成了“朋友”。但后来，他发现自己错了，他认识的城里人身上并没有移植自己的肾，而是肝，这使得刘高兴近乎本能的归属感动摇了。这个情节很容易让我们产生丰富的联想。西安（城市）接受了农民有生命力、有价值的东西，却不想接受付出这一切的农民。换句话说，农民用自己的劳动甚至生命供养着城市，但城市却不肯接受农村人。肾在这里显然成了连接城市与乡村、城市文明与乡村文明的一个纽带，但要使这个纽带完整、完美，并不是一朝一夕或想当然的事情。刘高兴与红色尖头高跟皮鞋的关系也有同样的作用。红色尖头高跟皮鞋是跟随刘高兴进城打工的陪伴物，刘高兴的理想恋人就是能穿上这双高跟鞋的女人。而“能穿高跟尖头皮鞋的当然是西安的女人”，这表明刘高兴的理想恋人不在乡村，而在城市，而且，这个城市女性一定是时尚的，是对生活充满了热情和追求的，这充分表明主人公对城市生活的向往，对现代文明的追求。但作品最后主人公寻找到的拥有这双鞋的并不是真正的城市女人，而是来城市谋生的女人孟夷纯，这在一定程度上暗示了主人公实现理想的艰难以及城乡文化的难以融合。

《高兴》虽然不像贾平凹的《浮躁》那样承载着厚重的内容，气氛也不再那样庄重严肃，但作品同样寄寓着作者的人生体验和深刻思考，同样具有浓重的艺术感染力。

参考文献：

[1]沈从文：《沈从文文集》第5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

[2]谢俊：《于破烂处重写现实――评贾平凹长篇新作〈高兴〉》，《文艺理论与批评》，2007.6。

孙淑芹：吉林延边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