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心合一 舞动时空

舞蹈一方面充当了人类生物学意义上的肢体语言，另一方面填补了其他艺术所无法表达的个人情感和情绪的模糊地带，舞蹈还引发了其他艺术：乐、歌、诗、戏。故而称舞蹈为“艺术的母体”。

“艺术发生学”中曾有过一个精辟命题：舞蹈是艺术之母。艺术史的研究者发现，原始人最初的“乐”，是他们跳舞时的伴奏，人类祖先最初的“诗”，只是一些使人愉悦的声音的组合与反复，并不包括明确清晰的词意，而同时出现的手势和动作才更能说明问题。就连那些意义含混的“词”，也是为了舞蹈的需要逐渐增加进去的。无法遏止、无以表达的感情冲动使人们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就是说，舞蹈一方面充当了人类生物学意义上的肢体语言，另一方面填补了其他艺术所无法表达的个人情感和情绪的模糊地带，舞蹈还引发了其他艺术：乐、歌、诗、戏。故而称舞蹈为“艺术的母体”。

不同艺术之间的联系是微妙和显而易见的。关于艺术的分化被苏联学者莫・卡岗称为“原始艺术的混合性到艺术的现代系统”，在其巨著《艺术形态学》中有详细论述。

所以，众多艺术理论学者几乎不约而同地发现，在试图阐释艺术学领域一些形而上的问题时，舞蹈是最适合拿来做例子的一门艺术。我们熟悉的德裔美国哲学家苏珊・朗格在其经典之作《艺术问题》中便不厌其烦地拿舞蹈来说明一般艺术学中的一般规律。她从哲学角度对舞蹈艺术的探讨具有方法论价值，比如她说：“演员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创造出一个能够使我们真实地看到的东西，而我们实际上看到的却是一种虚的实体。虽然它包含着一切物理实在――地点、重力、人体、肌肉力、肌肉控制以及若干辅助设施（如灯光音响道具）等，但是在舞蹈中，这一切全都消失了。一种舞蹈越是完美，我们能从中看到的这些现实物就越少……所有这一切都是组成创造性形象的要素，它们本身不是天然的物质，而是由艺术家人为创造出来的。”这些论述不但适用于舞蹈，而且适用于一切“纯粹的艺术”。

舞蹈向我们展示了一种人类通过开发身心资源创造艺术作品的典型范例，这种创造力还恰当的延伸至周边事物，进而创造出更为丰富的艺术样式，这在卡岗的《艺术形态学》中被称为“人类艺术才能不满足于直接赋予人的那些可能性（不满足于人的自然语言――音响语言、口头语言和哑剧语言），而寻求认识和模拟精神生活的间接途径，这些途径能够以人造符号系统的中介形式，体现人本身固有的自然手段所不能够表现的主客体联系的那些方面”。

舞蹈艺术和音乐艺术的特殊性如出一辙，这两种艺术形式有着其他艺术所难以企及的自然性以及自然性的延伸形式（声乐延伸至器乐），音乐和舞蹈是人类最为古老的艺术形式，其发展始终伴随着人类整个文明的进程而从未间断过。它们是中华文化天人合一思想的最好注脚。在2011年最新公布的学科目录中，将音乐与舞蹈合并为一个一级学科的做法不无道理。当前中国舞蹈学学科建设的总体特点是：

第一，源流清晰。和其他艺术学科明显区别的一点是，舞蹈学的学科机构设置比较单一，学科传承源流清晰。众所周知，美术学科有中央美术学院、西安美术学院、广州美术学院等美院，音乐学科有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学院等众多布点。但舞蹈学只有北京舞蹈学院一家独大，其余综合性艺术院校尽管也有舞蹈专业，但基本上是以专业教学为主，并没有形成完整的学术研究基地，现实情况是：北京舞蹈学院和中国艺术研究院舞蹈研究所有着紧密的协作关系，中国舞蹈学研究的肇始者和传承者如吴晓邦、董锡玖、王克芬、彭松、资华筠、冯双白、罗斌、于平、欧建平、高历霆、谢长、宋今为等均出自这两个机构，他们引领着中国舞蹈学的学科发展趋势。

第二，视角多元。从事舞蹈研究的专家学者几乎都是从舞蹈实践入手的，他们大多有扎实的基本功训练，对身体语言、艺术表现有着自身独特的解读。实际上也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学者的研究才能做到“力从地起，由艺入学”，这是艺术学学科建设研究的一般范式。如冯双白从事中国古代乐舞思想史、近现代舞蹈史、当代舞蹈史及艺术思潮、舞蹈应用理论的研究；资华筠对舞蹈生态学、舞蹈编导学的研究；欧建平对舞蹈美学、中外舞蹈史、舞蹈批评学的研究；吕艺生对舞蹈哲学、舞蹈符号学、舞蹈接受美学的研究。这些学者的研究视角多元、思想深邃、方法独特，对我国舞蹈文化影响深远。

