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汶川地震对外报道缘何赢得西方媒体普遍赞誉

已是汶川大地震后的第十天，新华社的三层发稿平面还是一片忙碌，平面大厅上方的电子屏幕上不断滚动着来自抗震救灾一线的新闻消息。

“中国媒体第一次达到了国际水准！”这是美国《纽约时报》在其关于四川汶川大地震中国媒体报道的长篇新闻分析中提到的一个观点。而美国《华尔街日报》也专门刊登评论文章，称赞新华社英文报道在汶川地震报道中反应迅速，敢于冒险，有人情味，专业性强，突破了过去“宣传机器”的模式。《华盛顿邮报》则在报道中指出，新华社对于地震灾难的报道超过了美联社、路透社、法新社三大通讯社相关报道的总和。这些媒体的评价，让我们看到新华社的对外报道在不断尝试探索、突破重重窠臼后正逐渐走向成熟。

长期以来，由于政治制度、价值标准、思维方式等不同，我们的新闻报道大多为西方媒体所排斥。在他们眼里，中国媒体在重大突发事件中通常反应滞后，对他们关心的一些问题解释得含混不清，因此对我们的报道总是持怀疑态度。而今天，新华社的对外报道却引来国际社会的普遍赞誉，这不能不令人有振奋之感。

《对外传播》：在这次抗震救灾报道中，你们用“特急电！北京有震感”向世界发出了第一条有关地震的消息，在对外报道历史上实现了第一次“凭感觉发稿”。能不能谈谈当时的过程？

严文斌：2008年5月12日14时30分过后，四川汶川发生的大地震波及北京。我当时正在新华社新闻大厦15层与同事一起研究奥运报道，感觉到一阵晃动，当同事大叫一声“地震了”后，我的第一反映是抓起电话，对位于大厦三层的对外部发稿平面大吼一声：“地震了，赶紧准备快讯！”于是迅速从楼梯以最快的速度跑到三层。当时，地震发生了，这属于重大突发性事件，我们的职责是要在第一时间将这一消息传递给全世界。但是，当时我们还未收到来自权威部门的消息，“震中在哪里”、“震级是多少”，一连串的疑问也让我们非常为难。尽管当时感到大楼晃动的同事很多，但谁也不能肯定这就是由地震引起的。一旦判断失误、发错稿子，可能引发严重后果，新华社作为官方媒体和读者信赖的权威新闻机构也将承担巨大的社会责任。因此，我立刻组织资深编辑和发稿人进行了一场简短的会商，同时安排人给地震局打电话联系，到地震局的网站查找线索，并向全国分社逐个打电话询问。在仍然没有结果的情况下，大家决定 ：打破常规，争取时效，不再请示，抢发快讯。最终，我们于14：45向海外播发了第一条一句话的特急电――“北京有震感”（FLASH: TREMOR FELT IN BEIJING）。有点遗憾的是，我们还是比外国通讯社发得晚了一些，路透社根据美国地质局测定的数据，于14 ：39就播发了“中国发生地震”的消息。而当时，在消息未经证实的情况下，我们只能说是有震感。

特急电发出后约一分钟，中国地震局关于四川汶川地区发生特大地震的通报由新华社总编室送达。14:47，我们于第一时间发出了关于震级、震中的消息。随后，展开滚动报道。

在这次震灾报道中，我们实现了第一个对外报道官方确定的震级、震中，第一个实现与成都联线报道，第一个报道灾区现场见闻，并在绝大多数关键节点上，实现了新闻的首发。曾在新华社担任英文改稿专家的克利斯・奥布莱恩在给美国《华盛顿时报》撰写的文章中指出，官方媒体已将危机传播理论付诸实践：真实、快速和抢先进行报道。他还提出，“这是第一次，新华社完全做到了”。

《对外传播》：“中国媒体第一次达到了国际水准！”这是美国《纽约时报》在其关于四川汶川大地震中国媒体报道的长篇新闻分析中提到的一个观点。那么何为国际水准？

严文斌：作为国际通讯社，大事发生时，必须立即有所反应。地震这样的重大自然灾害必然牵动人心，我们除了用最快的速度把消息传播出去外，还要不间断地报道事态的进展情况。

汶川大地震一发生，我们就启动了突发事件报道应急机制，直到今天，每天都是24小时发稿。为什么要24小时不间断发稿呢？我们的稿件如果在夜里12点以后发出去，国内的报纸可能截稿了，日本的报纸也可能截稿了，但欧洲的报纸还没有，那边是下午，而美国也还是白天，全球电视观众和网民都在关注我们的报道，所以只要有关于地震的最新消息，无论当时是凌晨几点，也无论我们的编辑多么疲劳，我们都要第一时间播报出去。这是一个世界级通讯社必须做到的。

