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来关怀“临终关怀”?

松堂往事

关注中国临终关怀事业的人们，大多对中国第一家临终关怀医院松堂医院存有印象。

临终关怀是对人的生命与尊严的最深切的关注。它关怀肉体也关怀心灵，用一种有组织的特殊的照顾和服务，减轻病人肉体的痛苦，同时帮助即将辞世的病人减少对死亡的恐惧，使病人在最后的日子里感受到人性的温情，安详而尊严地离开人世。

冬日的一天下午，记者来到位于北京市南护城河畔、玉蜓桥西口的松堂医院。穿过铁道，爬过土坡，走进一座平淡无奇的院落。四排低矮的平房，几棵苍虬的古树，数盆翠绿的盆景，冬日温暖的阳光照射在一条洁静的甬道上，简单而质朴――生命的从容由此体现。

“松堂临终关怀医院”的院长名叫李伟。他创办这家医院，源于其特殊年代的一段心灵往事。

20世纪60年代末，李伟在内蒙古农村插队做赤脚医生时，认识了受人尊敬的张教授。张教授当时是“”，后来患了胃癌，临终时最大的愿望就是死后不再做“牛鬼蛇神”。为了安慰这个垂危的病人，李伟为张教授编织了一个善意的谎言：“我跟乡政府说过了，他们说可以给你恢复名誉。”

张教授带着安慰离世了。在草原的黄昏中，李伟在张教授的坟前伫立良久，回味着照顾张教授的20多天里带给他的心灵慰藉，产生了一个念头：将来一定要为临终老人做一点事，并将这样的关怀送给每个需要的老人。

“”结束后，知青李伟返城回京。靠着最初在邮市中赚来的钱，他开始了实现梦想的旅途。

1987年，李伟挂靠香山脚下的一家军队医院，进行小范围的临终关怀病区试点。两年后，随着政策的逐步宽松，他终于创办了中国第一所临终关怀医院――北京松堂医院。

社会的“子宫”

一份对10713个临终病历的临床研究表明，人的平均临终期为280天，接近10个月，与妇女十月怀胎的时间差不多，“生命的两极都需关怀。在人诞生前，需要母亲的子宫来呵护新生儿的出生；而为了满足老人临终的需求，帮助病人减轻对死亡的恐惧，需要社会的‘子宫’给予人文关怀。而松堂医院就是这样一个社会的‘子宫’。”李伟说。

松堂医院的服务宗旨是，满足病人的最大需要，让病人不带任何遗憾地离去。李伟根据对100例从死亡线上挣扎回来的老人的临床研究，了解到这些老人在生命转瞬即逝时，一个普遍的感受就是很想抓住一根“救命稻草”。因此，李伟要求松堂医院的每一个医生和护理人员，在老人去世前，如果病人家属不在身边，一定要紧紧握紧他们的手。“用温暖的爱心将生命画上一个完整的圆圈。”

在松堂医院，医护人员对老人以“爷爷”、“奶奶”相称。每个老人除了有临床医生外，还有专职的心理医生。根据松堂医院对8000多个病例的统计，有93％的老人没有。“他们没有宗教帮助他们摆脱对死亡的恐惧，因此需要心理医生了解病人的生活经历，与之交流，以减轻他们的紧张心理。”而每个病人的阅历、素质、生活条件不一样，需求就不一样，因此松堂医院的每个病人都有一套心理治疗方案。

城市中“游牧”

松堂医院建立的10多年间已经送走了1.6万名老人。平均年龄为79岁，最大年龄106岁。但这样一个关注特殊群体的医院，却有着种种不为外人所知的烦恼。

经济困境是其一。临终关怀医院收治对象比较特殊，收费低于普通医院。据李伟介绍，松堂目前对每个病人收取的护理费是每小时5角，住院费每天为16元，一个病人平均一个月花费1000元左右。遇到一些确有困难的家庭，医院还给予减免。这样一来，医院每年的收支基本相抵。1994年后，医院增加了一些针对老人善后的服务项目，才多了一些收入。

尽管松堂医院带有公益和慈善的性质，但几乎没有什么社会捐款。1992年，由中国老年基金会、中国老年报社和松堂医院联合建立的“夕阳工程”正式启动，可是三年中从社会得到的捐款仅有9726元。由于效果不佳，这个曾与“希望工程”遥相呼应的工程不得不停止运行。