第三，术强学弱。相比于其他比较成熟的艺术门类之学科，舞蹈学给人感觉总是在舞蹈技法、舞蹈编导等实践领域有较大优势，但在学术研究上仍然任重道远，比如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文化中心，音乐剧、舞剧、芭蕾舞、现代舞演出接连不断，群众对舞蹈的热情持续高涨，但舞蹈教育始终停留在技法教育的水平，即使是一些专家、学者立足于哲学美学历史学等方法论领域所开展的舞蹈学学术开拓，这些成果与实际的舞蹈教学仍然是“两张皮”，舞蹈批评文章在各大媒体的艺术板块占比较低，舞蹈学术研究缺乏与舞蹈创作严密的学理过渡。

学科基础：艺术之母 民族之魂

20世纪50年代我国舞蹈学开始建立，这是在国家社会科学十二年远景规划下，以学科“分科”的思想而划分和界定的，中国舞蹈学的创建人吴晓邦先生，立足把舞蹈史研究作为舞蹈创作的一种素材来源，注重舞蹈史研究对于舞台创作的直接关系，更是由于30年代舞蹈界多受西方舞蹈的传入，受到芭蕾舞、现代舞的影响，热衷舞蹈向剧场艺术上的专门化发展，把舞与歌、与乐分家，将舞蹈从历史对象中的整体和综合形态中抽离进行较为单一和孤立地看待。从积极意义看舞蹈本体的价值得到发展，随着艺术分工的发展，“乐舞”逐渐分化并成为今天独立的音乐和舞蹈艺术。

在我国艺术学门类中，舞蹈学是较为规范的一个学科，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纯粹化”的艺术特征，使舞蹈学的学科特征非常明显。学科有多种含义，但在高等教育领域，主要指学术分类，指一定科学领域或一门科学的分支。学科是与知识相联系的一个学术概念。由于舞蹈学的理论建设相对滞后，使得舞蹈学知识结构的分科性较强，但跨科性较弱。这一点从北京舞蹈学院的学科专业设置就可以很明显地感到。其本科招生计划只有四个专业，舞蹈表演、舞蹈学、舞蹈编导和戏剧影视美术设计，但在进入学校后却分科为古典舞系、民族民间舞系、芭蕾舞系、编导系、舞蹈学系、社会舞蹈系、音乐剧系和艺术传播系。在硕士阶段尽管分工细化，有30个专业方向，但这30个专业方向在学科分类上是明显的四大分区，舞蹈史分区为中国古代舞蹈史、中国古典舞学创建发展史研究；理论分区为舞蹈美学、古典舞风格流派理论研究、古典舞道具服饰理论研究、民间舞风格流派理论研究等；应用理论分区为古典舞创作理论研究、舞蹈身体语言研究、舞蹈人体科学与训练学民间舞表演理论研究、欧洲宫廷舞和性格舞表演与教学理论研究等；跨学科分区为民间舞蹈文化、舞蹈与宗教、舞蹈心理学、舞蹈文献研究等。

第一，快速发展的中国舞蹈学学科呼唤更加科学化、差异化、多元化的学科发展环境。中国每个民族几乎都有自己独特的舞蹈文化，另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中国舞蹈学学科善于在中西对比中完善自己，这一点已经成为一种文化自觉。优越的发展环境使舞蹈学的理论研究不断突破固有藩篱，实现新的突破，例如舞蹈美学、舞蹈社会学、舞蹈符号学、舞蹈语言学、舞蹈心理学等许多交叉学科的出现都对舞蹈学学科产生重要推动力。另外，还有一些跨学科交叉学科不断出现，如舞蹈人类学、舞蹈生态学等。从不同学科原有的范式整合、创新下全面地了解一个主题，是当代社会科学学科扩展重要方法之一。比如通过人类学的视角去审视舞蹈，我们对舞蹈的理解就不是简单的直观形态的认识。现代社会日趋政治经济全球化，与此同时也滋生了文化、经济霸权主义，因此当今学界很多人呼吁要包容文化的差异性。对于舞蹈学而言，这方面的研究主要就要认同舞蹈的差异性、多元性，无论是“中心”的还是“边缘”的舞蹈都应该被认同。