因为我们的对外报道及时、全面，西方媒体都把新华社作为最主要、最权威的消息源，不断根据我们的报道进行更新。举个例子：地震发生后的最初几天里，我们每次打开电视机，都能看到CNN电视图像下方的滚动条不时打出“XINHUA（新华）”字样，播发关于震灾的最新消息，比如“新华社：总理飞往灾区”、“新华社 ：温总理说，抢救生命是第一位的”，等等。所有这些消息，我们都是首先播发英文快讯，然后再根据最新进展滚动发稿，同时在稿件中添加相关背景，以便于不熟悉中国的西方受众理解。

过去，在类似事件中，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批评之声多缘于信息的不公开、不透明，最好的情况也是快讯发完四五个小时后才有后续消息。待西方舆论大肆炒作、负面影响甚嚣尘上之后，中国媒体才“醒悟”过来，被动地组织反击，结果可想而知。这一次，我们完全是主动出击，既展现了全力救治的一面，也报道了灾难残酷的一面；既体现了积极向上的总体精神，也反应了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可以说“把能报的和不能报的”都报了。这也是我们在新闻报道中所体现的一种国际水准：客观、公正。

另外，只有专业化的传播手段才能使我们的报道达到“国际标准”。在震灾报道中，我们综合利用了消息、特写、分析、评论等多种体裁，大量综合全社各种新闻来源，打造了一个极为丰富的多角度、多层次的新闻产品库。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们这次播发的对外英文稿普遍较长，基本上实现了与国际接轨，不少稿件的详细度甚至超过了外电。

我们的对外报道能够体现出国际思维，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媒体人的国际化视野。我20多年前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读新闻研究生的时候就有一种理想：“真正从国际化的角度来做新闻。”三年多来，我担任对外部主要负责人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用外国通讯社的操作模式来设计、完善我们的整个编发流程和新闻操作模式，要求记者用外国人的思维来策划报道、采写新闻，特别强调我们的跨文化传播必须在西方同一个话语体系里进行。外媒的积极评价只能说我们这些年所走过的道路是正确的和卓有成效的

《对外传播》：此次报道与以往不同，媒体与全国人民一道在灾民生命攸关的时刻，全方位出击。新华社对外部的很多同志夜以继日、废寝忘食地工作，是什么样的动力支撑着你们？

严文斌：说心里话，我们很多人在这次抗震救灾报道中拼尽了全力，绝不是因为我作为部主任在监督大家工作，而是出于一种职业精神，也就是我们培养记者提得最多的要求：职业性、专业性。

灾情发生的当天下午，对外部的好几位年轻同志在离单位很远的郊区参加培训。培训一结束，他们立刻就赶到社里，与值班的同志一起投身到震灾报道中，一直工作到第二天早上8点，整整忙了一个通宵。等到上白天班的同志来了，他们才在我和他们的直接领导的反复劝说甚至是命令下回去休息。这是一种什么精神？这就是一种职业精神！也是我们这次整个报道过程中最主要的原动力所在。

地震发生后，人们都在关心震中汶川的消息。汶川到底遭受了多大的创伤？救援人员还需多久才能进入震中？人们揪着心，每天等待新的消息。作为新闻人，我们必须在第一时间把记者派到前方去，捕捉第一手的现场素材，采集独家新闻。在拉萨“3・14”事件发生后，我们就立刻派出了两名记者前往拉萨，他们发回了很多现场感极强的稿件，并和总社编辑密切配合，采写了大量有针对性的独家报道。这一次，我在快讯和详讯刚发完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赶紧选派部门的记者在第一时间赶赴灾区一线采访。

当晚，我们部门有很多同志争先恐后报名要去一线，连刚刚入社两三年、平时看起来很柔弱的女孩子都纷纷报名，在社外的一些同志还通过发短信、打电话的形式报了名。最后，一共有30多人报名要求前往灾区。

