剖析中国历史文选的教材创新

《中国历史文选》或称《中国历史要籍介绍与选读》是高校历史系的一门基础必修课，又是一门工具课，地位十分重要。但该课程突出的特点之一就是教学内容覆盖面广，多学科的交叉重复较为严重。

它的要籍介绍部分与史学史、史学理论有关；文章选读的篇目一般按从古至今的时间顺序编排，无形中与中国古代史的教学有关；而讲解文章选读不能不涉及古代汉语，为了准确理解文意，它又必须介绍天文、地理、职官、避讳、姓名字号等文化史的内容。此外，该课程还涉及目录、版本、校勘等文献学的内容。因此，长期以来，学者们对《中国历史文选》的教学目的存在不同的理解，影响了教学水平的提高。笔者认为这是没有准确定位该课程在历史学科的地位，因而没能正确处理好同其他学科间的关系所致。

历史学是研究人类社会发展的具体过程及其规律性的科学。其主要任务是以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为指导，通过对历史现象的研究，揭示人类历史发展的本质规律。它的任何一个学科分支都必须服从于这个整体学科目标。

众所周知，研究历史必须以史料为基础。“研究必须搜集丰富的材料，分析它的不同的发展形态，并探寻出各种形态的内部联系。不先完成这种工作，便不能对现实的运动有适当的说明”[1]。所以，读懂和正确理解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关键。

为了引导学生读懂和正确理解史料，陈垣先生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在北京大学开设了“史学名著选读”和“历史名著评论”两门课程，大受学生欢迎。后来，他的弟子柴德赓将它们合二为一成《中国历史要籍介绍与选读》。之后，各高校陆续开设。

据刘乃和先生讲，陈垣先生开设该门课程的教学目的即在于“提高学生阅读古文能力”[2]。但如何理解这句话，不同的学者有着不同见解。“一是强调突出阅读的意义，充分肯定‘阅读’是达到教学目的的重要基础和前提，一是注意于‘阅读与运用’二者的并重，或者更强调最终的目的在于运用”[3]。前者强调字词句的识读；后者则认为能力的提高与否主要在于能否分析运用史料。

20世纪60年代初，周予同先生提出该课程“在于通过各种典型的历史作品，培养学生阅读并运用一般文言文史料的能力，也向学生介绍一点有关中国史料学和中国史学发展概况的常识”[4]。可以说这一观点是上述两种观点的综合，一度成为从事该课程教学工作者的共识。但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很多同仁感到这样做的结果是所涉范围太广，泛滥无归，无所适从，且与其他学科内容重复交叉严重，影响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笔者在十几年的教学实践中，对此也深有同感，为此也在作教学实践的改革尝试，取得了较好的教学效果。

笔者认为，提高阅读能力前提是要读懂史料。所谓读懂史料，绝不仅仅意味着对字词句的认识和理解上，而是真正理解一段文献的史料价值，并知道该段史料在历史研究中该如何具体运用。前者是基础，是手段，而后者则是最终的目的和归属。只有明了了教学手段和教学目的的区别和联系，才能明了不同学科间的关系，从而更好地服务于《中国历史文选》的教学实践。

一、《中国历史文选》与《中国史学史》

《中国史学史》是叙述中国史学自身发展过程及其规律的一门科学。通过本课程的教学，旨在使学生比较全面地认识中国史学不同阶段的状况和特点，掌握各个时代重要史学家及其史学思想，各种重要史书的特色、内容、编撰过程及其学术地位等基本状况；阐明中国史学的源流演进变化并揭示其发展规律，培养学生理论思维的能力，为其批判地继承祖国丰富的史学遗产，为从事相关学科教学和科研打下扎实的理论基础。

史学的过程和规律必然要通过具体的历史文献典籍来反映。因为，大凡历史文献典籍都会包含史学史的基本要素即史家、史书体例、历史观及史书评价。因此，系统介绍历史文献典籍的基本要素是《中国史学史》的基本内容和重点所在。

《中国历史文选》中要籍部分的介绍无疑也是通过具体的文献典籍予以展示，这就不可避免地与中国史学史的内容形成了重叠现象。所以，笔者认为，对于要籍的介绍应当是为了让学生进一步加深对选文的理解，因为，一段选文必然要受相应文献的主题思想的影响。因此，该课对于文献的介绍无需面面俱到，应根据不同的选文，有针对性地讲解一些有利于理解选文的内容则可。其他的则可交给《中国史学史》去解决。为此，我们经与《中国史学史》的任课教师商定，将《中国史学史》的开设时间提前于《中国历史文选》一个学期，这样，等讲授《中国历史文选》时，学生们已经对中国史学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对一些重要文献典籍也有了系统的认识，因而没有必要过多地重复，只需当作温习巩固的课堂提问加以处理。同时，有针对性地围绕有利于理解选文的要籍部分重点阐述。

