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安终未轻子敬

内容摘要：谢安十分欣赏献之其人，为何在众多书学史料中，似乎对献之极为出色的书法才能并不看重？本文从“公当胜右军”一语入手，结合史料梳理分析，认为“谢安不重子敬”的观点存在误读和偏差，他对王献之书法的评价和态度，总体上一分为二、动态多元，但肯定和欣赏是其最终倾向和主要方面。

关键词：谢安 终未 轻子敬 公当胜右军

东晋名相谢安深通书法，被王羲之称为“卿是解书者”〔1〕，《晋书》记其善于知人。解书、知人的谢安，十分称赏王献之其人：品评王氏兄弟时，独赞献之‘小者佳’；后来“甚钦爱之，请为长史”；加封太保后极力推荐献之任中书令，参与执掌“中枢机要”。〔2〕

然而，在书法史的描述中，谢安对王献之极为出色的书法才能态度复杂，颇多矛盾：虽有“公当胜右军”的极力赞赏，更有“物论殊不尔”的反驳及“题后答之”“裂作校纸”的种种举动，而后者频频被提到，由此给人们留下了“谢安不重子敬”的总体印象。

为什么出现这些矛盾和差异？结合史料梳理分析，原来很多说法和观点在流传过程中存在误读和偏差，过多强调了谢安“不重子敬”的一方面。事实上，谢安对王献之书法的评价和态度，虽然总体上一分为二、动态多元，但肯定和欣赏是其最终倾向和主要方面。

一、“公当胜右军”应为谢安对献之书艺的由衷叹赏，“不重子敬”之说值得商榷

唐代李嗣真《书后品》有“故谢安石谓‘公当胜右军’，诚有害于名教，亦非徒语耳”〔3〕 的记载，以此言之，谢安认为子敬书法不逊乃父，甚至已经胜过羲之。在名为《后书品》、实为《书后品》另一版本的记述中，这段话成了“故谢灵运谓云：‘公当胜右军’，诚有害名教，亦非徒语耳。”〔4〕

从语气及称谓看，“公当胜右军”似对子敬当面所言，否则不应称子敬为“公”而称羲之为“右军”。虞龢《论书表》载：“谢灵运母刘氏，子敬之甥。”〔5〕 可知羲、献为其长辈，则此言不会出自谢灵运，而谢安的身份却十分合适。如为谢灵运在与他人谈论王献之书法时所说，逻辑上没有问题，但不应同时出现“谓云”二字。“公当胜右军”语出谢安，应该没有什么疑问。既然曾说“公当胜右军”，理当不会轻视子敬，谢安在太极殿建成后，“欲使献之题榜，以为万代宝”〔6〕，便是极重子敬书法的有力佐证。

对于“不重子敬”的原因，有人认为谢安作为老辈士人，对子敬过于另类的创新书体无法接受。其实，谢安虽然长于献之，却并不刻板守旧，谢安曾批评庾仲初《扬都赋》是“屋下架屋耳，事事拟学，而不免俭狭”。足见谢安乐于接受新生事物，对献之的勇于创新应是可以接受、并且鼓励欣赏的。

二、“王谢对答”版本众多，互相矛盾，“固当不同”才是献之自论“二王”书法的基本态度

在不少书论中，对王献之“故当胜”一语的当面反驳，是谢安“不重子敬”的有力“铁证”。但在很多史料中，具体情节颇有出入，甚至大相径庭。

孙过庭《书谱》的描述是：“安尝问子敬：‘卿书何如右军？’答云：‘故当胜。’安云：‘物论殊不尔。’子敬又答：‘时人哪得知！’”〔7〕《世说新语》中子敬的回答是“固当不同”〔8〕，唐代许嵩《建康实录》里则又成了“故当不如”〔9〕。

献之早年远逊羲之，并无疑问。此问当在献之书艺日精、声名大噪之时。对书法相当自信的王献之，坦承“固当不如”的可能性实在不大。另一方面，献之少时曾偷偷代父题壁，羲之回来看到后感叹“吾去时真大醉也”，这一举动当是见其不佳，意欲激励，实为一种委婉的教育，所以羲之叹罢“敬乃内惭”。经过教育和磨砺，逐渐成熟的王献之骄狂之气必当收敛，他后来上表时曾谦称“臣书画不逮臣父”，尚不至夸下海口“自称胜父”。

去晋不远的宋明帝在《文章志》中有段描述耐人寻味：“或讯献之云：‘羲之书胜不？’‘莫能判。’有问羲之云：‘世论卿书不逮献之？’答曰：‘殊不尔也。’它日见献之，问：‘尊君书何如？’献之不答。又问：‘论者云，君固当不如？’献之笑而答曰：‘人那得知之也。’”〔10〕可见二王本人都不承认逊于对方，也未明言胜过对方。所谓“莫能判”，其实就是“固当不同”的代名词。

三、“题后答之”“裂作校纸”包含书法交流的诸多因素，“不重子敬”仅是谢安对待献之书艺的一个侧面

虞龢《论书表》有“谢安善书，不重子敬，每作好书，必谓被赏，安辄题后答之”的记载。在这段描述中，“题后答之”似乎成了“不重”的表现和证据。然而，《论书表》中同时又记载了“羲之常自书表与穆帝，帝使张翼写效，一毫不异，题后答之”〔11〕的轶事。皇帝对大臣的上表都能“题后答之”，谢安对子敬“好书”“题后答之”不足为怪，并不能说明不重子敬。

