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因迷信技术而忘记教育的价值

杜威曾说：“几代人以前，基础教育改革的最大阻碍在于对语言形式（包括数字）的迷信，并据此去训练思维;今天对实物的迷信阻碍着改革的道路。”当下这两种迷信不仅没有消除，还增加了对“四人小组”“四面黑板”、现代教育技术的迷信。对技术的迷信背后其实就是对教育的效率崇拜。

某些教育人的可悲就在于“将各种追求效率的方法应用至课堂学习、教师、学习计划、学校组织、管理功能乃至整个学校系统，由此产生了对效率的疯狂追求”，总是希望我们的学校教育尽早出现着眼于“标准”的批量化生产的模式和技术，于是热衷各式各样“标准”“规范”的制定，对考试工厂的追捧也就成了一种普遍心理。

因而渐渐地，他们遗忘了教育的价值所在。杜威在《我们如何思维》中这样告诫我们：“教育应当使人都具有学者、科学家和哲学家的精神，不论他们的职业兴趣和目的如何。但却没有道理认为一种思维习惯就比另一种优越，也没有理由强制地将实际型的转变为理论型的”， 从思维的层面来看“每一个人都有这两种能力，如果这两种能力能够紧密地联系起来，那么每个人的生活都会更有效更快乐”，“教育的目标应该保证两种思考态度的平衡融合，并充分考虑到个人的性格，不能阻碍和限制他自身所具有的强大力量”。

我们需要明白，人的个性化，即便是具体到个体的人，也是多元、变化的，因为生命如此，必然决定了教育如此，不是刻板化和模式化。

但某些教育人眼里只有分数和升学率，一旦谈及学校办学业绩的时候，津津乐道的就是考试与升学的数据，似乎除了这两方面的数据以外，就没有什么可以用来证明的了。

卡拉汉在他的《教育与效率崇拜》一书中这样说：“虽然教育不是商业，学校亦非工厂，但任何有理性的人都不会否认：将某些适合学校工作的商业实践引进来是合情合理的。但它们是达到目的的手段――目的是为我们的儿童尽可能地提供最好的教育。若把效率和经济效益当做了目的本身，我们儿童的教育就必然会受损，而在那个效率时代，教育领域确实如此。”

在这样的格局下，作为学校管理者，如何从短浅的“效率”眼光中跳脱出来，从利益的疯狂角逐和百般讨好中觉醒，也许正是我们需要反思的事情。一个真正合格的管理者，或者说教师，应该有合乎自我的教育信条，而不任人摆布深陷于“效率”的无尽攫取中。所以，在甚嚣尘上的考试工厂、应试神器、惊人模式和神州旋风面前，作为教育人，我们都要有自己最起码的分辨力和敬畏心。

遗憾的是我们许多学校管理者在热衷于教育效率的同时，更热衷于个人的著书立说，希望“通过这些书把商业管理观念传达给新一代的管理者”。究其实，这是商业管理思维的不断强化和控制，希望所有人可以按照他的方式操作课堂、操作成绩、操作教育，说到底，这一切的背后，就是大写的两个字：“效率”。

如何打破这样的困境，从唯效率论英雄的思维定势中走出来，“教育家和其他领域的人都必须做出巨大努力”。

我们必须认识到，优秀教育是不可能以大批量生产为基础的;我们必须认识到，要获得真正的专业能力没有捷径可走;我们必须认识到，要有足够的资金吸引和留住那些优秀的教师，给他们提供书籍和实验设备，最重要的是配置合理的教学工作量，而不是无限制地增加工作量。

或许以上三方面都是无效率的，乃至是反效率的。但正因为商业上的效率崇拜在教育中的机械迁移所引起的种种灾难，所以才为教育要回到每一个人的生命个体，回到当下的情景，回到现实的经验，回到需要和反思，提出了一个参照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