更让松堂医院感到尴尬的是，多年来，它一直处在流浪之中。“建院14年，我们带着病床和老人搬了六次家，这在全世界的临终医院中，也算是个奇迹了。”李伟颇为感慨。

1987年，松堂医院刚创建时，在香山脚下租了一个营房，年租金16万元。随着市场开放，不久就有人给出25万、甚至30万年租金的高价。松堂医院不得不选择搬家。

经多方谈判，松堂医院在海淀区车道沟小区租下一栋配套楼，并与对方签下了期限30 年的租赁协议。1992年7月，松堂医院开始正式搬迁。

李伟记得，那是一个酷热的夏日。为了节省开支，医护人员没吃早饭就开始搬家，先将医院设施搬到车道沟，再一个一个地送老人，在最后一车搬家物品运到时，已是子夜时分。老人全部被送到车道沟，一部分已经进屋，一部分还在路边等待，有一个患有肺炎的老人还在打着点滴。在这过程中，小区里的一些群众听说搬来了一个临终关怀医院，有了怨言，“这不是八宝山的前一站吗？小区每天都要死人，太晦气了。”开始是部分人放话，后来就有近200名群众围堵在楼梯口，不让医院继续搬家。僵持到深夜，群众开始给区长办公室打电话反映情况，理由是：开发商欺骗了他们，配套楼原来是用于小区服务的，现在却为了挣钱，租给了一家医院。

“聚集的人越来越多，上下楼的通道被完全切断。看着外面躺在担架上的老人，想着里面的老人，护士们除了掉眼泪没有一点办法。”李伟每谈及此事，言语中透露的是无奈与气愤。

这次遭遇曾让一部分员工心灰意冷。但看着浑然不知情的老人，李伟下定决心：虽然有人不理解，但这个善良的事业仍要坚持下去。他给北京各大医院打电话，希望对方暂时收留老人，等松堂找到家后再接回去。但各医院均以没有床位回绝了这个请求。思来想去，李伟又给香山原来的院址打电话，对方允许他们先住一段时间，年租金25万。医护人员又从深夜忙到次日中午，返回了“老家”。

1994年，松堂医院搬到五棵松一个小木材厂，签了20年租赁协议；1996年4月，厂子改建，医院再次搬迁到位于东滨河路东口玉蜓桥下；两年后，为配合崇文区拆迁龙潭湖鸟市“还路于民”工程，医院搬到现址东滨河路旅馆，签了10年协议。

目前的松堂医院附近没有居民区，离城区又近，家属能方便地探望老人，是一块闹中取静的地方。一些病人家属对这个地点很满意。但事与愿违的是，松堂目前又面临被迫搬家的困扰。

北京市政府2001年40号令要求拆除铁路沿线30米内的建筑，改建绿化带。松堂医院院址虽然不在30米以内，但去年9月13日，医院所在的崇文区城管监察大队将一纸《限期拆迁通知书》贴在了松堂医院的门口，要求“东滨河路旅馆（松堂医院所在地）在通知书送达15日之内，将房屋自行拆除”。

虽然这份通知没有具体提到松堂医院，但李伟已经依稀看到了未来的命运。两名副院长马上在医院所在的崇文区内寻找新的院址，至今联系了30多家单位，不是因为租金太高，就是有人不愿生活在临终医院附近，目前还没落实一处。

在寻找新址未果的情况下，松堂医院先后七次向崇文区委、区人大提交报告，讲述医院的难处。报告提出，医院如果换一个新址，需要重新装修，并耗费不菲的搬家费用，希望有关部门能考虑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偿；如果有可能不搬，医院愿意贷款在原址改建一个有民族特色的新型老年医院。可报告至今没有回音。

其实，松堂医院遇见这样“扯皮”的事情已经“见怪不怪”了，原因就在于医院与“临终”和“非盈利机构”有关。

另一个问题是，正在进行的医疗体制改革由大病统筹向医保制度转换，可是松堂医院两次申报，却未能纳入医疗保险范围。其后果是70％入院病人的医药费不能再报销，这间接影响了病人的入院率。“临终关怀医院希望得到国家有关部门和慈善人士的支持，目前国家对临终关怀事业还没有正式的政策或经济的支持。这项事业是一个自负盈亏、自生自灭的行业吗？”李伟焦急地自问。

松堂医院的遭遇不是惟一的。在松堂医院之后，中国已有几百家临终关怀医院或设立临终关怀病区的医院，比较规范的约100多家。但多数临终关怀医院的经营并不理想，有的刚开张就门可罗雀；有的艰难维持，至今仍在负债经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