例如，在讲《城濮之战》一课时，对于《春秋》与《左传》的关系，编年体的特点，《左传》作者的争论等不再过多纠缠，而是通过提问学生，重点讲解《左传》的史料价值，这对于学生理解城濮之战的时代背景及影响甚有好处。在讲《秦始皇本纪》的要籍部分时，重点突出“本纪”在纪传体史书的地和写法，这对于理解文中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的编排也颇有益处，其他部分则通过提问回答，让学生回顾温习。既节省了时间，又避免了繁琐，得到了学生的好评。

二、《中国历史文选》与《古代汉语》

《古代汉语》是中文系开设的一门基础必修课，也是一门工具课。有的院校历史系也加以开设。它的教学目的是“培养学生阅读古书的能力”[5]这与培养学生阅读和运用文言文史料的能力为目的《中国历史文选》非常相近。这就极易导致把《中国历史文选》机械地讲解成《古代汉语》而背离“运用史料”的终极教学目标。所以明确二者相近而不相同的关系十分重要。

无论“培养学生阅读古书的能力”还是“培养学生最终运用文言文史料的能力”前提都是要读懂文献，不能读，自然谈不上用。因而，掌握基本的字词句和语法是共同的要求。但是作为两门课程，其面向的对象不尽相同，侧重点也该有所不同。古代汉语在理论上、系统上和深度上要求更严。其终极目的在于批判地继承古代的文化遗产，推进现代语言的科学发展。包含的是文字、训诂、音韵、语法等内容。

而历史文选尽管也讲一定的理论知识，但目的是运用这些理论知识作指导，去解决在阅读文献中的实际问题，正确地理解文义，而无需过多地进行语法分析、语音解释。疏通文字只是分析运用史料的前提和手段。在此基础上，运用文献学、史料学等学科的知识综合去挖掘、鉴别、分析史料。

因此，在具体涉及到字词句的教学中，笔者一般采用对关键字词，尤其是古今意义差别较大而且常用的实词进行比较深入的剖析。从文字学或音韵学角度入手，分析其造字的本意，从而揭示其最基本的意义，然后分析其后来演变出的意思。

例如《牧誓》中“王朝至于商郊牧野”“朝”即是关键词，而它本身又有zhao和chao的音，读音不同，意义各异。从造字本意来看，“朝”从木从日从月，其本义为太阳光已经照到树的中间，但天空还有一轮弯月，一幅黎明时分的景象，故其本意当为“早晨”当读为“zhao”。古代大臣拜见君王多在早晨，故而引申为“朝拜”，朝拜君王的地方为“朝廷”，大臣故又称“朝臣”，一定的时期，大臣朝拜的是固定姓氏的君王，因而又引申为“朝代”，不同姓氏的君王意味着不同的朝代。

联系到上文“时甲子昧爽”天色朦胧的记载，该处当解释“早晨”，读为“zhao”。又如对“福”“富”字的解释，从造字结构看都含有“田”字，反映了中国人对幸福、财富的理解是和土地紧密相关，它是农业经济的反映。再如西域的“域”和国家的“國”为何皆与“或”有关？从文字学的角度看今之“域”即古之“或”，而从“喉呀声转”的音韵学规律看，“或”与“国”音近义通。另据《说文解字》“或，邦也。从口、从戈、以守一”，来看，口代表文，戈代表武。一则代表土地。外面“口”代表四方土地。以文武捍卫的四方土地就是“国”也即“或”。因此，西域即西或也即西国，西方的国家。诸如此类，通过一字的分析，即可让学生掌握确切的含义，加深对史料的理解，又可拓宽学生的视野，将零散的知识融会贯通，学生学习的兴趣随之提高。

