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李煜词中的佛教意识

[摘要]孕煜用他的词为人们营造了一个极为浓厚的悲剧氛围，同时也为自己骗造了一个苦苦寻求灵魂归宿的精神世界。李煜的词中表现出了很浓郁的佛教意识。本文试图从李煜词的悲剧意识、空虚梦幻的心理感受以及对消解苦难的努力的角度再读李煜词。李煜不仅有皈依佛教的虔诚，更有着词人对人类、对宇宙的终极关切，这是一种执著于探索生命的永恒、自由的文学和人生的态度。正是这样的探索和态度而不是他的亡国之悲叹遣就了李煜词在中国古代诗词中独有的价值和风景。

[关键词]李煜　词　悲剧意识　空虚梦幻　消解努力

[中图分类号]1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0)09-0069-02

李煜的词，无论在他的早期，还是在他贵为帝王时，或在他沦为亡国之君后，都充满了一种尘世的苦难气息。李后主用他的词为读者营造了一个极为浓厚的悲剧氛围，同时也为自己编织了一个苦苦寻求灵魂归宿的精神世界。

一、这个才人真绝代可怜薄命作君王――历史的误会

李煜做帝王，可以说是一个历史的误会。他是一位那个时代的艺术天才。“后主才识清赡，书画兼精，尝观所画林木飞鸟，远过常流，高出意外。”“李后主才高识博，雅尚图书，蓄聚既丰，尤精鉴赏。”“后主善书，道劲如寒松霜竹，谓之金错刀。”(《清异录》)李煜的音乐才能也很高，这在他与大小周后的交往中可以得到印证。

李煜是中主李的第六个儿子，按说帝位是轮不到他的。他生得阔额丰颊骈齿，一目重瞳子，这种所谓帝王之相，却使他颇受太子弘冀的猜忌。李煜为了避祸，自号终隐，别号莲峰居士、钟山隐士，一心邀游在自然和艺术的天地里，无心参与政事。“山舍初成病乍轻，杖藜巾褐称闲情。炉开小火深回暖，沟引新流几曲声。暂约彭涓安朽质，终期宗远问无声，谁能役役尘中累，贪合鱼龙构强名。”这是李煜早期所写的一首《病起题山舍壁》。山居生活，炉开小火，沟引新流，主人公杖藜中褐，颇有隐者风度。“浪花有意千重雪，桃花无言一队春。一壶酒，一竿身，世上如侬有几人。”“一棹春风一叶舟，一纶茧缕一轻钩。花满渚，酒满瓯，万顷波中得自由。”这是李煜写于早期的两首《渔夫词》。风波江上，独来独往，天地之间，自由出入，何等的闲情逸致，又是何等的气派非凡。

李煜任情率真，毫无顾忌，纵情声色。“晚妆初了明肌雪，春殿嫔娥鱼贯列。凤箫吹断云水间，重按《霓裳》歌遍彻。临风谁更飘香屑?醉柏栏杆情未切。归时休放烛花红，待踏马蹄清夜月。”这首《玉楼春》展示了豪华富丽、神采飞扬的宫中景象。晚妆初了，肌肤如雪，一队队宫娥鱼贯而入。风箫龙吟，歌乐喧天，在一片扑鼻的芬芳馥郁中，这位年轻的后主神驰心醉，连击栏杆。如此这般，却仍未尽兴，归时不许烛光照路，而要纵马踏月，独作清夜之游。

他写艳情生活写得最生动、最形象的要算《菩萨蛮》了。词中写道：“花明月暗茏轻雾，今朝好向郎边去。划袜步香阶，手提金缕鞋。画堂南畔见，一晌偎人颤。奴为出来难，教君恣意怜。”这首词叙述小周后私会后主时的情形。全词在精细地描绘环境氛围和刻画人物活动的同时，更注重表达人物的心态意绪，因而人物形象的塑造显得更具体、更生动、更具有艺术魅力。

“红日已高三丈透，金炉次第添香兽，红锦地衣随步皱。”(《浣溪沙》)也可以看出李煜作为一个帝王的奢侈豪华。他纵情地生活，只是为了用片刻的欢愉来抵御无常的人生。“寻春须是先春早，看花莫待花枝老。”因为看到了青春和美丽的转瞬即逝，所以有种及时行乐的想法。他看到了人生的无常和短暂，所以及时行乐，潇洒人生，如果作为一个普通人，也许没有什么值得去说的，可是他是一国之主，他的人生不仅仅是他自己的，他还属于他的百姓，他有他作为一国之主的职责，可是他做得不够好。