到目前为止，我们部门一共派去了17人，新华社大概派去150多人。这些记者深入到受灾的每一个乡镇、县市，铺就了一张细密有致的信息采集网络。新华社有效利用自己的资源优势，总社成立了抗震救灾应急报道小组，并在成都设立了前方报道指挥部，负责将后方的策划及时传递给前方的记者，同时对采访力量进行科学的调配部署。这些都是我们做好对外报道的体制和组织基础。

对外部赴前方采访的记者表现出了很高的职业素养。一位年轻记者途遇车祸，手和腿严重受伤，首先想到的不是个人的安危，而是要赶紧向总社通报情况、抢发快讯。我们的记者脑子里始终紧绷着对外报道这根弦，为此他们时刻关注在灾区采访的外媒动向，以便及时了解境外媒体的关注点，同时为自己的报道提供线索。

《对外传播》：与对内报道相比，对外报道需要有自己独特的视角，你们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

严文斌：从海外受众的角度来讲，对外报道除了第一时间传递信息外，还需要我们用独特的视角去采写一些深度报道。外国救援队抵达抗震救灾现场后，他们在做什么？国际社会有许多捐助，这些钱物是不是真正到达了灾民的手中？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可以对受灾国启动援助？救助过程中，中国政府又是怎样处理一些有争议的问题的？这些都需要通过我们的对外报道进行有针对性的解答。

比如，面对地震灾区痛失孩子的学生家长对于部分学校教学楼的建筑质量的质疑和悲愤的心情，对外报道没有掩盖问题，而以非常开放和积极的心态，大胆探索，主动引导舆论，及时说明了中国政府所采取的应对措施，有效回应了来自海外的质疑之声，树立了中国政府为民负责的形象。

我们播发的英文稿件《中国政府直面四川地震校舍倒塌问题》就是一篇有代表性的报道，如实地反应了中国政府对校舍质量问题的态度和调查的进展。事实上，关于部分中小学校舍在汶川地震中整体垮塌，造成大量学生伤亡的事件，一段时间以来成为海外媒体普遍关注的焦点，部分别有用心的西方媒体甚至企图通过炒作此事，达到丑化和歪曲中国形象的目的。如果我们的说明解释一旦“缺位”，失实报道必将被西方受众听信。这篇稿件在海外媒体中引发了较大反响，使外媒指责我方的“杂音”很难形成声势。

《对外传播》：与你的谈话中，我就感觉到任何一个媒体都要看准自己与受众的对接点，这个对接点应该如何去找呢？

严文斌：新华社对外部有七条发稿专线：中文、英文、法文、西文、俄文、阿拉伯文和葡萄牙文。我们说的“对外报道”是一个大概念，大概念下面还要进行细分，因为每一个语种的稿件都有其相对应的读者群。比如，我们的俄文记者就跟着俄罗斯救援队，全程报道他们在抗震救灾中所付出的努力，发回的文章十分感人。

还有，日本救援队也来了，日本的读者就会关心他们在灾区所做的工作。我们就派专人赶往灾区，并指派编辑专门与前方记者联系，编发了许多关于日本救援队的稿件。日本救援队的执著与努力，以及两国人民在灾难中的情感互动在我们的对外报道中都得到了体现。

其实，地震是人类面临的共同灾难，从震灾对外报道中寻找与受众的对接点并不困难：即对生命的关怀。所以，我们将笔触落到那些受灾的人群，从报道伤亡数字转向报道人的境况，从报道各级政府“宣教”式的救援举措转向刻画一个个生动的救援者与被救者之间的故事，从反思问责转向凝聚人心，唤醒人们对生命的珍重。

新华社的对外报道赢得了西方媒体的赞誉，也正是通过我们的报道，中国的政府和人民赢得了世界的尊重。

新华社中国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作过一项统计：在地震爆发后的第3天，在搜索引擎谷歌（google）上搜索有关“中国地震”的英文新闻，结果显示，全球英文媒体有关中国地震的报道中有60%以上是以新华社对外英文报道作为消息源。在雅虎搜索引擎进行类似的搜索，结果显示接近一半的关于地震的英文新闻引用了新华社的对外稿件。没有媒体传播的力量，中国不会在这一次感动全世界，并获得及时真诚的国际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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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周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