对于词语的解释则强调一些常用的词法现象，特别是单音词与复音词变化带来的语义上的差异，如“衣裳”古代是上衣下裳，而今则是衣服的统称。再如“贫穷”古代经济上的拮据为“贫”，政治上的不得志为“穷”，而今则是专指经济上的困难。此外，对于一些词语在语句中位置作仔细推敲，确定其前后间的语境，力求体现史料的准确含义。如《出师表》中“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由于受西汉、东汉观念的影响，后人又习惯称西汉为前汉或先汉，东汉称后汉，因此大部分的解释本都将该文对比地解释为先汉和后汉。笔者有幸拜读过一位学者的大作，对此有新解：他通过对比诸葛亮文集，发现在诸葛亮的笔下从未将汉朝分为前后之说。因此，该文正确的读法是“此先”汉之所以……“此后”汉之所以……笔者深以为然。因为这也符合诸葛亮一心匡扶汉室的夙愿。并将这一由于词语搭配不当而造成的误解传授学生，引起极大反响，因为，来自全国各地的学生中学所学皆是传统解释。学生们因获得新解而兴奋，同时也认识到词语搭配对于理解运用史料的重要性。

至于语法，《中国历史文选》应当就古汉语中最常见的语法现象定期作总结，但不宜过细，以实用为主。如围绕《牧誓》中“惟妇言是用”引出常见的宾语前置的系列句型。围绕《城濮之战》中“曹人尸诸承上……为其所得者棺而出之”引出名词动用的常见类型等等，使学生简明扼要且系统地掌握常用语法，做到举一反三，从而提高阅读史料的效率。

三、《中国历史文选》与《中国古代史》

《中国古代史》是高校历史系最为重要的基础课之一，特别是在中国史的研究中占有绝对大的比例。而《中国古代史》的研究首先要面对的就是浩如烟海的古代典籍史料。以培养阅读和运用文言史料为目的的《中国历史文选》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为服务于中国古代史而开设的。二者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中国历史文选》掌握的程度直接影响到中国古代史的研究水平；中国古代史的学习又能为选文及典籍的理解提供历史背景。实践证明，愈是对中国古代史熟悉，就愈有利于对历史典籍的理解，反之亦然。因此，若能将二者的教学有机结合，就能互为表里，相得益彰。

所幸的是这两门课程的教学设计皆是按时间顺序安排的，这就为两门课程的配合提供了可能。当然，由于双方教学内容多寡不一，不可能做到完全合拍，但选取一些与中国古代史紧密相关的文章典籍，可以起到穿针引线，画龙点睛的作用。例如：中国历史有可靠文字记载始于商朝。关于商朝的历史，由于史料有限，古代史的论述也甚为简略，大多分商的兴起，盘庚迁都，武丁强盛，商的灭亡等几个环节。而《中国历史文选》多数版本的第一篇选文便是“武丁卜辞”。

其中“王大令众人曰协田”正说明了商人此时已由游牧经济转为农耕经济，“土方……邛方……”的记载说明了商朝北部边疆已与今内蒙古境内相壤，正好是古代史所讲的武丁强盛的有力注解。接下来的第二篇选文《牧誓》又是古代史中所讲的武王伐纣的详细记载。第三篇选自《诗经》的《七月》则是对西周时期劳动人民生产生活的真实记反映。接下来的《越王勾践灭吴》《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无疑是春秋战国纷乱动荡历史画面的缩影。《秦始皇本纪》的主要记载则完全是古代史中秦始皇加强中央集权措施的具体说明。如此等等，不一而论。

带着这种理念，笔者在教学过程中，通过提问、启发等方式有意识地将二者结合，学生感到古代史不再是空洞的说教，而是皆有所本；历史文选的讲解由于唤起了古代史的回忆而不再枯燥无味，收到了很好的教学效果。

此外，在文章选读部分，必然涉及到天文历法、姓氏名号、职官地理等诸多与文化史有关的内容，这就成为阅读史料的又一障碍，必须加以解决。笔者仿效王力先生《古代汉语》的做法，将选文所涉的读史常识以专题讲座的形式集中讲授，取得了事半功倍的效果。学生感到既解决了读史的困难，又获得了许多新鲜的知识，视野为之开阔，兴趣随之提高。

通过以上几个环节基本上解决了史料阅读的问题，为重点分析史料奠定了基础。但分析史料首先要考虑到该史料的可信度，这就又需向学生讲述一点校勘、辨伪等文献学的知识。但笔者以为，大凡入选教材的史料都是经过编定者精审的内容，应该没有问题。只需向学生强调在今后运用其他史料时一定要辨别其真伪，为此应当掌握一些文献学的知识，但这个任务留待大三大四开设的文献学课程加以解决。从而避免影响学生毕业论文的撰写。

总之，《中国历史文选》课作为历史学科的一门基础课、工具课，承担着为历史研究提供真实可信史料的艰巨任务，在这个过程中，又涉及到与诸多学科间的联系问题，只有理清它们之间的关系，明了各个学科的分工，才能有利于培养阅读和运用文言文史料这一最终教学目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