二、人生愁恨何能免销魂独我情何限――浓郁的悲剧意识

命运是捉摸不定的，一个人的一生可以包含两种甚至多种极端的反差，李煜一下子就从至尊至贵的天子滑落到“臣虏”的地位。李煜亡国的痛苦更让他对于人生的不能自主有比常人更深的体会，因而他的词就常常由对自己一生的忏悔扩展到对整个“人生”的悲悯和怀疑，升华为对生命本体的感受。亡国后李煜的痛苦开始绵绵不绝，这是他创作源源不断、自然流畅的源泉。

当他过起屈辱的“臣虏”生活时，除了“日夕以眼泪洗面”外，就只是拿起词笔“长歌当哭”，抒写内心无尽的悔愧哀思。如《破阵子》：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凤阁龙楼连霄汉，玉树琼枝作烟萝。几曾识干戈?一旦归为臣虏，沈腰潘鬓消磨。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垂泪对宫娥。词的开头四句，从大处落墨，极力渲染立国前后四十年的鼎盛繁华。然后，作者笔尖横折，写出一句自艾自叹的“几曾识干戈”。于是，富丽堂皇的帝王气象以及处处生辉的美好景象顷刻间淹没在“几曾识干戈”的无奈中。词的最后三句，李煜不无悲伤地描述了他出降时的尴尬：人轻命贱的宫娥们，尚能为他演奏最后一曲“别离歌”，而他信任的大臣们，却不知逃至何方。面对这悲哀的场面，李煜一肚子悔恨的苦水都化作酸楚的泪水，无可奈何地洒向宫娥。降宋后与徐铉相见日，“后主相持大哭，乃坐默不言。忽长吁叹日：‘当时悔杀了潘佑、李平。’”(《默记》)由此可见，他悔恨的心情有多浓、多重。此外，他的《浪淘沙》中的“往事只堪哀，对景难排”，“想得玉楼瑶殿影，空照秦淮”，《子夜歌》中的“故国梦重归，觉来双泪垂”等词句都深含着一种自责自怨的愧疚感。

尽管李煜是懦弱的，但是在现实的苦难面前，他并非逆来顺受，无所作为。他时而低回，时而悲怆，时而呐喊，时而痛哭，如孤雁哀唳，如杜鹃啼血，不甘心自己被桎梏和毁灭，苦苦挣扎，尽管微弱，然而执着。他以纯粹的眼泪吟成了反抗悲剧命运的哀歌。席勒认为：“哀歌在自然与艺术，理想与现实中描写那已失去的自然和不可企及的理想，哀伤和惋惜是主调，必须在理想的照耀下，使有限的个人悲伤变为无限的内容，使对象越出有限的束缚而获得永恒的意义。”李煜落花流水的哀歌正是通过自己对生活悲剧的人生体验，转化为深层审美体验，从而使人世无常的悲苦获得诗意的普遍性。

三、往事已成空还如一梦中――空虚梦幻的感受

李煜在遇大不幸后，把所有的生命热情都转移到文学创作中来，用词叙说自己的悲剧人生，抒发自己的悲剧体验，这种生命价值实现途径的转移，生命能量的移置确实给词人以倾吐过后的暂时的心理平衡与宁静甚至畅快，起着消解词人心中凝重的悲剧意识的重要作用。除此而外，中国封建社会特定的社会结构使这个时代的文人极易滋生出英雄末路、怀才不遇、生命苦短的悲剧意识，而中国传统文化中，相应地积淀了诸如酒、仙、梦、山林之类的悲剧意识的消解因素。我们可以发现在悲剧意识的这些消解困素中，李煜偏爱的是梦，他的词中有关梦的意象很多，如：

《望江南》其一：“多少恨，昨夜梦魂中。还似旧时游

上苑，车如流水马如龙，花月正春风。”

《望江南》其：“闲梦远，南国正清秋。千里江山寒色暮，芦花深处泊孤舟，笛在明月楼。”

《浪淘沙令》上阒：“帘外雨潺潺，春意阑珊，罗衾不耐五更寒。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

《清平乐》下阕：“雁来音信无凭，路遥归梦难成。离恨恰如春草，更行更远还生。”

《子夜歌》中有：“故国梦重归，觉来双泪垂。”