如果把“题后答之”视为一种交流方式，这一情况更为合理，因为只有原书批答圈圈点点，形象直观一目了然，最为便于探讨得失。谢安“学草，正于右军”，于王书精髓独有心得，法书跻身《晋贤十四帖》，米芾赞为“谢安格在子敬上，真宜批帖尾也！”或许正是由于唯有谢安见解精深，切中肯綮，是评鉴子敬的不二人选，子敬才“每作好书”屡送谢安，在期待“被赏”的同时，希望谢安指出不足，以利改进。

王僧虔《论书》云：“谢安亦入能流，殊亦自重，乃为子敬书嵇中散诗，得子敬书，有时裂作校纸。”〔12〕谢安为子敬书嵇中散诗，显然含有示范之意，应是一种书法交流，恰恰说明他并非不屑子敬之书 当时书艺远逊子敬者比比皆是，所以乃为子敬书诗者，自是因为其才可造，不同凡俗。

至于“有时裂作校纸”，既言“有时”，本来就是偶然事件。《太平广记》“孝武帝改治宫室及庙诸门，并欲使王献之隶草书题榜”的记载充分说明，献之才是当时公认的一流名手，在皇帝的心目中也是如此。谢安虽欲争胜毕竟不及，“殊亦自重”，以致“轻人”，一时愤闷将献之书作“裂作校纸”，也是不难理解的。

郑板桥戏言自创“六分半书”乃是因为“世人好奇”，“好奇尚异”乃是人们的普遍心理。恐怕正是在好奇心理的驱使下，由于献之书艺众人仰慕、曲高和寡，一片赞扬声中，谢安对献之书作称赏的一面被淹没，而批评的一面反而显得异乎寻常，被人们过分凸显和传播。而后世在“扬羲抑献”等时代风尚的引导下，所谓“不重子敬”的信息得到“偏爱”和宣扬，漠视了“以为万代宝”“公当胜右军”的极力赞赏，有意无意中掩盖、削弱了谢安对献之书法肯定、欣赏的另一面。

四、谢安对献之书法的评价和态度一分为二、动态多元，但肯定和欣赏是其最终倾向和主要方面

“羲之书，在始未有奇殊，不胜庾翼、郗愔，迨其末年，乃造其极”“二王暮年皆胜于少”〔13〕。献之比谢安年轻许多，早年书艺未精，自然不足与之抗衡，必然有一个差距由大到小、直至后来居上的曲折过程，谢安眼中的王献之亦将随之脱变、成长，评价相应变化、调整。对于王献之不同阶段、不同书体、不同水平的书法作品，谢安的评价和态度必然具有多元化、动态化的特点，“不重子敬”与“公当胜右军”就是谢安批评接受子敬书法的具体体现。

魏晋盛行品评之风，评价如何影响极大。当时谢安位尊名高，甚至可以“一言兴废”，他对裴启《语林》一书提出“都无此二语，裴自为此辞耳”的批评后，很快使得“《语林》遂废”。如果谢安果真不重子敬书法，自始至终一味贬低，以他的影响，当时献之书作不可能受到极度推荐。正如《魏晋书风》一书所言：“王献之成为当时继其父之后的江南书法高手，想必有谢安一份功劳。”〔14〕

另一方面，献之为人高傲率真，若谢安连他最为得意的书法才能也不看重，岂能对他礼敬有加，长期追随？更不会在谢安辞世“赠礼有异同之议”时上表力争，终使孝武帝“加安殊礼”〔15〕。

王献之与父比肩合称“二王”，上追钟张跻身“四贤”，在书史中享有崇高地位。“解书”“知人”的名相谢安十分欣赏献之其人，自不会轻视其书法，“以为万代宝”已见端倪，“公当胜右军”尤为铁证。

显然，所谓“不重子敬”仅是谢安不同阶段一分为二、辩证评价献之书艺的一个侧面，肯定和欣赏才是谢安对待献之书法的最终倾向和主要方面。

参考文献及资料

〔1〕潘运告编著《张怀瓘书论》，湖南美术出版社，1999年12月版，165页《书断中》

〔2〕唐房玄龄等撰《晋书》卷七十九，中华书局，1993年10月版， 2104-2105页

〔3〕〔4〕〔5〕卢辅圣主编《中国书画全书》第一册，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年10月版，252页，52页，38页

〔6〕唐房玄龄等撰《晋书》卷八十，中华书局，1993年10月版，2105页

〔7〕崔尔平选编、校点《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2007年12月版，124-125页

〔8〕南朝宋刘义庆著、南朝梁刘孝标注、余嘉锡笺疏《世说新语笺疏》，中华书局，2011年3月版，470页

〔9〕唐许嵩撰《建康实录》，中华书局，1986年版，336页

〔10〕南朝宋刘义庆著、南朝梁刘孝标注、余嘉锡笺疏《世说新语笺疏》，中华书局，2011年3月版，163页“刘孝标注”

〔11〕崔尔平选编、校点《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2007年12月版，55页

〔12〕〔13〕卢辅圣主编《中国书画全书》第一册，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年10月版，35页，39页，37页

〔14〕钱戈著《魏晋书风》，湖南美术出版社2006年版，116页

〔15〕唐房玄龄等撰《晋书》卷八十，中华书局，1993年10月版，210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