第二，要进一步融入学科融合的知识潮流中去。学科发展其实质就是学科文化不断融合的过程，而学科文化的背后是不同的科学范式和知识潮流，有观点认为，人类社会成熟的学科都是经过历次交叉派生而实现知识的更迭和创新。舞蹈是一种社会现象，由于社会现象的复杂性，对于舞蹈学的研究就应该以舞蹈为主体，注重学科融合互通。比如，现代舞蹈教育所遵循的原理就是身心和谐的教育促进心理发展的原理。因此，在舞蹈教育学上就涉及心理学。舞蹈学科视角多元化就应该跨学科研究，建立新的学科体系。尊重文化的差异性，提倡文化平等、多元，建立本土舞蹈学科课程是现代舞蹈学科建设的重要任务之一。很多人以西方舞蹈界的评判标准维系着全球舞蹈文化的标准。这种文化中心主义和普世价值是建立舞蹈学科多元的极端，不是从西方“拿来”就是多元。无论是对于舞蹈鉴赏还是创作，我们的评判标准应该是多元与本土的结合。舞蹈教育课程伴随着学科的多元化走上了综合教育的道路，不仅音乐和美术开始有交叉，戏剧、舞蹈、影视等也进入了基础舞蹈课的教育课堂。对于高等的舞蹈课程安排就应该更加多元化，不仅包括上述的那些基础课程，还包括除了艺术学和美学之外的与之相关的学科。

第三，舞蹈学学科要更加注重实践能力和一专多能的培养。在教育改革前，我国高等教育将知识传授作为决定因素，以学生学习文化知识的多少和深浅来评价学生的素质和教师的教学质量的高低。传统本科人才培养体系主要是实行精英教育，加强理论型、科学研究型人才的培养力度，注重舞蹈学专业基础理论知识的传授，注重拓宽学科基础、扩大专业课程的内容，而忽视了舞蹈学实际的教学课程的内容与社会实践之间的差距，忽视了学生自身的发展需要，实践课程也就变成了理论课程的附庸，没有专门的实践理论课程的成熟体系，使学生实践能力低、社会创新能力与创新意识不足。如杨云就认为，当前的舞蹈教育存在三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一是课程设置同质化。地方院校在设置舞蹈课程时，往往趋同，不外乎舞蹈史等课程，没有体现各个院校的教学特色以及学科优势，只是以北京舞蹈学院的课程为标准。二是专业设置模式化。这个专业设置是否必须按照教育部要求去做，不得而知。但就目前各院校所设置的专业来看，大都是舞蹈表演与教育方向、舞蹈编导方向，没有体现地域性或民族性，使得舞蹈教育雷同化，因而在创作方面也是雷同化。三是教学内容标准化。艺术是很难用标准来衡量的，舞蹈专业的设置同样要根据不同院校的学科优势和地方文化特色，例如回族地区的舞蹈、塔吉克族的“鹰舞”都是该民族独有的艺术形式，应该作为地方的艺术专业继续传承下去。中国有丰富的民族资源和各具特色的地域文化，在舞蹈艺术方面应该体现多元化的发展。

第四，要更加重视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越是全球化，越应该民族化。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对于舞蹈学的学科建设更应博纳中西方优秀文化，以多元的视角建立学科分支，填充当前的学科空白。多元互补、融会贯通是当代舞蹈研究的主题。尊重文化、保持传承、融合事实才能适应本土舞蹈文化发展，舞蹈学科的发展也才会更加健全。因此，在学科的建立和学术研究上我们不仅要有“范式的转换”的与时俱进，也应该有因地制宜的地方化特点，不能一味地模仿别人，要尊重文化的差异性，提倡文化平等、多元。如果以民族、国家为单位，对内我们应该尊重各少数民族的舞蹈文化并设置相关课程，对外我们应该根据自己文化设置与之相适应的学科。

此外，针对当前我国舞蹈学学科方向存在的问题，罗斌指出，重器轻道，顶层设计缺少理性高度；重术轻学，教育理念缺少认知力度。前者，问题在于：没有把舞蹈作为一种文化事象来认识与对待，也没用真正把舞蹈作为一种完整的艺术或艺术学科来理解与把握，过多用力在教学实践的操作层面，追求一事物的表象或浅在认识，满足于搭建（尽管已搭建60年了，依然不懈）而忽视其机理的探究，更不屑说深层、细节的观照与挖掘了。与前者相依的后者，问题在于：长久以来，中国职业艺术教育的通病――“重术轻学”――同样弥漫于舞蹈教育。只注重身体机能、技能的训练，以技术价值取代其他，将艺术的完整概念肢解为相对简单的技术培养。客观上，中专乃至大专的教学目标尚可如此界定（即使这是不完善的），但高等教育仅仅以此为诉求，就是大大的误区了。高等教育一定是学科教育，不可以是低端的“术科”教育，那样会从根本上消解高等教育的意义，更对舞蹈学的学科建设不利，使之永远徘徊于初级运行的学术位置，构不成真正意义上的学科档次，影响学术的认识程度和必须阐发的学术力度。