这5个梦都是归国之梦。重回故国的向望对于身为阶下囚的李煜来说，是没有任何实现的可能性的。为了缓和这种因主观愿望受阻而生的痛苦，词人只得选择梦作为对现实追求落空的补偿，但梦毕竟只能给予词人痛苦的心灵以一晌的慰藉，而梦中的情境常与词人梦后眼前的现实构成鲜明的对比，反而使先前的悲剧性体验得到进一步的强化。李煜对梦不停歇的追逐，除了表现他的颓放、对现实苦难的逃避外，同对表现了他对重回故国这个愿望的精神上的坚持、不放弃。因为梦“除了表现为对现实追求的放弃外，还有另一方面的功能，即表现为对现实追求的执着。梦以表现为对现实悲剧意识的提醒执行着执着追求的功能。”从这一层面说，梦也表现了李煜在生命无常的悲剧中一定程度的对抗。这种对抗，无疑是极大地增强了李煜词中那种悲剧体验的感染力的。

四、赖问空门知气味不然烦恼万途侵――消解苦难的努力

李煜出生于一个信佛佞佛的帝王之家。南唐烈祖、中主都崇奉佛教，精通佛理。到了李煜，随着国运的衰危，其信佛佞佛之举更甚，史料笔记多有记载，如《十国春秋》记：“国主与后顶僧伽帽，衣袈裟，诵佛经，拜跪顿颡至为瘤赘。”李煜如此信奉佛教，对其创作也产生很大的影响。

唐圭璋先生曾在《屈原与李后主》一文中将二人思想进行比较，认为屈原属儒家，后主属佛家。文章说：“后主以酷好浮屠，受佛家之影响甚深，故于创剧之余，则方产生人生悲悯之念。”这一体认虽源于王国维，却比王氏之论更为明晰具体。“一生几许伤心事，不向空门何处销?”(王维《叹白发》)国事的衰危、性格的懦弱、经历的奇特、家庭的影响等，都促使李后主走向佛门，寻求解脱。他由“背世返能厌俗态”(《九月十日偶书》)、“栖迟背世同悲鲁”(《秋莺》)的厌世心理，发出“暂约彭涓安朽质，终期宗远问无生”(《病起题山舍壁》)的感慨，由“前缘竟何似”的思索，进而提出“谁与问空王”(《病中感怀》)的诘问，最后跪拜在佛门面前，“赖问空门知气味，不然烦恼万途侵”(《病中书事》)，这就是李后主皈依佛教的心灵轨迹。佛教思想影响了李后主的人生和创作，而从其创作又可反观其佛教思想。

佛家所谓“一切是空”的观念此时深深地影响着李煜，“天上人间”的生活落差带给李煜无法言说的悲凉和痛苦，他选择了皈依佛教，以求得内心的平静和解脱。他把这种愁肠百结的哀伤和痛入骨髓的悲怆都融注在一种风行草原、马驰平板的吟唱里，并创造了洗尽铅华的高远意境。王国维说：“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所以他的后期词大都从大处落墨，开阖纵横，不作点滴细琐的摹写。他忆及往昔的美好生活时，有“船上管弦江面绿，满城飞絮滚轻尘”，“千里江山寒色远，芦花深处泊孤舟”(《望江南》二首)，“还似旧时游上苑，车如流水马如龙，花月正春风”(《望江南》)，“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破阵子》)，可谓神泰气畅、意远境阔；他写愁恨时，更具有一种深沉浩渺的宇宙意识，如“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乌夜啼》)，“人生愁恨何能免，销魂独我情何限”(《子夜歌》)，“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虞美人》)。由此可以看出，李煜的后期词体现出境大意远的审美特色，这和他对佛教中“超脱”的领悟是有很大关系的。

王国维先生在《人间词话》里说“后主之词真所谓以血书者也”，又说“后主则俨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很多人对这句话很不以为然，甚至觉得这样的评价实为太过。俞平伯先生也说：“此皆推许太过，拟不于论。”其实，我们仔细考虑一下，王国维的话不过是一种借喻手法。血书者，是说后主词中所表达的感情，其哀伤真挚有如血泪凝铸而成，并非真指用“血”来作词也。“担荷人类罪恶”，也不过是比喻后主词中所表达的虽系个人一己之悲哀，然而却是包容了所有人类的悲哀，正如释迦基督之以个人一己承担了所有人类的罪恶，并非真的说后主完全承担天下罪恶的意思。这样看来，王国维的批评也是一个独到的见解。

[参考文献]

[1]詹安泰(校注).李煜词.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